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好的部队,四百多号人,一夜之间就没了。
这事放在1940年的冀鲁豫,比天塌下来还吓人。
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独立大队的政委赵兴,那天早上推开门,感觉整个天都黑了。
营地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被窝还是热的,锅里还剩点昨晚的粥底,可站岗的、做饭的、操练的,连着他们那个浑身是胆的大队长魏大汉,四百多条汉子,就这么凭空消失了。
赵兴是个老红军,过草地都没眨过眼,可这一下,他腿肚子直哆嗦。
叛变?
哗变?
这两个词在他脑子里炸开。
他咬着牙,给军区发了封电报,就八个字:“部队异动,去向不明。”
他知道,这八个字发出去了,他的命,可能就拴在魏大汉那根不靠谱的裤腰带上了。
要说这魏大汉,可不是一般人。
他不是共产党正经八百培养出来的干部,是乱世里自己从土里长出来的一棵硬茬。
日本人来之前,他就是个地方豪强看家护院的头儿,枪法好,讲义气,拉着一帮乡里乡亲守着自己的坞堡过日子。
他的道理很简单:谁敢来抢我饭碗,我就拿谁的命。
日本人来了,官府跑了,他的“民团”就成了这片地界上唯一能说上话的武装。
八路军来了,看上了这股力量。
彭德怀元帅有过指示,要把这些野路子的武装,改造过来,变成咱们自己人。
任务就落到了年轻的政委赵兴肩上。
一个拿笔杆子的,要去管一个拿枪杆子的。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话不多,全在眼神里。
赵兴戴个眼镜,斯斯文文,满口都是革命理想、阶级斗争。
魏大汉呢,脸跟老树皮一样,眼神跟狼似的,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子“老子不好惹”的劲儿。
收编谈判,魏大汉提了三个条件,干脆利落:队伍不能打散,他得说了算,不能挪窝。
这在正规军里是想都不敢想的事,可为了团结抗日,军区捏着鼻子认了。
从此,这支独立大队就成了个怪胎。
赵兴想搞政治学习,想发展党员,想教他们“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可魏大汉手下那帮人,你跟他们讲共产主义,他们还不如关心下一顿能不能吃上肉。
开会,一个个东倒西歪,哈欠连天。
站队,歪歪扭扭跟画符一样。
周围的兄弟部队都笑话他们,说这是“没尾巴的羊群”。
魏大汉有次喝多了,拍着桌子跟赵兴嚷:“赵政委,你别费劲了!
我这帮人都是狼崽子,你非要把他们训成羊,那他们以后就不会咬鬼子了!”
赵兴心里憋着火。
在他看来,没有纪律的部队,就是一群乌合之众,今天打鬼子,明天就能当伪军。
而在魏大汉眼里,赵兴那些条条框框,在战场上屁用没有,能活下来、能缴枪的,才是真本事。
两个人就像油和水,怎么都融不到一块去,靠着一股劲儿才没翻脸。
这股劲儿,在部队消失的那天,彻底断了。
接下来的四十天,对赵兴来说,是地狱。
军区的电报一天比一天急,从“速查明情况”到“立即汇报”,最后变成了“限期归队,否则以叛逃论处”。
周围部队看他的眼神都变了,那种怀疑和戒备,比敌人的子弹还伤人。
赵兴夜里睡不着,把自己的经历、入党的誓言,写了一遍又一遍,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连遗书都塞进了贴身的口袋。
他想不通,自己到底哪里做错了,会让四百多个阶级兄弟走上绝路。
就在赵兴快要被逼疯的时候,奇迹发生了。
一个黄昏,远处尘土飞扬,一支队伍拖着长长的影子回来了。
人还是那些人,一个个又黑又瘦,衣服破得跟叫花子似的,好些人身上还缠着布条,渗着血。
可那精神头,跟去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
队伍前面,押着十几辆装得冒尖的大车。
魏大汉一马当先,看见赵兴,咧着大嘴就笑了,露出一口大黄牙。
赵兴冲上去,四十天的委屈、愤怒、绝望,全变成了一拳,结结实实地捣在魏大汉胸口。
魏大汉晃了一下,没躲也没还手,嘿嘿一笑:“政委,别气坏了身子。
走,看我们给军区带回来的大礼!”
指挥部的油灯下,一张皱巴巴的地图摊开了。
事情是这样的。
魏大汉在伪军里安插了个远房亲戚,弄到了一份要命的情报。
日本人要搞一次大“扫荡”,目标直指八路军主力。
情报里,还夹着一张日军后方一个核心军火库的布防图,守备兵力少得可怜。
这情报,就是个天大的机会。
魏大汉心里跟明镜似的,要是按赵兴的规矩,上报、研究、开会、批准,等命令下来,黄花菜都凉了。
他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也上来了。
他就是要证明给赵兴看,证明给军区看,他这套“野路子”,在这片土地上,比那些大道理管用!
他赌上了自己和四百多号人的命。
那天半夜,他召集了自己最铁的心腹,把枪往桌上一拍:“干不干?
干,就跟我走!
怕死的,留下!”
没一个人吭声。
他们脱下八路军的军装,换上老百姓的衣服,一夜之间,化整为零,像一滴水融入大海,消失在茫茫的华北平原上。
那四十天,他们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他们扮成走南闯北的商队,白天睡觉,晚上赶路,悄无声息地摸了三百多里,摸到了那个军火库眼皮子底下。
靠着内应,趁着夜色,四百多条汉子像猛虎下山,只用了半个钟头,就把整个军火库给端了。
缴获的枪支弹药,足够装备一个主力团。
可魏大汉还没完。
他没急着回家,而是带着队伍,拉着缴获来的武器,马不停蹄地赶到一个叫“黑风口”的险要地方,设下了埋伏。
几天后,日本鬼子“扫荡”的先头部队耀武扬威地开进了口子,被这从天而降的一顿胖揍,打得晕头转向,整个“扫荡”计划还没开始就乱了套,给根据地主力转移争取了救命的时间。
听完魏大汉的讲述,赵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按纪律,魏大汉这是私自带兵离队,动摇军心,枪毙十回都够了。
可按功劳,他不但发了一大笔战争财,还从战略上救了主力部队。
这份“功过都有,如何处置”的报告送到了军区。
军区首长们也是拍了半天桌子。
最后,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下来了:
功,要奖,而且要大奖!
军区通令嘉奖,缴获物资的一半,直接划给独立大队,怎么用,魏大汉自己说了算。
在那个一粒子弹都要掰成两半用的年代,这是天大的面子。
过,也要罚,罚得更狠!
军区派工作组下来,对着魏大汉和他手下那帮人,足足开了三天会,讲纪律,讲规矩。
魏大汉本人,必须在全军干部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做深刻检讨。
这一奖一罚,比什么大道理都管用。
魏大汉打了胜仗,挣了面子,也终于明白了,单打独斗,逞匹夫之勇,就算赢了这一次,下一次就可能把整个家底都赔进去。
赵兴也懂了,对这些在刀尖上滚过来的汉子,光讲道理是空的,得跟他们一起扛过枪,流过血,才能把话说进他们心里去。
自此之后,独立大队那群“野狼”,开始有了点“军队”的样子。
他们打仗还是那么不要命,但脑子里多了一根弦,叫“纪律”。
魏大汉和赵兴,一个“枪杆子”和一个“笔杆子”,也终于找到了能捏合到一起的办法。
后来,在一次关键的攻坚战中,正是魏大汉不拘一格的侧翼穿插,撕开了敌人的防线。
而战前,赵兴带着政工干部挨个到阵地做动员,保证了部队在最艰难的时刻,没有一个人后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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