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7日拂晓，黄浦江雾气未散，船笛和枪声此起彼伏，上海正在度过最后一个属于国民党的黎明。这天黎明前的灯火，将一个纱厂少东家的思绪也彻底点亮——荣毅仁倚在自家阳台，望着江面上浮动的红旗和星光，心里只有一句话：去还是留？
倒回三个月前，同样的江风，却吹不散他的迷惘。4月初，父亲荣德生在无锡放出“绝不离乡”的消息，和那些忙着往香港、曼谷装箱运机的商界同侪判若两人。德生老人的脾气上海滩谁不清楚？不愿背井离乡，更不想把民族工业的根须连根拔走。荣毅仁明白父亲的苦心，但他同时也知道，自己才是这家庞大企业未来的舵手，一旦判断失误，后果不堪设想。
更糟的是，5月初的那张传票像利刃悬头。国民党检察处给他扣的“霉粉卖军”罪名，可笑却致命，只要一次庭审，一切家业都可能被掏空。为保平安，他被迫塞出十根金条、五千美金，这笔封口费等同一条逃生船票。谁料5月25日上海炮声大作，法庭关了门，传票成了废纸；命运骤然拐弯，他忽然看见另一道出口。
就在这两天，街头巷尾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灰呢军装、草绿色挎包、席地而卧，油锅贴面不留一星浮油。弄堂口的不少老阿姨尝试送茶送点心，一律被谢绝，理由只有一句：“纪律。”荣毅仁亲眼看过，车子开到浦东大楼附近，一个警戒兵拦车客气得近乎生疏：“前面还有战斗，请回避。”短短一句，令他回程途中愣神良久——这和常年勒索的宪兵完全是两码事。
然而，仅凭街景还不足以让资本家下注。6月2日的请柬才是真正分水岭。发柬人是新组建的上海市军管会，地点在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四层。午后一辆辆“雪佛莱”“奥斯汀”尾气翻滚，把外滩的石阶熏得发黑，车里坐的都是上海滩最老练的鼻子，他们能闻出任何风向，却没人能判断共产党要端出什么菜。
大厅里，华灯不亮，只开了几扇窗。一个中等身材、布鞋布袜的军人快步走到桌前，先自报家门：“各位朋友，我叫陈毅，现任上海市市长。”一句“朋友”，让在座的洋服革履忍不住对视。陈毅随后用四川腔接连抛出几句话：“上海要复苏，设备、工人、资金一样都不能少。私人企业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会没收，也不许破坏。各位只要守法纳税，政府保你们安心生产。”
短短二十多分钟，信息量巨大，却说得像家常。荣毅仁坐在第二排，额头汗意慢慢退去。他最在意的是“尊重产权、鼓励经营”八个字，而那一声“不会没收”，等于当场撕毁了逃亡计划书。座谈持续近三小时，气氛越来越热络，有老板禁不住低声嘀咕：“听他这么讲，咱们还跑啥？”荣毅仁没接口，只把手里的铅笔旋得飞快，心里却已经有了底——留守，复工，招回在港的妻儿。
会后第三天，荣氏纱厂机器重新轰鸣。原先涣散的挡车工、挡车女工重新排队点名，仓促起步却井然有序。有人悄声问他怕不怕政策变脸，他只答了一句：“信人，还是要看初次见面的那双眼睛。”随后签下第一批棉花采购单，帐面资金所剩无几，却赌的正是那句“不会没收”。
夏去秋来，工厂整顿初见成效。年底，上海市委对为稳住经济作出贡献的企业家进行表彰，荣毅仁名列其中。他受邀赴京，第一次步入中南海。宴席上，毛泽东亲切寒暄：“你们的机器转得怎样？”朴素一句，抵得上千言万语的担保。那顿饭之后，荣毅仁更坚信，留下来是一条可走且必须走的路。
1957年，他被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这时距离那场“面粉案”仅八年，世事之变令人咋舌。荣毅仁并未把注意力放在头衔上，他更在意的是纺织设备国产化、本币结算、技术人才培养等一件件细活。几年下来，上海纺织系数提升，外汇节省数字被写进了工业部的年报。
1979年，邓小平一句“要办家大公司”，把七十开外的他重新推上前台。中信公司由此诞生，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记者问他创业初衷，他笑言：“还是当年陈市长那句，我们要把生产恢复起来。如今换成市场经济，我就把企业做到世界去。”
回头看，荣毅仁的抉择并非一时冲动，也不是冒险孤注。他见过国民党末路的苟且，也亲历解放军进城时的克制与清朗；他在陈毅的讲话里听出真正的保障，更在后续的实践中一次次得到验证。对商海沉浮数十年的他来说，这些远比一纸通行证、几船机器更具分量。
有人评价他是“红色资本家”，这个称谓或许可圈可点，却恰恰揭示了1949年那场选择的实质——当民族与时代给出新的坐标，个人的成败荣辱便紧系国家的方向。荣毅仁留在上海，是因为看见了规则，也因为心中那份改造旧世界的冲动终于找到了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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