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斗争
刘德胜 王定国 武 杰
经过严冬的人，知道春天的温暖；走过夜路的人，珍惜星月的光亮。我们是在旧社会苦海里泡过，在党的哺育下成长的“红小鬼”，经过西路军英勇悲壮战斗历程的严峻考验，使我们更加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
长期革命斗争的实践，还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消灭敌人打胜仗，是革命战士的最大快乐；而脱离党的组织，失去党的领导，则是共产党人的最大痛苦。我们在西路军的一段经历，就饱尝了这方面的痛苦和辛酸。
一
1937年3月初，西路军在梨园口、康隆寺战斗后，部队被敌冲散，很多同志先后流落到张掖南山一带。在那里，同志们饥寒交迫，处境十分艰苦：有的惨遭敌人活埋、杀害；有的负伤被俘，关进监狱；有的送进“补充营”，受劳役之苦；有的流落街头，沿门乞讨；有的女战士被弄到青海，强迫配给敌军官兵为妻……但是，经过长征锻炼的共产党员和红军战士，在强敌面前不低头，不屈服；在困难面前不气馁，不叫苦。千人万人一个信念：一心向党，革命到底！千难万险一个目标：坚持斗争，团结胜利！
甘州是甘肃张掖县的县城，当时国民党马步芳部第一OO师三O0旅旅长韩起功的司令部，就驻在这里。甘州城里有一个骆驼店，关押着20多个被俘的红军战士。一天，韩起功的“补充营”来骆驼店挑兵，一共挑了三个人，其中一个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五团九连连长刘德胜，他是在祁连山掩护左支队领导同志突围后，滚下冰河负伤被俘的，敌人把他从花寨子押到甘州，关在骆驼店里。
刘德胜来到“补充营”，被编在一连一班。过了半个月，刘德胜的左脚枪伤因感染发炎，又患上了关节炎，经营长批准，到伤兵医院住院治疗。在伤兵医院里，刘德胜可以拄着双拐到处转悠。有一天，刘德胜遇见了邱均品和蔡文良二位同志，他们原来在西路军电台工作，失散后被俘，后被分配到韩起功部队的电台工作。刘德胜早就认识他们，战友相见格外亲，从此经常来往，互相鼓励。他们在一起谈论最多的是建立党的地下组织，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争取早日找到红军、找到党。
当年6月初的一个傍晚，刘德胜、邱均品、蔡文良等同志来到福音堂医院附近的芦苇塘边，三人秘密商谈，成立了地下党支部，推选刘德胜任书记，邱均品任组织委员，蔡文良任宣传委员。党支部成立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扩大组织，团结同志，营救西路军失散人员，送回延安去。
党支部成立不久，邱均品与王定国同志、武杰同志取得了联系。王定国原是西路军总部前进剧团的，她和孙桂英一起，被马步芳的骑兵抓到青海西宁，又从西宁押来甘州，放到韩起功的剧团里。武杰同志原是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的参谋，石窝会议后被编到二六八团三连当战士，失散后率领20余人在祁连山里打游击，出山时被民团抓住，5月初送到甘州，关在骆驼店里，后被编入“补充营”，不久又调进韩起功的参谋处当勤务兵。因为他的年纪小，都叫他“共产尕娃”。
为了扩大党的组织，地下党支部进行了分工：“补充营”和电台的党员，由邱均品联系；张掖看守所的党员，由王定国联系；韩起功司令部和张掖县邮政局的党员，由武杰联系；流落失散在甘州城的党员，由刘德胜联系。在甘州城的街道上，武杰先后与寇惠民、李心政、李传珠、李学儒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后来成立了街道临时党支部，李心政同志任书记；在敌人的修械所里，联系了汤利仁、袁清平、李绍海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小组，汤利仁同志任组长；王定国以做衣服为名，与胡嘉滨同志取得了联系，还与在街道上流浪的周强、黄志亭、刘克先同志也接上了关系。这样，党支部很快联系了20多个党员，使张掖地下党组织有了一定的基础。
二
我们支部了解到，张掖看守所里关押着刘瑞龙、魏传统、董光益、刘静生、袁正明、徐宏才、张玉清、惠子明等八名红军干部，他们建立了秘密党支部，由刘瑞龙同志任书记，魏传统同志任党支部副书记。
7月的一天，张掖县县长马鹤年突然来到韩起功的剧团里，见了红军女战士王定国、孙桂英、徐世淑、陈桂兰、蔡德珍等同志。他对王定国等同志说：“红五军打高台时，是我开城门迎接红军进城的，我是高台县县长，归甘肃省管辖，不属马家军管。你们的董振堂军长、杨克明主任待我很好，把我释放出来，现在我要设法优待你们。”后来经王定国等同志了解，才知道马鹤年说的是实话，马鹤年获释后，甘肃省政府又任命他担任了张掖县的县长。
过了几天，马鹤年又找到王定国等同志，并介绍说：“我在大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关系。我是真心实意拥护红军和共产党的。”王定国借机说：“欢迎你常来，希望你能为我们做点好事。”不几天，他又来到剧团，对王定国说：“我们县的看守所里关押了几位红军干部，是马家军打仗俘虏来的，我对这些人好，但就怕他们发现了找我的麻烦。”王定国一听，非常高兴，便接着马鹤年的话茬说：“我有个舅舅被马家军俘虏了，不知道在不在你们的看守所里。”马鹤年说：“你去看看，注意不要被马家军发现了。”王定国又问：“我们去找谁呀？”马鹤年爽快地说：“有个看监的老头，姓何，你去找他。”
第二天上午，王定国和孙桂英来到看守所，看监老头问：“你们找谁？”王定国回答：“看我舅舅。”“你舅舅姓什么？”“姓李。”老头转脸喊到：“你们谁姓李？出来！有人看你们。”刘瑞龙（化名李占魁）同志拖着沉重的脚镣，哗啦哗啦地走了出来。看监老头喝问：“是不是他？”王定国立即回答：“就是他。”王定国同刘瑞龙进行了交谈，刘瑞龙同志说：“大家坚信党，坚信红军会来救我们，就是饭吃不饱，体质弱。”王定国听了，心里十分难受，回来后向支部委员邱均品作了汇报。
经过党支部研究，进一步做马鹤年的工作，争取改善看守所同志的生活。有一天，马鹤年带领监狱长到看守所看望了八名红军干部，他对这几位干部说：“现在要打日本了，国家需要人才，你们将有大用。”又向监狱长交代：“听说他们饭不够吃，可以把粮食分给他们自己做。”后经秘密党支部讨论，决定由惠子明和徐宏才同志做饭，监狱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此后，马鹤年还派人到看守所给同志们理了发，同志们自由活动的范围也扩大了。
三
1937年7月下旬，谢觉哉同志担任了中央驻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党代表，他和彭加伦、朱良才、伍修权等同志一起，为营救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做了许多工作。
经吴波和张文彬同志介绍，谢老认识了高金城先生。高金城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是党的忠诚朋友。他早年担任过冯玉祥部队的军医院院长，后又在兰州办过福陇医院，在甘州办过福音堂医院。8月1日晚上，在兰州五泉山，谢老与彭加伦、朱良才同志一起，找高金城先生谈话，请他去甘州，与张掖地下党支部取得联系，寻找陈昌浩同志和收容西路军被俘、失散人员。高金城欣然接受了党的委托，谢老派红军干部蔡光波同志同去张掖，开展工作。
高金城先生来到甘州，以基督教办慈善事业为掩护，在国民党上层人物中积极活动，被甘肃省政府任命为甘肃省甘凉肃抗敌后援委员会主任。他拿着省政府的介绍信，寻求各界人士支持，并宴请张掖县长马鹤年及各方爱国人士。高金城在宴会上宣传国共合作，表示要重开福音堂医院，接受抗日战士伤病员入院治疗。福音堂医院很快就开办起来，这个医院实际上变成了张掖地下党组织活动的秘密联络站。
王定国早就认识蔡光波。一天晚上，她同蔡见了面，蔡向她说了他与高金城来甘州的经过。不久，王定国、刘德胜等同志就分别与高金城接上了头。高金城穿得西服革履，显得很有派头。王定国与他见面后，他即拿出20元钱交给王定国，让她送给监狱里有困难的同志。后来，有的红军战士到福音堂医院看病，高金城热情接待，并为他们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
如果说，前一阶段我们地下党支部的工作，是处在自发状态，那么，自从和高金城先生、蔡光波同志取得联系后，党支部的活动就转入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开展营救工作。王定国、徐世淑到福音堂医院工作后，又介绍了几位同志到医院当护士，福音堂医院开始收留西路军伤病员，经常有20人左右住院治疗。经高金城先生精心治疗，许多同志得到初步康复，又发给路费，让他们经兰州回延安。
不久，党支部决定王定国和蔡光波同志去花家寨（花家寨，疑指花寨子，位于张掖南乡祁连山下——原编注）寻找陈昌浩同志，在那里见到了掩护过陈昌浩的郭老头，他说陈昌浩已经向东走了。接着，党支部又派王定国会同陈大伟、张明新二位医生，以看病作掩护，在民乐县孙家庄一带寻找西路军失散人员。他们写了100多张字条，散发给失散的红军战士，字条上写着：“中国工农红军已改为八路军，在兰州设有办事处，地址在南滩街五十四号，朱良才同志在那里接应你们。”并告诉他们：“行动不便的同志，可到甘州福音堂治疗，到医院后门敲三下，有王定国、徐世淑同志接应。”在这次活动中，找到了西路军野战医院院长丁世方同志和甘州中心县委书记吴建初同志，他们两人在福音堂住了七八天，就介绍去了兰州，后经西安回到了延安。
四
随着形势的发展，地下党支部加强了同监狱秘密党支部的联系。一天，刘德胜同志带着高金城准备的点心和名片，去看望刘瑞龙等同志。守门的人看了高金城的名片，把刘德胜带进了看守所。刘德胜走进看守所门，迎面遇到一位戴脚镣的人，说：“我就是李占魁。”乘看守不在身边，刘德胜对他说：“国共两党重新合作了，兰州有我们的办事处，党派人正在营救你们，希望你们坚持斗争，争取早日获释。”刘瑞龙说：“我只承认叫李占魁，原是教书先生，曾任红九军的文书。”他还说：“魏传统同志双脚冻伤，行动很困难。”刘德胜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高金城，立即派苟正英、廖春芳化装成福音堂的修女，到看守所给魏传统治伤，还留下了一盒药。
控制敌人电台，搜集情报，是我们党支部的又一项光荣任务。韩起功司令部电台有十多人，除两个管理人员外，都是红军人员。我们就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搜集情报，掌握敌人的动态。8月下旬，马步芳电令韩起功，把关押在张掖的八名红军干部解往青海，“补充营”调往洪水（洪水，即今民乐县政府驻地——原编注）修公路。译电人员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邱均品，邱均品马上报告党支部。针对这一重要情报，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支部决定，由邱均品执笔写报告，立即报送兰州办事处。报告是用秘写纸写的，主要内容有：一是被关押的红军干部情况；二是当地其他被俘、失散红军的情况；三是“补充营”要开拔修公路；四是请求党设法营救他们。第二天，高金城即写了买药的介绍信，蔡光波同志带上介绍信，把报告送往兰州“八办”。
此后，王定国同志募捐了20多元法币，买了营养品，武杰同志又搞到了一些馒头，送给关在看守所里的同志们。9月初，党支部得知刘瑞龙等同志要被押送青海，高金城和地下党支部的几个同志，分别给刘瑞龙等同志送去了绑腿、碗筷、鞋子、仁丹和急救水等。武杰发现惠子明脚上没有鞋穿，立即把自己穿的鞋子脱下来送给他。刘瑞龙等八位同志挤在一辆马车上，从张掖出发，经洪水、扁都口、门源等地，大约走了10天左右，到达西宁。同志们想的是凶多吉少，没想到马步芳却说：“你们的总司令要你们回去。”三天后，刘瑞龙等同志从西宁被押到兰州，由于党中央和各级党组织的积极营救，9月22日，刘瑞龙、魏传统、徐宏才、惠子明等四同志，回到了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刘瑞龙向谢老报告了狱中情况和被释放的经过，请谢老继续营救尚未释放的同志。
五
张掖地下党支部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惊恐和不安。9月6日，邱均品得到情报：韩起功准备下手抓人。高金城先生也听到了类似的消息。9月7日晚上，党支部召开紧急会议，地点在福音堂小楼。会议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决定派刘德胜马上去兰州“八办”汇报情况，党支部书记由邱均品接任，补选王定国为组织委员。高金城先生连夜为刘德胜买了一套便服、一顶礼帽、一双皮鞋，又准备了到兰州买药的介绍信和几张名片。
9月8日早晨，天刚蒙蒙亮，刘德胜打扮成商人模样，离开张掖，日夜兼程，来到了平番（平番，今永登县旧名——编注）。在平番城外，有一个卖西瓜的棚子，卖瓜的看到刘德胜就主动打招呼，并问他是哪里人，刘德胜回答：“河南人。”那人说：“棚里的瓜好，请到里面吃。”刘德胜走进瓜棚后，卖瓜人切开一个大西瓜，俩人边吃边说话。卖瓜人问：“你离家很久了吧？听口音不大像河南人呀！”刘又答：“我的老家在江南，是跟父亲逃难到河南的。”卖瓜人又说：“我到过江西宁都，和红军打过仗，你是红军吧？从口音听得出来了，你是江西宁都人。不瞒你说，我叫郭福海，参加过宁都暴动，后在红五军团当总务科长，西路军失败后流落到这里，帮人种西瓜。”
听了郭福海的介绍，刘德胜心情很激动，他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郭福海的手说：“同志哥，真没想到咱们能在这里相遇啊！”刘德胜向郭福海说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郭福海听了很高兴，表示要继续为党工作。刘德胜告诉他，平番有马家军的“补充团”，里面都是红军战士，希望他能去开展工作。刘德胜给了郭福海一张高金城的名片，嘱咐他如有困难，可去兰州找八路军办事处。后来，郭福海同志便通过兰八办回到了延安。
刘德胜离开平番，来到河口，坐上皮筏子过黄河，于9月18日到兰州，找到了南滩街54号，给哨兵递上高金城的名片。很快，谢觉哉同志出来迎接他。谢老把刘德胜领进屋里，紧紧地握住他的手说：“同志，辛苦了！辛苦了！”见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代表，刘德胜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刘德胜向谢老、彭加伦和朱良才等同志汇报了张掖的情况，谢老一边听，一边认真地记着笔记，多次插话询问地下党支部的活动情况。谢老告诉刘德胜，兰办译出了蔡光波送来的密信，已经电报党中央、毛主席，设法营救受难的那些同志。
六
此后，张掖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补充营”被敌人开到洪水修公路，韩起功的剧团被解散，关押在看守所的同志被押解青海。鉴于此种情况，地下党支部做出决定：继续加强宣传工作，扩大政治影响，及时掌握敌情变化，进行更加艰苦的斗争。
同年10月，在敌电台工作的邱均品、蔡文良被送往青海，经过洪水时，邱均品到“补充营”看望了被俘的王文生同志，他对王说：“我们走了，你们要注意，不可靠的人不要接触，没有把握的事不要盲动，党组织正在想办法营救你们。”
在福音堂医院当护士的王定国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注意，要把她分配给一个修枪工人做妻子。王定国说：“我有丈夫，在平番‘补充团’，我要回家去！”敌人司令部有一个赵书记官，很同情王定国，让她通知“丈夫”快写信来。适逢吴建初、丁世方二同志要回兰州，他们商量后，在路过平番时，以王定国的“丈夫”的名义，写一封假书信，从平番寄给王定国，敌人信以为真，高金城又找马鹤年县长要了一个通行证，王定国便离开甘州，回到了兰州办事处。
王定国离开甘州后，武杰继续坚持斗争，并等待时机脱离险境。一天清早，敌人派了两个传令兵押送武杰到洪水“补充营”去。传令兵骑着马，武杰步行，走到半路上，遇到了两个骑马的商人，他们的马褡子装得鼓鼓囊囊的，两个传令兵贪财心切，就把武杰绑在树上，然后去抢那两个商人的东西，不料却被商人制服，将他们捆绑起来，压在河滩里的石头下面。
商人来到武杰面前问道：“你是红军吧？”武杰回答“是”。商人问：“他们要把你送到哪里？”武答：“洪水补充营。”商人又问：“你想去哪里？”武杰回答：“想去兰州。”商人说“好”，顺手拉过一匹马，让武杰骑上走。商人很同情武杰的遭遇，还拿出羊肉和干粮让武杰吃。他们走到一个岔路口，商人说：“你从这里一直往东走，就能到兰州。”说罢，又给了武杰两块银元和一些青棵炒面，帮武杰换了身长袍，就分了手。武杰很感动，说了声“感谢你们”就上路了。武杰按照骑马商人指示的方向，走了31天，回到了兰州办事处。
张掖地下党支部从1937年6月初建立，到10月底结束，共活动了5个月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地下党支部协助高金城先生营救西路军被俘、负伤、失散人员300多人。我们党支部成员离开张掖后，高金城先生继续留在甘州，利用福音堂医院作掩护，继续营救红军失散人员。（选自《悲壮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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