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当解放军的炮声在兰州城外响起时,号称要与兰州共存亡的“西北王”马步芳,其实人早就不在城里了。

他把自己敛来的金银财宝装了好几架飞机,先一步飞到了重庆,留下他的儿子马继援和一众被他煽动起来的士兵,去守那座他口中“攻不破的铁城”。

他说,要让彭德怀的兵在兰州城下血流成河。

他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血确实流成了河,但其中大部分,是他马家军的血。

这场血战的核心,不在兰州城里,而在城南一座不起眼的山头上——沈家岭。

谁能想到,整个大西北的命运,最后就压在了这么个光秃秃的山包上,压在了一个名叫王学礼的解放军团长和他那1500名士兵的身上。

一、一根啃不动的骨头和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

时间回到1949年的夏天,整个中国都快打完了,就剩下西北这块硬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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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在大陆的盘算基本上全盘落空,唯一的指望就是马步芳和他的马家军

这帮人可跟国民党中央军那些一触即溃的部队不一样,他们是统治青海、甘肃几十年的土皇帝,士兵大多是本地人,被宗教和家族势力捆绑着,打起仗来不要命,出了名的凶悍残忍。

马步芳把自己的老巢兰州经营得像个铁桶。

兰州这地方,黄河从中间穿过去,南边是连着的一片山,地势险要。

马步芳花了大价钱,请了德国顾问,在南山搞了一条防线。

这条防线,从东到西,营盘岭、沈家岭、狗娃山,一个山头连着一个山头,碉堡、暗堡、战壕挖得跟蜘蛛网一样,机枪口、炮口全都算好了射击角度,互相掩护,没有死角。

他把他最能打的部队全塞了进去,对外放话:彭德怀想拿下兰州,除非拿人命来填。

对于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来说,这事儿没有商量的余地。

西北不解决,全中国就不算解放。

马步芳这颗钉子,必须拔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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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怎么拔?

硬攻,伤亡肯定小不了。

8月21号,一野试着打了一下,结果碰了一鼻子灰,伤亡不小,阵地却没拿下来。

马家军的士兵仗着工事坚固,嗷嗷叫着往上反扑,甚至抱着炸药包冲出来跟你同归于尽。

彭德怀知道,这一仗不能再拖,更不能打成消耗战。

他重新调整了部署,把所有能调集过来的炮火都集中起来,准备用绝对的火力优势,先把马家军的乌龟壳给砸开。

而砸开这乌龟壳的锤子,就是第四军。

第四军的任务,是直取沈家岭和狗娃山。

沈家岭,就是这条防线的命门,像一把刀尖顶在兰州的脑门上。

拿下它,兰州城就等于脱光了衣服,再无险可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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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最要命、最艰巨的任务,落到了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的肩上。

团长,王学礼。

王学礼是个老革命了,陕西清涧人,15岁就参加了红军。

从陕北的黄土地一路打出来,什么硬仗没见过。

可他心里也清楚,眼前这场仗,跟他以前打过的任何一仗都不一样。

对手不是那些打几下就跑的国民党兵,而是一群被洗了脑的亡命徒。

阵地也不是几条土沟,而是一个用钢筋水泥和人命堆起来的堡垒。

但他没有选择,军令如山,沈家岭必须拿下。

二、十四个小时,从活人到尸体堆成的山

8月25日凌晨5点55分,天还是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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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红色信号弹蹿上天,紧接着,上百门大炮同时开了腔。

整个兰州南山地动山摇,炮弹带着尖啸声,成片成片地砸在沈家岭上。

泥土、石块、还有人的残肢断臂被炸得飞上天。

炮火准备了差不多二十分钟,炮声一停,王学礼拔出枪,嗓子都喊哑了:“同志们,冲!”

一千五百多号人,像潮水一样涌向沈家岭。

最开始还算顺利,炮火把第一道战壕炸得稀巴烂,战士们冲上去没费多大劲。

但很快,他们就撞上了硬茬。

马家军从那些没被炸毁的地堡和暗道里钻出来,机枪、冲锋枪、手榴弹,像下雨一样泼过来。

沈家岭的山脊很窄,根本展不开队形,冲上去的人挤作一团,成了活靶子。

一排排的战士倒下去,后面的人踩着前面人的身体继续往上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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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很快就搅在了一起,在战壕里、在弹坑里,用刺刀捅,用枪托砸,没武器了就用石头砸,用牙咬。

300多米长的一段山路,铺满了尸体,血把黄土都染成了暗红色,分不清是敌是友。

空气里全是硝烟和血腥味,呛得人喘不过气。

王学礼就一直在队伍的最前面。

他个子不高,但嗓门大,手里端着冲锋枪,哪里打得最凶,他就往哪里钻。

他知道,这种时候,指挥官要是往后缩,那这仗就没法打了。

他带着一个突击队,硬是冲上了一个小高地,刚想喘口气,敌人一个反扑又上来了。

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胳膊,血一下子就流了出来。

卫生员跑过来要给他包扎,被他一把推开:“别管我!

先给重伤员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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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把主峰拿下来!”

战斗就这么拉锯着,一寸一寸地往前挪。

一个连打光了,预备队就顶上去。

营长牺牲了,连长就自动接替指挥。

三营营长王友才,带着人冲锋,胸口中弹,肠子都流出来了,他硬是把肠子塞回去,继续往前冲,直到牺牲。

整个三十一团就像被扔进了炼钢炉,每个人都在用命去拼。

从天亮打到天黑,整整十四个小时,枪声就没停过。

三、最后的冲锋和倒下的团长

下午四点多,战斗到了最要命的关头。

三十一团的人已经打得差不多了,能动弹的不到三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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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沈家岭的主峰还在敌人手里。

王学礼把身边剩下的警卫员、通讯员、炊事员,所有能拿枪的人都集合起来,准备做最后一搏。

他提着枪,站在一块大石头上,对着身边浑身是血的战士们喊:“同志们,我们是英雄的三十一团,今天就是死,也要死在主峰上!

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冲啊!”

就在他振臂高呼的时候,对面一个隐藏的地堡里,一挺机枪响了。

几颗子弹,不偏不倚,全打在了王学礼的胸口上。

他身体晃了一下,像一棵被砍倒的树,直挺挺地倒了下去。

倒下前,他手指着山顶的方向,嘴里还在念叨着:“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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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上去…

团长的牺牲,就像一桶油浇在了火上。

剩下的战士们眼睛都红了,他们嘶吼着“为团长报仇”,端着刺刀,抱着炸药包,疯了一样冲向敌人的阵地。

这一次,马家军再也挡不住了。

傍晚时分,三十一团的红旗,终于插上了沈家岭主峰。

但打下阵地的战士们,却没人欢呼。

他们看着满山的尸体,看着倒在血泊里的团长,一个个都哭了。

战前1500多人的一个主力团,打到最后,还能站着的,只剩下170人。

在沈家岭,和王学礼一起倒下的,还有三十团政委李锡贵、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等等一大批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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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兰州战役,一野伤亡了八千七百多人,光是在沈家岭和狗娃山,第四军就付出了近三千人的代价。

彭德怀在战后的报告里写道:“兰州一战,第四军打得最艰苦,伤亡也最大。”

兰州城解放后,马步芳在重庆听说了沈家岭失守的消息,他知道,一切都完了。

他带着搜刮来的财富,坐着飞机逃到了国外,再也没有回来。

那面插上沈家岭主峰的红旗,是用一个团的覆灭换来的。

那场胜利,是无数个像王学礼一样的普通士兵,用自己的命换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