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华北张家口是我军在抗日战争中控制的极少数重要城市之一，张家口是我军方面在抗战胜利初期所夺取的唯一省会城市（察哈尔省省会），称为第二红都，是当时晋察冀军区首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扼华北、东北、察绥战略要冲，是联系以上三地咽喉之地，为平绥铁路枢纽，北通外蒙库伦，西北通苏联，东北通热河，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经济和政治价值。陕甘宁边区干部去东北，和苏联方面保持铁路交通，获得外援，张家口也是唯一的必经之道。因此是国共两党必争之地，傅军在集宁会战结束后，即开始准备进攻张家口。
1946年的张家口之战，确实是战争早期我军遭受到的一场重大失利，并且损兵数万根据地也被割裂，此后两年都在华北战区处于战略守势。在聂荣臻和贺龙的指挥下，其实当年华北我军兵力在20万人以上，国民党军部队仅有7万余人，这样的优势下为何会败给傅作义呢？
首先，1946年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后，我党提出攻取“三路（平汉铁路北段和正太、同蒲铁路）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和大同）”的战略计划，其中有一个是攻取大同。当时大同是阎锡山的地盘，经过几次战役后，大同被我军团团包围，但也没能攻破。这时阎锡山向蒋介石求救。蒋介石鉴于大同岌岌可危，急令傅作义出兵解围大同。1946年9月5日，傅作义精心策划了“围魏救赵”的军事战术，13日攻克集宁，我军被迫撤离，随之大同撤围。这是集宁三大战役中的第二个战役“大同——集宁战役”。
第一点原因，部队刚遭大败士气不振。原本华北地区是我军兵力基础最雄厚的部队之一，拥有多片解放区部队规模超过30万人。由于此前刚刚遭受集宁战役的打击，华北我军吃了傅作义部队的大亏，损兵数万且影响了士气，对傅作义的用兵之法深为忌惮，一度有撤出张家口的想法，但遭到军委的否定。此番防守张家口，尽管我军兵力对比仍处于较大优势，但是在官兵心理上却处于明显下风。
我军方面对张家口战守，却有不同意见，以聂荣臻为首的晋察冀军区，在集宁会战失败后，因兵力受到很大损伤，且处于被东西两线夹击的不利态势，已无心坚守张家口，46年9月17日，聂、萧、刘、罗在给中央军委的电报里说;“在敌东西夹击张家口情况下，我拟在敌人进攻时只进行掩护战斗，不作坚守。”但这种建议，明显和军委意图相冲突，9月18日，军委回电：“集中主力适当地区待敌分路前进，歼灭其一个师(两个团左右)，得手后看情形如有可能，则再歼灭其一部，即可将敌第一次进攻打破。依南口至张家口之地形及群众条件，我事前进行充分准备，各个歼敌，打破此次进攻之可能性是存在的。“若预先即决定不打，则将丧失可打之机，对于军心士气亦很不利。”“每次歼敌一个团二个团，并不需要很多兵力，以几个团钳制诸路之敌，集中十个至十五个团即有可能歼敌一个旅(两个团)。”同时同意其不得已时撤退计划，说道;“同时张家口应秘密进行疏散，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之。”从军委回电可见，中央与晋察冀领导意见完全不同。
军委的不满是有理由的，抗战结束后，晋察冀总兵力为32万人，即使说复员10万人，也还有20万人左右，但大同集宁会战失败，损失部分人员后，仍应有十几万人左右，对阵国军十二战区2万多人小部队，及十一战区5万人的兵力，两者相加，不过7万多进攻兵力，仍占有绝对优势。竟然不战就要跑，理所当然引起军委不满。由于军委表了态，聂等人只好全力准备迎战，在进攻重点的判断上，华北野战军认为，傅的实力小，且在集宁会战中损失不小，因此国军进攻重点一定在东线，因此在内心深处，仍有看不起傅军的轻敌观念。
第二点原因，傅作义声东击西，我军再次中计。国民党军在该地区只有7万余人，其中傅作义嫡系2万多。华北我军判断敌人当集中兵力优先进攻怀来、延庆，而傅作义嫡系部队兵力有限，按理不会从西线强攻。正因如此，我军将布防重点设在了怀来附近。如果按照一般作战逻辑，我军的安排并无太大问题，但是傅作义极善用兵，此人站在我军角度推演后，早早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按部就班地强攻，确实不会有胜算。傅作义用计，令火车拉上一个团的部队，每夜运输佯装增兵，实际上火车返回时将这些部队全部原路带回，这个计谋持续了近半个月，成功迷惑了我军指挥机关，确信国民党军将从东线强攻。而实际上，东线只是佯攻（李文兵团）策略，傅作义见我军成功被吸引，下令主力从集宁出击，完全出乎了我军意料，此时西线兵力空虚，正中傅作义下怀。
第三点原因，国民党军的骑兵和机械化优势。傅部出击后，更是借助骑兵部队开道，不走常规路线，骑4师绕远路进攻张北，出人意料地从北面攻击张家口外围。董其武、安春山、郭景云等傅系大将率军尽数出动，在傅作义司令部直属机械化部队支持及国民党空军轰炸下，艰难攻破了北线要地狼窝沟，我军此时已无法固守，只得忍痛撤出张家口。由于敌军借助飞机优势，第一时间在空中侦悉了我军撤退路线，派出骑兵部队追击掩杀到桑干河，华北部队一路伤亡甚重，成了解放战争中我军罕见的一次败仗。
最后一点傅作义作为名将名不虚传，其战略战术都运用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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