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址这个名字，如今已很少被人提起。
1953年3月8日，广东开平。那天是妇女节，但这个小县城的气氛却有些异样。上午十点左右，一位身着旧军装、头发花白的老人被押赴刑场。他走得很慢，步子却稳。周围的人群沉默着，只有零星的议论声。
临刑前，老人突然挺直了腰板，用带着粤语口音的官话高声喊道：“我抗过日，没害过乡亲！”
枪声响了。那一年，他六十七岁。
周址，字之础，1886年生于广东开平一个普通农家。开平这地方，侨乡，很多人下南洋谋生，但周家世代务农，家境虽不富裕，却坚持供孩子读书。他少年时在私塾念书，先生是前清秀才，常讲岳飞、文天祥的故事。
“国之将亡，匹夫有责啊。”先生总是一边摇头晃脑地读着《正气歌》，一边用戒尺轻轻敲着桌面。
周址十六岁那年，父亲病故，家道中落。他原本想继续求学，但看着母亲日夜操劳，最终决定投笔从戎。那时广东是新式军校的集中地，1907年，他考入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在此接受了严格的军事基础训练。
周址在这里第一次接触到了现代军事知识，从步兵操典到战术指挥，从地图测绘到工事构筑。他学得认真，尤其擅长战术推演。
三年后，他以优异成绩升入武昌陆军中学堂。那时的中国，革命思潮暗流涌动。周址在武昌结识了一些同盟会成员，听他们谈论驱逐鞑虏、建立共和的理想。但他性格谨慎，没有立即加入，而是继续埋头学业。
1914年，周址北上保定，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作为当时最高军事学府，教官多出身日本士官学校。桥梁、坑道与工程破袭技术，他就在这里练就。
从保定军校毕业后，周址回到广东，加入了粤军。那时的广东是革命中心，军阀混战，政局复杂。他先后在李济深、陈济棠麾下任职，从基层军官一步步晋升。
周址不喜交际，很少参与派系斗争，把精力都放在军事研究和部队训练上。他带的工兵部队以纪律严明、技术过硬著称。
有一次，部队在粤北山区演习，遇到暴雨冲毁桥梁，他亲自带队，仅用六小时就架起一座临时浮桥，保证了部队按时到达指定位置。
“周工兵做事，讲究的是实在。”这是同僚们对他的普遍评价。
1936年，他已升任第六路军参谋长，授少将军衔。这在派系林立的粤军中实属不易，靠的不是钻营，而是专业能力和踏实作风。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广东虽远离华北前线，但很快成为日军觊觎的目标。
1938年10月，日军在大亚湾登陆，直逼广州。时任第六十二军参谋长的周址临危受命，负责广增一线防务。他凭借对地形的熟悉，设置了梯次配置的防线。
他在会议上主张，应依托水网丘陵的地形，进行逐次抵抗以消耗敌军。他亲临前线指导布防。
在增城，他凭借因地制宜的防御工事，有效迟滞了日军推进。广州沦陷后，周址随军转进粤北继续作战。
1939年冬，日军发动粤北战役，企图打通粤汉铁路。周址时任第六十二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了翁源、英德一线的防御作战。
此时粤北山区雾气弥漫。周址在前线指挥所里，三天三夜没合眼。通讯兵后来回忆，周副军长总是拿着地图和望远镜，亲自观察每一处阵地。
“日本人的炮火猛，但我们熟悉地形，”他对部下说，“要沉住气，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在一次反击作战中，他大胆采用工兵分队夜间渗透的战术，破坏了日军后方补给线，为正面防御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0年，周址调任第七战区参谋长，授中将军衔。第七战区辖广东大部，面对的是占领广州和沿海地区的日军。这是一段相对稳定的相持期，但战区的任务依然繁重——要防御日军进攻，要组织游击作战，还要处理复杂的军政关系。
周址的专长在此时得到了充分发挥。他主持修建了粤北地区的防御工事体系，从韶关到梅州，从河源到肇庆，一道道防线、一个个堡垒群依山而建，互为犄角。
他经常下部队检查工事质量。有一次在韶关外围阵地，发现一段混凝土工事水泥标号不够，当即下令拆除重建。
“这是保命的东西，马虎不得。”他对负责的团长说，“今天省一点材料，明天就要多流很多血。”
那位团长后来回忆，周参谋长平时说话和气，但在工事质量上从不讲情面。
除了军事工事，周址还特别重视后勤建设。在他的推动下，第七战区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兵站系统和野战医院。他常说：“打仗不只是前线拼命，后方保障同样重要。”
这一时期，周址还需处理与中共游击队的微妙关系。他秉持务实原则：在抗日大局下避免冲突，但在防区与补给等问题上守住界限。
1942年，东江游击队一部因日军扫荡，请求进入第七战区防区休整。周址在请示上级后，同意了这一请求，但要求游击队不得在防区内发展组织、开展政治活动。
“现在是共同抗日的时候，”他对参谋人员说，“只要真心打鬼子，都是中国人。”
这种态度在当时国民党将领中并不常见，也为他后来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周址作为第七战区代表之一，参加了在广州举行的受降仪式。戎装整齐，勋章在胸。他对身旁的人说：“八年，就等这一天。”
他以为战争结束了，可以回家乡安度晚年。开平老家的宅子多年未修，他计划回去修缮一下，再办个小学，让乡里的孩子有书读。
但时局的变化超出了他的预料。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周址被任命为衢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主要任务是“清剿”当地游击队。
这是一个他并不情愿接受的职务。在给老友的信中，他写道：“外患方平，内争又起，实非国家之福。”
在任期间，他尽量采取守势，避免与游击队正面冲突。有一次，部下报告发现游击队主力，请求调集重兵围剿。周址看了情报后说：“情报未必准确，贸然出击恐中埋伏。”最终只派小部队进行了象征性的搜索。
此番“消极”令他受到压力。1948年的广东调令，实为一次明升暗降。
1949年10月，解放军进军广东。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高级官员纷纷逃往台湾或海外。周址面临人生最重要的选择。
以他的资历和人脉，完全可以携家眷去台湾。许多老部下劝他走，连船票都为他准备好了。但他犹豫了。
“我年纪大了，”他对妻子说，“不想死在外乡。”
更重要的是，他对国民党已彻底失望。抗战胜利后，他亲眼目睹接收大员的腐败横行，目睹货币贬值民不聊生，目睹这个政权的迅速溃烂。
最终，他选择留在开平老家。
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对留下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采取了相对宽大的政策。周址在乡间过着平静的生活，每天读书看报，偶尔和老乡下棋聊天。他以为风波已经过去。
但1950年底，风云突变。全国范围内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一九五一年春，周址在家中被捕。
审讯持续了近两年。他被指控的主要是两方面的“罪行”：一是在第七战区期间“迫害进步人士”，二是在衢州绥靖公署“围剿游击队”。
对于这些指控，周址逐一辩解。他承认担任过那些职务，但强调在抗战期间始终坚持民族大义，在内战期间也尽量采取了消极态度。
“我手上没有血债。”他反复对办案人员说。
有几个当年的部下站出来为他作证，证明他在可能的范围内保护过一些进步青年。但也有人指控他，说他曾签署过抓捕命令。
案件反复审理，最终的结果却早已注定。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周址显得异常平静。他给家人写了封信，嘱咐子女好好做人，不要记恨。
“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良心。”他在信中写道。
行刑前一天，狱警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想理个发，换身干净衣服。“走也要走得体面些。”
3月8日早晨，他被押赴刑场。路上，他看到了路边的木棉树，正值花期，红艳似火。他想起小时候在开平，每到这个季节，就和伙伴们捡木棉花玩。
刑场设在县城外的一片荒地。执行前，法官照例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
他沉默片刻，然后挺直腰板，用尽平生力气喊道：“我抗过日，没害过乡亲！”
枪声响了。那一年，他67岁。
周址死后，家人不敢声张，悄悄安葬。墓碑上只简单刻着名字和生卒年月，没有头衔，没有功绩。
改革开放后，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开始重新审视周址这样的历史人物。档案资料显示，他在抗战期间确实为民族做出过贡献；而在内战期间，他的态度也确实相对消极。
1990年代，有记者到开平寻访周址的故居。那是一座普通的岭南民居，早已易主，改建成了制衣作坊。只有门前那棵老榕树还在，枝繁叶茂。
记者找到几位当地老人，问起周址。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想了想说：“记得，周将军嘛。抗战时回来过，给村里修了路。”
另一个老人补充道：“人很和气，没有官架子。”
再问其他，老人们都摇头说记不清了。
2005年，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之际，某地方文史刊物发表了一篇关于周址的短文，客观记述了他在抗战时期的经历。文章最后写道：“历史是复杂的，每个人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做出自己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全面、客观、公正。”
这篇短文没有引起太多关注，淹没在浩瀚的信息海洋中。
周址的墓地，至今仍在开平乡间的山坡上。墓碑经过风雨侵蚀，字迹已有些模糊。每年清明，偶尔会有不知名的人献上一束野花。
周址的故事，是宏大历史中的一个具体注脚。他的生涯跨越了从晚清到新中国的数个时代，个人的选择与国家的命运紧密交织。历史评价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后人回看前辈，重要的是理解其所处的复杂环境，而非简单地贴上标签。他的一生，为我们提供了审视那段岁月的一个视角，其是非功过，也留待世人继续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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