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这1935年的6月份，中央红军走到了川西的毛尔盖。
那地方，怎么说呢，天高云淡，空气稀薄得跟啥似的，走两步就喘。
最要命的是，没吃的了。
红军这支队伍，从江西出来，打过湘江，绕过贵州，什么硬仗没见过？
可这会儿，肚子这关是真的难过。
战士们饿得前胸贴后背，眼睛里都冒绿光。
整个队伍里头，就跟一口高压锅似的，盖子底下憋着一股劲儿，说不上什么时候就得炸。
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一声枪响，把所有人都给震懵了。
开枪的是自己人，被打死的也是自己人。
死的是个叫贺敏仁的小战士，才十七岁，还是个司号员。
下命令开枪的，是红一军团第一师的政委，叫黄甦。
这事儿最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这贺敏仁，是毛泽东的夫人贺子珍最疼爱的亲弟弟。
自家人毙了自家人，还是领袖的亲戚，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这事儿咱们得从两头说起。
先说说这贺敏仁。
他1934年跟着大部队走的时候，才十六岁，搁现在，就是个高中生，一脸的稚气。
他是怀着一腔热血来干革命的，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长征路上的苦，是他想都想不到的。
到了毛尔盖，部队断了粮，能吃的树皮草根都给薅光了，战士们连牛皮带都煮了吃。
贺敏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得实在受不了了。
人饿急了眼，脑子就容易犯浑。
他瞅见不远处有座喇嘛庙，看着挺清静的。
一个念头就冒了出来：庙里头，会不会有喇嘛留下来的吃的？
比如糌粑、酥油什么的。
这念头一起，就跟长了草似的，再也摁不下去了。
他不知道，自己这一步迈出去，就再也收不回来了。
红军进藏区之前，上头是三令五申，下了死命令的：必须尊重当地藏民的风俗习惯，不准拿群众的一针一线，特别是喇嘛庙，那是人家的圣地，绝对不能乱闯，里头的东西更是一根毛都不能动。
这不光是纪律，这是红军能不能在藏区活下去的根本。
可贺敏仁那时候饿昏了头，哪还想得了那么多。
他摸进庙里到底干了啥，后来说法不一。
但很快，他就被人给告发了，告发的罪名可不小，说他不仅擅闯喇嘛庙，还偷了上千块银元。
这消息传到师部，跟扔了颗炸弹没啥两样。
接状子的，正是师政委黄甦。
黄甦这个人，你得了解一下他的过去。
他是广东人，1908年生的，家里是唱粤剧的。
可他这人，半点没有梨园子弟的温和劲儿，骨子里全是烈火。
他闹革命，那履历都是用命换来的。
早年在省港大罢工里当纠察队长，后来参加广州起义，是敢死队的头儿。
在香港搞地下工作，也是刀尖上跳舞。
他亲眼见过太多次，就是因为队伍里纪律一松，人心一散，最后满盘皆输，同志们血流成河。
所以在他眼里，纪律这东西，比天还大。
尤其是在毛尔盖这种地方，部队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人人心里都长了毛。
这时候要是出了个破坏纪律的口子，哪怕就一丝丝，都可能马上引起兵变，整个队伍就散了。
所以一听贺敏仁这事儿，黄甦是火冒三丈。
有人在一旁小声提醒，说这贺敏仁是贺子珍的弟弟，你看是不是能从轻处理？
黄甦一听更火了，当场就顶了回去：“红军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
别说是贺子珍的弟弟，就是天王老子的儿子，犯了纪律也得一样办！”
他心里跟明镜儿似的，这时候要是搞特殊，讲情面，那他这个政委以后还怎么带队伍？
这支部队的魂儿就散了。
那会儿的形势，根本没时间给你搞什么详细调查、开庭审理。
黄甦认准了“乱世用重典”这个理，当机立断：为了稳住军心，必须马上枪毙贺敏仁，以儆效尤。
枪声在荒凉的高原上响起，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
可事后，战士们去收拾贺敏仁的遗物，翻遍了他那个破旧的小背包和一条军毯，别说上千块银元了，连一个铜板都没找着。
这事儿办的，从程序上说，确实是太草率了，是个错案。
但在当时那种快要崩盘的局面下，这一枪下去，确实起到了作用。
队伍里那些抱怨的、动摇的声音，一下子就没了。
所有人都看见了，这纪律是铁打的，谁也别想碰。
这支快要散架的部队，又重新拧成了一股绳。
消息传到贺子珍那里的时候，她自己也正从鬼门关前打转回来。
就在不久前，为了掩护战友，她被敌机扔下的炸弹炸得浑身是伤，身上留了17个弹片窟窿。
当时没麻药，几个战士死死按住她，医生硬是用刀子把她肉里的弹片一块块往外剜。
那种疼，让她昏死过去好几次。
身体上的伤还没好利索，亲弟弟的死讯就跟一记重锤，狠狠砸在她心上。
她当时就崩溃了，抱着被子放声大哭。
那是她最疼爱的小弟弟，跟着她出来革命，结果没死在敌人手里，却死在了自己人的枪下。
可哭完了，贺子珍做了一个决定。
她擦干眼泪，跟身边的人说：“这事，先别告诉润之。”
她太清楚毛泽东那时候肩上担着多大的担子了，整个中央红军几万人的性命，全在他一个人脑子里。
要是为了自家的这点事去分他的心，万一出了岔子，那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后来她自己也说过，一家人干革命，妹妹被敌人杀了，弟弟又死在自己人手里，心里能不痛吗？
但那是战争时期，是红军生死存aj紧要关头，个人的事再大，也得先放一放。
这个女人，把眼泪留给了亲情，把沉默献给了大局。
而那个下令开枪的黄甦呢？
他的命运也很快走到了头。
红军到了陕北，黄甦并没有因为“错杀”贺敏仁这事儿受到什么处理。
在那个一切为大局着想的年代，他的“冷酷”，被看作是保住了部队的纪律，是立了功的。
1935年11月，直罗镇战役打响，这是红军在陕北能不能站住脚的关键一仗。
黄甦主动请战，带着他的部队冲在了最前面。
战斗打得异常惨烈，他像头下了山的猛虎，领着战士们一遍遍地往敌人阵地上冲。
11月21号，在抢一个山头的时候，一颗子弹打中了他。
这位年仅27岁的师政委，倒在了陕北的黄土地上。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对革命的忠诚。
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在开总结会的时候，专门提到了黄甦，评价很高。
他说，我们的牺牲是为了解放全天下的工农，黄甦同志是中央委员，他的牺牲是有重大意义的。
一直到这个时候，贺子珍才把弟弟贺敏仁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毛泽东。
毛泽东听完，半天没说话。
他没有去骂黄甦，也没有说要给贺敏仁平反。
因为他比谁都明白，长征那段路，能支撑着队伍走下来，靠的就是两条腿，一条是理想信念，另一条，就是这铁打的纪律。
黄甦的那一枪，对贺家来说，是天大的悲剧。
但对当时那支濒临绝境的红军来说，却像一针强心剂。
毛泽东说黄甦的牺牲有意义，不光是指他战死沙场，这里面也包含了对他用铁腕手段维护纪律，保住革命火种这种复杂行为的一种肯定。
贺敏仁，一个饿坏了的少年，因为一念之差成了纪律的祭品。
黄甦，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用别人的命和自己的命捍卫了他信奉的原则。
一个冤死，一个战死，两个年轻人的命运，就这样交织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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