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5月，开国中将詹才芳因病住进了北京301医院，当时医院里前来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其中包括徐向前、李先念、洪学智、秦基伟、陈锡联、陈再道等红四方面军老同志、老将军。
据医生、护士回忆，这些老同志、老将军对詹才芳都非常尊重。徐向前称呼詹才芳为“老战友”，其他几位开国上将都称他为“老领导”。
最特殊的是曾担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同志。他到医院探望詹才芳时，和詹才芳回忆了他们一起并肩战斗的岁月。说起詹才芳在红军时期就是军级干部，抗战时期也是军级干部，解放战争还是军级的特殊经历，李先念感慨地说：“不管怎么说，你永远都是我的老班长。”
詹才芳中将确实是当了大半辈子的军级干部。1927年，他率领农民自卫队参加黄麻起义，作为突击队攻入了黄安城南门，在四方面军中属于资深元老。黄麻起义后，部队经历失利，詹才芳作为“木兰山七十二壮士”之一，在木兰山一带坚持斗争。后来，红四方面军成立，他很快就当上了团政委、师政委。
詹才芳不仅能干政工，也能指挥打仗。1931年苏家埠战役中，时任红30团团长的王树声大将在一次进攻中身受重伤住院，政委詹才芳挺身而出，指挥战役，为他日后转任军事主官奠定了基础。
1933年，红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转战到川陕根据地，四方面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编，将部队4个主力师扩编为4个军，詹才芳就是其中的红9军政委，而李先念则是红30军政委。后来，詹才芳又调任红31军，还是军政委。
詹才芳是四方面军最早的一批军级干部，当时陈再道上将、张才千上将是师长，王建安上将是师政委，陈锡联、秦基伟这些将军还是年轻一辈，连师长都不是。
詹才芳担任红9军政委的时候，他的政治部主任是王新亭上将，麾下红25师的师长则是许世友上将。
詹才芳和许世友很早就认识了。当年詹才芳当连长的时候，许世友是班长。有一天，詹才芳到部队去检查内务，看见许世友床头挂着一壶酒，詹才芳问他：“军部规定不许喝酒，你知道吗？”许世友回答：“不喝酒，腿没劲，走不动路。”詹才芳听后一笑，没有惩罚许世友。
许世友对自己的这位老上级非常尊重，七八十年代，每次到北京开会，他都要求和詹才芳比邻而住，否则就大吵大闹。许世友将军有时候牛脾气爆发，也只有詹才芳在敢管他。当时全军大裁军，规定退出现役的老同志不再发军装。许世友听后非常不满，说：“军装都不给穿，不如死了好。”詹才芳眉头一皱说：“许疯子，你莫讲疯话呦！”许世友听后果然不再抱怨。
1935年，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时，詹才芳是红31军政委，和他搭档的军长是王树声，后来王树声病重，军长又换成了萧克。不久之后，詹才芳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学员队一大队副大队长。
我们知道，后来红31军就被改编成了著名的129师386旅，旅长是陈赓大将。但詹才芳作为红31军政委，却未能回到386旅担任政委。而是在在1938年秋天率领学员队去了华北敌后办学，产于创建了抗大二分校。
一直到1940年8月，他才重回部队，担任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为黄永胜）。晋察冀军区是聂荣臻元帅率领原115师一部，红一方面军的部队组建起来的，这次职务调动其实是很大的。
后来，詹才芳历任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冀东军区司令员。1947年8月，他奉命将登冀东军区部队组建东野第9纵队，并担任司令员。1948年11月，东野9纵改编为46军，詹才芳担任46军军长。
后来，46军一直打到湖南，詹才芳担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兼46军军长，此后负责在湘南剿匪，担任剿匪指挥部司令员。
红大学习和办学，以及跨越大战略区的职务调动，使得詹才芳在职务上长期不见晋升。这位红军时期的军政委，在抗日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是军级干部。
不过，詹才芳将军向来不计较这些东西。他在部队里有“斋公”的外号，一生猪、牛、羊、鸡、鸭、鹅肉都不沾，家中有一副对联：“粗茶淡饭，百事可做；清心素食，万物不移。”这是詹才芳的人生信条。
由于詹才芳性格朴实，和蔼宽厚，他在我军的老将军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除了文章开口介绍的那些，还有一件事能体现这一点：
1962年秋，中央决定撰写《红四方面军战史》，此书的审稿小组成员有四位，分别是徐向前元帅、王树声大将、陈再道上将以及詹才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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