文/吕永亮

金石气与庙堂气，本有深层因果。《毛公鼎》《散氏盘》《石鼓文》，皆为周室重器、王朝典章，所载为祭祀、盟誓、纪功之文，非寻常笔墨，故而归于庙堂文化。庙堂重庄严、正大、肃穆、雄浑，日久沉淀于笔墨之间，便成金石气——苍厚、古拙、涩辣、如铸如凿。可以说，庙堂为体，金石为用；庙堂为根，金石为貌，二者一脉相承，并非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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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卷气则多出于魏晋以降文人笔墨，以二王体系为核心，重韵致、尚清雅、讲才情、求温润，是士大夫胸中学问、襟怀修养流露于笔端，故以清雅、淡远、含蓄为上。

而所谓下品诸气，如匠气、俗气、江湖气、粗野气、市井气等，并非今世独有，自古便已存在。只是古人法度森严、取法谨严，此类气息多被压抑、不登大雅；今世风气开放、标准放宽，种种杂气便纷然杂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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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多标榜“创新”，实则大多未出古人藩篱，不过是在古人已有的风格、技法、面目里拣择取舍，如同走进杂货店，各式小商品琳琅满目，看似花样繁多，实则皆有源头，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开宗立派。

真正懂“气”、懂格调之人，评判当今名家，常有“取法不高古”之论，其依据正在于此：一看所师者何代、何碑、何帖，是庙堂重器、经典法书，还是近世俗格、江湖流弊；二看笔下是正气、古气、雅气，还是浊气、习气、巧媚之气；三看格局是正大、宽博、高远，还是局促、纤巧、鄙俗。取法乎下，其气自俗；取法不古，其格自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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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浅见，今人若想突破古今诸多风格气场的重围，一味在点画、造型、墨法上求变，已难有大作为。真正的突破口，当在章法——古人未尽之章法、未尽之格局、未尽之开合疏密。古人一生亦在章法中求索，从布白、行气、错落、虚实，到通篇气象，从未停止突破。今人若能于章法上另开格局，于整体气象上直追三代庙堂，方能跳出杂货铺式的“伪创新”，真正走出一条高古、正大、属于自己的书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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