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冬天，对于刚上任不久的阳春知县吴璇来说，绝对是人生中最想删档重练的一刻。
这哥们站在城楼上，估计腿肚子都在转筋。
因为就在刚刚，伴随着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他眼皮子底下的城墙——那个保命的最后屏障，轰然塌了。
不是掉几块砖那么简单，而是直接崩出了一个九丈宽的大豁口，换算成现在的单位，差不多三十米。
那一瞬间，防御工事约等于零。
而在那个巨大的豁口对面，是整整十万大军。
旌旗把太阳都遮住了，喊杀声震得耳朵疼，对面大旗上还狂妄地写着八个大字：“六县同心，天下无敌”。
这就很有意思了。
很多人看晚清历史，眼神都聚焦在曾国藩跟太平天国死磕，或者是李鸿章搞洋务运动那些高大上的事儿。
其实在广东这片地界上，底层老百姓为了抢口饭吃，早就卷得没边了。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一个浙江来的文弱书生，是怎么在两帮杀红了眼的“狂徒”中间，靠着几块烂木板和一群不要命的“敢死队”，硬是把脑袋保住的奇葩往事。
这十万大军是从哪冒出来的？
这事儿说来话长，其实就是一场典型的“蝴蝶效应”。
故事的源头不在阳春，而在几百里外的恩平、开平。
那时候广东人口爆炸，地就那么点，讲白话的土著（广府人）和后来搬家的客家人，矛盾早就到了临界点。
起初也就是为了争水争地打打群架，顶多算治安案件。
但到了咸丰末年，性质变了。
开平有个叫谭三才的富绅，这人是个狠角色。
他利用朝廷允许办团练的政策，搞了个“全胜局”。
这还不算完，他干了一件直接把冷兵器械斗升级成现代战争的事——跑去香港，买了数百支洋枪。
这不就是古代版的降维打击吗？
热兵器对锄头，这仗没法打。
在恩平、开平混不下去的客家民团，被逼得没办法，只能举族搬迁。
这一搬就是几十万人，拖家带口，手里还拿着武器。
领头的韩端元是个举人，戴梓贵是个禀生，按理说都是读书人，结果硬是被逼成了武装大V。
这帮人一路向西，最后看中了阳春县的岑洞，觉得这地方易守难攻，打算在这安家落户。
但阳春这地方也不是什么世外桃源。
当时的阳春就是个火药桶，西边“洪兵”（天地会的分支）闹得正凶，匪首李四、杨双四带着人马到处抢劫。
对阳春本地人来说，简直是倒了血霉：西边有土匪，东边又来了客家难民，这日子没法过了。
一开始，阳春本地的“上三都”团练根本没拿韩端元当盘菜。
心想不就是一帮逃难的吗？
能有什么战斗力。
结果本地乡勇犯了兵家大忌——轻敌。
这帮人像去野餐一样大摇大摆进山“剿匪”，结果被韩端元上了一课。
韩端元利用地形，把路一堵，直接玩了一把经典的“火攻”。
史料上记载那叫一个惨，“焚岭蚁出，漫山遍野”，本地团练被烧得那是焦头烂额。
这时候阳春人才反应过来：这帮外乡人，是真能打，而且是为了生存拼命。
这一战打完，客家武装彻底站稳了脚跟。
为了吃饭，他们开始疯狂扩张，一路杀向黄泥湾，一路直奔合水。
那场面相当残酷，“见人即杀，见屋即焚”。
到了同治元年（1862年）正月，韩端元觉得时机到了，决定干票大的——拿下阳春县城，彻底解决住房问题。
这就回到了开头那一幕。
十万武装客民，把阳春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
这时候的知县吴璇，内心肯定是崩溃的。
他是浙江新城人，刚来广东没几天，连粤语估计都听不利索，就摊上这种灭顶之灾。
对方虽然是民兵，但战术素养一点不差。
他们不打防守严密的正面，专门盯着城南角轰。
随着那一面城墙倒塌，所有人都觉得吴璇死定了。
按大清律例，城破了，知县要么跑路被砍头，要么上吊殉国，反正横竖是个死。
但吴璇这人，心理素质那是相当过硬。
在城墙倒塌、烟尘还没散的时候，他脑子转得飞快，立刻下了两道命令：第一，堵；第二，冲。
没砖头修墙怎么办？
拆！
把城里能拆的门板、大树全砍了，硬是用木头栅栏在缺口处搞了一道“临时防线”。
但这玩意儿防防君子还行，防十万大军肯定不够。
于是吴璇干了一件更绝的事——“重金悬赏，招募死士”。
这招太绝了，把保卫战变成了生意，只要钱到位，命都可以不要。
趁着对方以为城破了、正准备进城抢劫的松懈瞬间，吴璇带着这帮亡命之徒，突然杀出城去。
与此同时，他把城里剩下的大炮全部拉到缺口这儿，对着密集冲锋的人群就是一顿贴脸输出。
史书上说“毙贼百余”。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加上火炮的近距离轰击，硬是把势在必得的客家军给打懵了。
他们也没想到，这看着文弱的县太爷，玩起命来比谁都狠。
当然了，吴璇能守住，还得感谢本地宗族的“抱团”。
生死存亡之际，阳春那帮平时扣扣搜搜的大户人家也豁出去了。
比如举人陈守衷，带着族人直接冲进县城协防。
这种基于血缘关系的动员能力，在晚清那个乱世，往往比正规军还靠谱。
双方僵持了好几天。
客家军虽然号称十万，但毕竟缺重武器，后勤也是个大问题。
面对吴璇这种“硬骨头”，实在啃不动。
最后，韩端元只能无奈撤退。
但这帮人走也没走空，临走前一把火烧了东门墟和雅铺街，留下一地废墟，转头去打防守薄弱的岗尾、阳江。
阳春县城是保住了，但你以为这就是大团圆结局？
太天真了。
吴璇的胜利，说白了就是一次战术上的死里逃生，根本没解决土客之间的死结。
到了同治元年四月，休整后的客家军又来了。
这次他们学聪明了，不打县城这种硬骨头，专挑软柿子捏。
他们围攻平坦堡、水坑、石堡这些村寨。
这一次，没有了吴璇的城墙和大炮，也没有援军。
当地土著虽然“闭堡坚守”，但在绝对的人数劣势面前，结局惨得让人不忍心看。
《阳春县志》里留下了几句让人心碎的话：“呼救不至，炮石尽绝，犵匪蚁附登堡，屠杀数百人，无得免者”。
这才是历史最残酷的真相。
在这场乱世的大逃杀里，根本没有赢家，只有幸存者。
韩端元、戴梓贵本来是读书人，结果变成了杀人如麻的“匪首”；吴璇本来是来当官的，结果被迫成了守城战神。
而最惨的，是那些倒在黄泥湾、合水、平坦堡的普通老百姓。
不管你是本地人还是外乡人，在秩序崩塌的时候，命都贱得像草一样。
那个摇摇欲坠的帝国，早就没能力管这些底层互害了。
资源的匮乏，逼着所有人为了生存，把邻居变成了死敌。
如今再去阳春，当年的断壁残垣早就修好了。
但那段历史留下的伤疤，以及埋在地下的累累白骨，始终在提醒后来人：当社会秩序一旦失控，没有人能独善其身，哪怕你躲在看似坚固的城墙后面，噩梦也可能随时降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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