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本：32开（145*210）
页码：328
装帧：精装双封
出版时间：2025年10月
书号：ISBN 978-7-5455-8902-3
分类：中国古代史
定价：78.00元
马勇作序，解玺璋推荐
解构晚清宫廷权斗、朝堂党争、革新与守旧的交锋，理清晚清人事与权力重组困局
所谓同治中兴，不过是一场权力重组下的改革残局
一段惊心动魄的叔嫂政争
一场革新与守旧的激烈博弈
一个王朝在困局中的艰难突围
内容简介
本书聚焦清朝咸丰末年至同治末年的风云激荡，以“辛酉政变”为起点，生动再现晚清权力核心的剧烈重构：奕䜣与慈禧联手扳倒肃顺集团，却很快陷入叔嫂之间的猜忌与博弈；湘淮地方势力崛起，挑战清廷中央权威；“洋务运动”在争议中艰难推进，而“天津教案”“刺马案”等事件又反映了中西碰撞与社会矛盾交织的复杂局面。
透过关键事件与人物命运，作品揭示了晚清宫廷权斗、朝堂党争、中央与地方拉锯、革新与守旧交锋的多重矛盾，描绘了一个充满危机与挣扎的晚清困局。而理解这一困局，正是理解晚清命运起伏的关键之一。
作者简介
王学斌，文史学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长期关注晚近学术思想史、中西政治文化比较研究。已出版《向生与求死：晚清政坛的另类观察》《颜李学的近代境遇》《清季民初的北学研究》《从文明古国迈向文化强国》等多部著作。
学者推荐
《晚清困局》主要讨论同治年间的中国历史。书中大量利用档案、日记、文集、笔记，建构了同治年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惊异故事。本书史料充分，结构讲究，叙述清晰明了，讲出了许多先前研究者不太注意的细节。
——马勇（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晚清困局》讲述咸同年间的历史，另辟蹊径，从人事入手，发掘此时宫廷内外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探幽寻秘，多有新发现。文字生动活泼，读来颇有兴味。
——解玺璋（文艺评论家）
目录
楔 子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
——晚清五十年的惨烈开局 / 1
“庚申国变”中清廷官绅的无力之叹 / 3
不得要领的清廷士大夫 / 5
第一章 “肃顺式悖论”
——另类“权臣”的结局 / 9
“鹰派”的发迹史 / 10
变味的“整肃” / 13
尴尬的恭亲王 / 17
敏感的西太后 / 18
晒晒“老虎皮” / 20
第二章 成败“师爷帮”
——肃顺的幕僚们 / 23
“师爷政治” / 24
“肃门六子” / 25
“风险投资” / 30
曹师爷反水 / 33
晚景迥异 / 35
第三章 叔嫂如何“坐天下”
——政变后的权力蛋糕分配 / 37
倒了靠山变了天 / 38
恭亲王嫡系“嘉年华” / 40
改革才是硬道理 / 42
西太后悄然布局 / 46
第四章 改革理论家之殇
——冯桂芬与他的改革方案 / 49
傲骨崚嶒冯桂芬 / 50
设计改革总方案 / 53
书稿似泥牛入海 / 57
迟来的庙堂讨论 / 60
第五章 “功狗”末路
——倒在“举报门”的胜保 / 63
翩翩辣手“探花郎” / 64
胜翰林“诡异转身” / 65
赌上了一把大的 / 68
不作死便不会死 / 71
“举报门”后的博弈 / 73
第六章 从反腐先锋到嗜权典型
——陈孚恩的宦海浮沉 / 77
“穆党”红人 / 78
几度沉浮 / 81
肃门骨干 / 83
人去事未了 / 86
第七章 “假整肃”与“真收权”
——蹊跷的弹劾恭亲王事件 / 89
模糊的权限 / 90
理论家出场 / 93
恭亲王归来 / 97
“占坑”与“卡位” / 99
第八章 命硬的“湖南帮”
——朝廷与地方博弈之序曲 / 103
“风闻奏事” / 104
僧王之死 / 108
“卧龙”发飙 / 112
不谐之音 / 114
第九章 弹劾案中案
——不断发酵的湖北督抚之争 / 117
二把手叫板一把手 / 118
曾国藩帮老九擦屁股 / 121
搅了恭亲王一盘好棋 / 124
斗法“夺情案” / 126
当成见累积为宿怨 / 129
第十章 岂能拱手让人
——同治四年两江总督易位风波 / 131
淮海名吏吴棠 / 132
两度试探未果 / 135
争夺之战升级 / 138
江北终归湘淮 / 142
第十一章 政变之后
——盘点洋务新政的第一个五年光景 / 145
“错位”：最高层权力结构不稳固 / 146
“远忧”：改革缺乏顶层设计 / 151
“暗战”：思想意识领域的“左右互搏” / 152
第十二章 老臣的魅影
——晚清官场的老人进退与政局消长 / 155
早早规划的人生 / 156
步步惊心的危局 / 157
紧紧攥住的地盘 / 161
阵阵不绝的涛声 / 165
第十三章 从美国公使到“中国使臣”
——近代中美关系中的蒲安臣 / 167
“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 / 168
“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 / 171
“蒲安臣一席，似乎蛇足” / 173
投入一池死水中的石子 / 177
第十四章 局内人的“旁观”
——“洋大人”的改革中国计划 / 179
“咱们的赫德” / 179
曾经不“骑马” / 183
督抚之回应 / 187
恭亲王“借东风” / 191
第十五章 风起同文馆
——政见之争背后的派系斗法 / 193
没有顶层设计的新政 / 194
改革“新状态”：督抚洋务模式 / 196
恭亲王“等风来” / 198
两宫表态与倭仁“落马” / 201
究竟谁是赢家？ / 204
第十六章 “除阉”背后
——叔嫂暗战升级 / 207
祖制上的缺口 / 208
官场中的两极 / 211
屠刀下的家法 / 215
暗战后的升级 / 217
第十七章 大佬的黄昏
——天津教案中的曾国藩 / 221
恭亲王心腹 / 221
风中之烛 / 225
同床异梦 / 227
一波三折 / 229
不解之疑 / 232
第十八章 贵胄相斗
——醇郡王奕与恭王奕争权 / 235
权力的渴望 / 236
鹰派渐成型 / 239
政见与私见 / 242
余波仍未了 / 245
第十九章 “和睦幻象”
——崇厚使法谢罪记 / 247
不被看好的“破天荒”之行 / 248
同巴黎公社不期而遇 / 251
于一波三折中完成使命 / 255
人走进世界心却留在国内 / 257
第二十章 李鸿章崛起
——湘淮派系的权力更替 / 261
微妙关系 / 262
控扼湘淮 / 266
师徒斗智 / 269
李鸿章的时代 / 272
第二十一章 两江总督之死
——“刺马案”揭开的“中兴”真相 / 275
各有各的“甚奇” / 276
焦虑而微妙的审判 / 281
从“为国剿贼”到“自陷于贼” / 283
曾国藩的“心病” / 287
这样的“中兴”靠谱吗？ / 288
第二十二章 中兴光晕背后的三重色调
——盘点洋务新政的第二个五年 / 291
何谓“中兴” / 292
缺乏大才 / 294
内争不已 / 296
吏治败坏 / 300
参考文献 / 303
学斌嘱我为他的新作《晚清困局》作序，我欣然接受。
学斌是学有所成的新一代学者，有学术史功底，读书甚多，功夫扎实，也很能写，出版了好几种很有价值，甚至具有学术史意义的作品。这本新书《晚清困局》主要讨论同治年间的中国历史。书中大量利用档案、日记、文集、笔记，甚至野史，建构了同治年间跌宕起伏、扣人心弦的惊异故事。本书史料充分，结构讲究，叙述清晰明了，讲出了许多先前研究者不太注意的细节，一定会引起学界的重视。
同治年间肯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向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也有一批极具深度的著作面世。但总体而言，在细节、深度，甚至大历史视角观察方面，似乎都还有继续探讨的空间。本书在这几个方面都有相当的推动。
就细节而言，这本书引用大量日记、笔记、档案，以二十二章的篇幅详细描述了同治十三年间的重大事件，讨论其“政治得失”。诸如肃顺集团的兴起、覆灭，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的弄权，慈禧太后与两个皇叔特别是恭亲王奕既联合又斗争的故事。本书也写了一批“功狗”的人生末路，如胜保，如陈孚恩；还有这一时期影响甚大的政坛斗争、八卦故事，像曾国荃与官文闹翻，吴棠、曾国藩、李鸿章与江督易人。至于江督马新贻阅兵场被刺案，更是这段历史上的狗血剧，诸多解释，至今依然很难圆满。《晚清困局》这本书对这些历史细节有自己的还原与解释，对书中的许多讨论，读者可以不完全同意，可以继续探究，但必须要承认其解释占有详尽的史料，往前推进了许多，值得后来者作为起点参考。换言之，就是后续研究者无法绕开这本书的讨论，不能无视之。
我所关注的点，也是这部书的一个主题，即如何重估同治十三年在中国历史中的意义。从传统转向现代，这是中国历史过往几千年从来没有的事情，深刻影响着后来一百多年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作为研究者，通过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重新看清那一代人的争论，也就是本书所说的“权力博弈与秩序重建”。
十七至十九世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个大国引领着世界的潮流，以排山倒海之势冲击着旧制度。在世界剧烈变动冲击之下，中国最终也不得不变，这其实也是中国政治人物认知的必然结果。英伦三岛出现的那台蒸汽机深刻改变了欧洲，改变了世界，当然也会改变中国。
但是，中国在那时正沉醉在康乾盛世的迷幻中，对外部世界的变化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尽管广州口岸车水马龙，外国商船络绎不绝，但十八世纪的中国知识人对域外事务并不关心，甚至经过马戛尔尼、阿美士德两次访华冲击，中国对西方的变化依然无感。直至1840年诉诸战争，中国方才打开半开半闭的大门，用五个通商口岸接纳西方。
五口之中，广州因五口通商而自身利益受损，它没有利用自身优势扩大已有的贸易基础，而是不接纳新条约的约定，不准许外国人入城贸易居住。广州因此陷入巨大困境，广东乃至两广地区的经济因此受到极大打击。后来的金田起义，其实可以从这里找到爆发的蛛丝马迹。另外几个新开放的通商口岸特别是上海乘势而起，迅速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步转移，华南、两广几百年的优势逐步让位给了长江流域。
五口通商带给中国与世界的变化并不仅仅是贸易的扩大，还有中西各界对世界尤其是对对方的认识。西方从五口通商中看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沿着先前的思路继续扩大开放，让西方更充分介入这个庞大的市场。
中国也从五口通商中获得了些收益，还有一些有益的启示。在这个过程中，五口之外的中国人也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能像五口那样分享通商带来的好处？于是我们看到的历史事实是，五口通商十余年之后，中西各方都期待借助约定的修约机会重新讨论一些各自关切的问题。于是有了1858年的《天津条约》。
《天津条约》是清政府与英法美俄四大国分别签订的一个系列条约，这个系列条约的主旨是清政府认同外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商船可以进入长江各口岸，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传教士可以到内地传教，议定关税。按照这个条约，中国对外开放的范围、力度，都较1842年《南京条约》有很大调整，大致接近于日本1854年与美国达成的通商条约的水平。咸丰皇帝在条约签字后立即后悔了，他无法接受与外国公使同城居住，认为这个条约是被要挟的盟约。于是中外之间重启战端，有了我们称之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重大事件。这也是《晚清困局》这本书的开篇。
咸丰皇帝不能接受东西方更加紧密的接触，也就意味着无法指望他引领中国走向世界，开始一个新时代。历史研究者当然不会假设历史走向，但忍不住会推演，假如咸丰皇帝不是死在承德避暑山庄，中国会不会在他的领导下发生洋务新政这样的大变革？复盘咸丰皇帝当政十余年，一方面我们同情他的不幸，内乱外患交织，十几年似乎没有多少舒心的日子；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承认不论内乱还是外患，咸丰皇帝的处置依然有可检讨的空间。像蒋廷黻先生所说，朝野各界对外部世界的无知让中国错失《南京条约》之后二十年的光阴。而这二十年又是那么重要那么关键。中国如果在《南京条约》后沉痛反省，走上改革之路，或许后来东亚大局依然会由中国来主导，日本依然是配角。
1850年，咸丰皇帝亲政，翌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这是清帝国固有矛盾日积月累的结果。这固然是咸丰皇帝的不幸，但也是他大展身手施展本事的机会。然而历史没有如此发展，咸丰的一生就在内外煎熬中度过了。
咸丰皇帝临死前安排了一个接班团队，由八大臣辅佐小皇帝和两宫太后执政。如果不是后来发生惊心动魄的政变，八大臣被除掉，清帝国的政治大约还要在咸丰既定的路线上前行。一次非法政变给清帝国迎来了空前机会。政变获益者不能不做出有意义的进步以掩饰不太光彩的过去。
历史总是在寻找突破的机会。从后来的观点看，咸丰皇帝的安排是自私的，也是他失败的根源，八大顾命大臣竟然没有留守京城与英法交涉，而派了恭亲王奕，即便从私天下的立场而言，这也是说不过去的。奕与两宫太后联手除掉八大臣，似乎也就得到了解释。正是这样一种历史背景，让本书的描述得以展开，“庚申国变”固然为“晚清五十年”之“惨烈开局”，但中国历史由此掀开新的一页似乎也是事实。中国不得不打开国门接纳西方，也不得不派遣使臣出洋，派遣留学生出国，甚至借重美国使臣蒲安臣为“中国使臣”出使西洋，如果这一系列亘古未有的巨变没有些微反对，举国一致认同和赞美，那么历史似乎也太容易，太没有曲折了。
幸运的是，这部书浓墨重彩地书写了中国历史上这一重要转折点，这短短的十几年被写得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极具可读性，极具画面感。相信这部书对于重构近代中国历史叙事，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
是为序。
马 勇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25年8月18日
楔子
“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
——晚清五十年的惨烈开局
1860年10月9日，在京供职的常熟士人翁同龢于日记里写道：“清晨城上紫云垂垂，微雨竟日，夜见星斗。”此不寻常的天象恰与人事相合。这天凌晨，被英法联军击溃的数千名清廷逃兵拥挤在北京城西的彰义门（即广安门）外，至早上辰时，这批溃逃的清兵从西便门鱼贯涌入北京外城，“人马车驮共争门入，声如沸涛”。更为酷烈的事情还在后面。次日，翁氏听闻“海淀、老虎洞、挂甲潭等处房屋被焚，夷兵向大宫门开两炮，后湖中有浮尸四具”。10月18日的午后，身居北京城内的翁同龢远望“西北方烟气彻天”，直到第二天“烟焰未熄，乃三山宫殿及高明寺被焚也”。
无独有偶，避难房山的翁同龢之父、前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于10月9日在屋中闷坐，听闻“圆明园被毁，或云炮打，或云火烧，或云仅焚宫门，或云已被占据……恭邸、桂相不知何往，人情惶惑”。10月18日，翁心存于下午未刻举目“东北方黑烟腾空”，到了傍晚，他在“城上望见火光烛天，不知何处，兀坐端忧，夜不能寐”。待到翌日午后，“东北方尚见烟焰”，经房山练局侦探得来消息，原来昨日“万寿、玉泉、香山皆被焚毁”，想必往昔入园领略美景的记忆涌上心头，翁禁不住喟叹：“大车载薪，积若山阜，此次再焚，不独三山荡尽，而圆明园正殿、正大光明、勤政殿皆靡有孑遗，即澄怀之近光楼亦为灰烬矣，时事如斯，真堪一恸。”
翁氏父子于京内、京郊共同见证的大事件即晚清史上创痛深巨的“庚申国变”。较翁氏父子，赋闲湘中的郭嵩焘对此事变省思更深。甫闻此难，郭嵩焘的反应亦是震惊：“时局艰危，重遭大丧，国事奈何！天下奈何！”然而半个月后，郭氏便专注检讨清廷的致败缘由。首先，他看出国事这般不可收拾，“朝廷为议论所持，旁皇迷乱，莫知所措”。其次，他认定“夷人之变，为旷古所未有”，更甚者，“夷人者，中国百年之患”。这两点，确属卓见。奈何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首次尝试“洋务新政”正是经历此等惨烈局面后的“不得不为”与“痛定思痛”，人们容易健忘，在一百六十五年之后，对于这场旷古未有的“夷人之变”因何而惊天动地、晚清五十年的改革因何失败以及清廷的政争又为何纷乱不已，个中缘由，仍值得我们探讨与反思。
“庚申国变”中清廷官绅的无力之叹
政治巨变，缘何来得如此迅烈？
就在英法联军进入北京不久，远在苏州木渎的士人赵烈文看到友人信函，其中就咸丰帝北狩一事评价曰：“呜呼，二百年宗社，危于俄顷，初不意其如是之速！”一个“速”字，道尽了举国上下人们的惊愕与无措。正在江南平叛的曾国藩得知咸丰帝逃往热河，“夷氛逼近京城仅二十里”，如此噩耗，让经历过数次生死考验的文正公顿时崩溃，“为之悲泣，不知所以为计”。二十天后，曾国藩读完胡林翼寄来的函件，“知京城业被逆夷阑入，淀园亦被焚，伤痛之至，无可与语”。仔细品味，曾氏的这种“伤痛”似乎莫可名状，且至深至切。
毕竟赵、曾二人尚在千里之外，身处险境者之体验则会更为真切。如时任礼部主事的刘毓楠写道：“初八日（9月22日）卯刻，圣驾携后妃、诸王、大臣、侍卫等官，仓皇赴木兰而去。闻驻驾热河，人心大恐。初九日，官眷商民人等，纷纷出城逃避，闻自彰仪门至保定，一路车马行人，拥挤不断。”皇帝北逃，京城的官民失去了主心骨，顿时乱作一团。彼时全权负责夷务的恭亲王奕“登高瞭望”，双眼无助甚至绝望地瞅着“西北一带，烟焰忽炽”到烟焰弥天，其奏报中更自称“痛哭无地自容”。咸丰帝用朱批着意表示“览奏曷胜愤怒”，然“愤怒”愈加放大了清廷的无力感。这种无力感又真真切切地在京师蔓延，延烧累日的圆明园内外俱是“烟焰迷天，红光半壁”，而“数百载之精华，亿万金之积贮，以及宗器、裳衣、书画、珍宝、玩好等物，有用者载入夷营，不要者变为瓦砾，更被土匪搜劫一空。万间宫殿荡为墟矣”；“海淀之焚也，京师震动，驻守内外城之王大臣等相顾愕眙”。士大夫们要么痛惜“至历代圣容，皆为碎裂，尤不忍闻矣”；要么“国事至此，唯相对一哭”，甚或一夜间“须发皆白”。贵族高官亦难于乱局中幸免。离乱烧掠间后宫“常嫔因惊溘逝”。而总管内务府大臣文丰投入福海殉难。
侵华英军司令霍普·格兰特记录：“10月10日，恒祺（留京从事和谈的大臣之一）恳求让他在巴夏礼的陪同下看看圆明园。我答应了，并派了一个护卫队一同前往。巴夏礼说看到这个可怜虫真是难受得很。他坐在一个小湖边，双手托着脑袋，突然大声哭了起来，说万事皆休，他也该死。但是他此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寻找他的好友，圆明园总管，传闻他投湖自尽了，后来果真在一个湖里找到了他的尸体，随后恒祺就回去了。”从失声痛哭到“万事皆休”，细揣恒祺所见所思，仿佛沉尸于偌大福海里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内的一个个心如死灰般的清官，这活脱脱折射出以他为代表的清廷高官因无力回天而生无可恋的心境。
不得要领的清廷士大夫
发生在京师的一幕幕惨状，正反映了清廷的无能。究其缘由，与清廷不了解或不愿了解西方有很大关系。
早在1860年6月，在致曾国藩的信函中，曾协助僧格林沁办理洋务的郭嵩焘便对当时的形势给出己见：“中国与西夷交接二十余年，至今懵然莫知其指要，犹为国有人乎！”一言以蔽之，当时困局的枢纽在于“战法”与“和法”皆无。具体而言，“何谓无战法？彼不求战，我何苦而战；何谓无和法？彼不受和，我何为而求和”。正所谓外交事务法无定法，端在相机施策，倘“国家与夷人相接，始终出一辙，所谓舍康庄而由荆棘者也”。
当英法联军在津门步步紧逼时，郭嵩焘与友人纵论汉朝击溃匈奴的成败得失，忍不住借题发挥，“论控制夷狄之大，常一以守为本，计战与和二者，因时度势，存乎当国者之运量而已。未有不问国势之强弱，不察事理之是非，惟瞋目疾呼，责武士之一战，以图快愚人之心，如明以来持论之乖戾者也”。
孰料形势演变迅速，郭氏的预言竟在一个月内成为现实。此后他的行文不再是“项庄舞剑”，而是直指京师士人与僧格林沁。对于士大夫之众口嚣嚣，郭氏指出“自汉唐以来，所以控驭夷狄者，皆颇能知其节要。而觉南宋以后，议论事局，与古一变。学士大夫习为虚骄之论，不务考求实际，迄今六七百年，无能省悟者”，终致“朝无大臣则群论嚣然，相与旁皇迷乱，趋于祸败而后已”。南宋以来这等虚浮习气之遗毒至今仍重，“士大夫之无识为之也”，一方面“京师士大夫不考古、不知今，徒以议论相持”，另一面“众人之论事也，但睹成败；今并成败不论，而一意归过朝廷”，士大夫间徒逞口舌之快的风气，如同一种“恶性循环”，不仅容易导致清廷的研判偏差，更会造成难以估量的决策失误。对于僧格林沁，郭氏之评断可谓直言不讳：“僧邸乃遂以无道行之，以速成其祸”，“僧邸之罪，杀之不足蔽辜矣”。
郭嵩焘以上的文字绝非空论，的确与北方发生的事件轨迹相印合。庚申国变缘起于换约风波，经大沽炮战而激化。当英国首相巴麦尊发誓要与清廷决战时，咸丰帝却仍依违于战和之间：“速就抚局，原属正办。”在咸丰帝心中，剿灭太平军方是最要之务。
直到英法联军在1860年7月封锁渤海湾之际，咸丰帝仍坚持认定西人远来“实则以兵胁和”，一再谕令僧格林沁等人“总须以抚局为要”。待到8月中旬津门败局已定，咸丰帝似乎才缓过神来，命令僧格林沁“如果无可支撑，惟当设法酌撤”，毕竟“惟在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命于炮台。切要，切要！以国家依赖之身，与丑夷拼命，太不值矣！”且战且退，欲打又守，如此矛盾复杂实懦弱自保的心态，恰说明清廷在此次战争中的应对毫无章法可言。
8月底，大沽失守，列强提出带兵进京要求，咸丰帝愈发惴惴不安，“大患切肤，一决即内溃于心”。然而和谈未果，英法联军推进到通州，前几日在朱谕里声称将“亲统六师，直抵通州”的咸丰帝心绪再次为之改变。不知经过了多少次反复密议，9月22日，咸丰帝携众人由圆明园仓皇奔往热河。在时人笔下，该“仓皇”历历可见：“七、八两王爷尚在上书房习国画，内使忽传上谕，令收拾启行，谙达及哈哈珠色等皆不知所为，此时车驾未齐，所雇民车亦一时未集，仓猝起身，宫人等尚多未梳洗，皆挽髻披衣登车而去。随驾者诸王：端华、肃顺及宗室大臣、众侍卫、内监而已，余臣因无车骑，望尘而叹而已。”
收拾危局的恭亲王奕，与其说他是“善后”者，不如说他是“弥缝”者。在接手谈判后，奕始终表示抚局难于上青天，而急于回銮的咸丰帝却认定抚局可成。在抵达热河几日后，咸丰帝便谕令直隶总督恒福驰赴古北口准备接驾。四天后，咸丰帝又在奕等人的折子上朱批道：“照常情形，无决裂之事。”这等谕旨，在奕看来，简直无法完成。
假如将恭亲王奕同英法列强的交涉比作绵羊与恶狼的博弈，那么，奕与咸丰帝的关系则酷似老鼠与病猫的游戏。咸丰帝的返京切盼之于奕，不啻是至大难题。我们以后见之明，考量彼时清廷想要达成抚局的情境，咸丰帝与奕之间实际处于信息不对称的态势。咸丰帝最大的心病是英法公使亲递的国书，但当他从奏折中得知英法不会因此事动兵，遂断定抚局不日可成。然而，奕诸人未能妥善处理与英法联军的交涉问题。
英法联军见诉求迟迟无法满足，便进军北京，大火燃遍了淀园。远在热河的咸丰帝惊骇道：“不料夷务决裂败坏至此。”恐怕他至死也不会料到，恭亲王奕等人在处理抚局时，竟然欺上瞒下、颟顸迟延。这正应了郭嵩焘的一句话：“盖夷务曲折，举京师无人能知其要领。”
自此，浩荡复杂且更具历史意义的晚清五十年的政治斗争与新政改革骤然开启。回首望去，这一时期的历史趋势与面向至为复杂，宏大叙事不能窥其貌，微观叙述更不能见其大。故本书尝试以中观视角来呈现这一段充满“复调”韵味的历史。首先要探讨的议题，即经历庚申国变与秩序重建后的清廷，以及其所建构的“同治中兴”叙事的实相与成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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