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名单带来了吗？”宋清渭推开团部那扇斑驳的木门，一句话打破午后的沉静。参谋低声回答：“就在桌上，主要是新补充骨干的人选。”
空气里瞬间多了几分凝重。名单第一页的第三行，写着“颜黎明”三个字——高干子弟，入伍才二十个月，刚当班长。团政委略一皱眉，“提干合不合规？”这个疑问，贯穿了随后的讨论，也把现场气氛推向微妙的边缘。
要弄清这件事，不得不先翻出父亲的履历。颜红，1937年在皖南山区参军。那个年代，识字就是稀缺资源，他能写会算，直接被送进抗大学习，毕业后留校当教员、做政治干事。短短几年，队伍辗转鲁南、苏北，他始终负责宣传、组织，战火烧到哪里，红色传单就撒到哪里。
1946年夏天，华东野战军13纵建制成形，地方武装并入，颜红被任命为纵队某独立团政委。山东平原上连绵的麦田见证过他对官兵喊出的那句誓词：“从这里出发，踏过长江！”三年后，这支部队确实一路打到福建沿海。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颜红调回原部队，先后担任师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政委。1955年授衔，大校军衔在当时已是响当当的牌面。进入七十年代，他又从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升为主任，再到福州军区副政委，真正进入大军区领导序列。
威望之外，更有无形压力。部下私下议论：“老首长管得严，连家书都不敢多塞油墨味。”也正因如此，轮到儿子参军，谁也不敢随便开绿灯。
1968年1月，颜黎明背起行囊，从福州火车站登车。车窗外母亲叮嘱“小心身体”，他只抿嘴点头。到部队两个月，就因射击考核三发全中被推上班长位置。那时，普通战士提干只要业务、政治、身体三个硬杠子过关，远比今天宽松。可“干部子弟”四个字，总像影子一样跟着。
团里缺排长，这是明摆着的现实。训练紧、任务重，一旦人手不足，带兵质量难保。于是那张花名册摆到宋清渭案头。干部部负责师以下干部任免，他的态度决定提干方向。
会上一阵短暂沉默后，宋清渭说：“合规定，就办；不合规定，绝不通融。先复核政治表现，再下结论。”声音不算高，却透着钉子味。一旁通信员回忆，听到这句话，谁都不再争。
随后三个月，团里硬是按章程把所有候选人重新拉到靶场、行军场、课堂，全程量化评分。成绩公示完，颜黎明并列第一。连队里有人私下嘀咕：“有他爸撑腰呗。”老排爆出一句：“成色好不好，靶纸最清楚。”
1970年春，任命电报终于下达——颜黎明，排级干部。步子快，但没踩红线。对于当时同批战士而言，早半年、晚半年，影响确实不大；可身后那层关系，让风言风语一直随行。
七十年代后期起，他跟着部队在闽北山区参加筑路、野外对抗，步调扎实。1978年评为营职先进干部，1982年出任团政委。说句实话，晋升速度只能算中规中矩。团里老兵半开玩笑：“那层背景既是翅膀，也是镣铐。”
1990年，他被调到86师任师政委。那支部队有野战血统，骨子里对“靠山”敏感，结果开训头一个月，师里连挑三个晚上搞夜间急行军，硬是把后勤保障压到极限。到点验收时，指导员拍着桌子说：“好，没短板，这官当得服气！”
1994年，组织上又一纸调令，将他放到省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的位置。制度所限，大区转地方，大概率意味着“天花板”。一年后，他改任省人事厅副厅长。走转改并非个案，许多老兵感慨：“脱下军装，也要把章程穿在心里。”
2008年，颜黎明退休。对外公开的简历看起来平平，没有闪光的元帅光环，也没有传说中的火箭式升级。但圈子里流传的一句话颇耐人寻味：“能在显眼的姓氏后面留白，不简单。”
透过这起“小提干”事件，其实能看到彼时干部管理的几条硬杠：一、程序优先，不给特例开口子；二、成绩公开，让流言自破；三、干部子弟要想服众，先在人前把功课做足。有人会说，这些原则今天也不算过时。
不得不说，制度的力量就在于此。凡事按规矩走，风浪再大，也能让大多数官兵心里踏实；哪怕有人脚步快一点，只要步子落在规矩上，就没人敢随便说“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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