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淞沪路口雾气未散，常志刚把老式吉普稳稳停在大公馆门口。当天上海市委正在为陈毅市长送行，数位工作人员在忙着清点行李。谁也没料到，这位跟随陈毅驰骋南北整整十年的老司机，却即将留下来。后来人们常问：常志刚到底被安排了什么职务？答案并不复杂，却折射出陈毅对部下的那份体贴与远见。
常志刚是河北平乡人，1920年出生。17岁被日军抓壮丁，逃跑后辗转进入新四军，在苏鲁战区当运输兵。1941年春，他第一次摸到方向盘，几个月便能在崎岖山道上来去自如。老兵常说，这小子腿长胆子大，敢在夜里无灯行车。也正因为这手过硬的本事，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被调到聂凤智手下，专开缴获来的美式吉普。
1946年初，军调部济南执行小组正式成立。常志刚跟随代表团进驻趵突泉边的招待所。美方、国民党方面清一色崭新的雪弗兰、别克，他那台弹孔累累的“威利斯”格格不入。一次过黄河便桥，几位同行担心水深退缩。常志刚默不作声，摘掉风扇皮带，一脚油门过去。车熄不了火，平安登岸。美国顾问竖起拇指：“Good driver！”常志刚憨笑，只当是给八路军长脸。
1948年夏，他被调往三野前线指挥所，执行新的护卫任务。介绍人是副司令员粟裕。临出发，粟裕拍着他的肩头低声提醒：“老陈爱自己摸方向盘，你可得看紧点，他要抢，你就拦。”果不其然，太行山麓刚上第一段碎石路，陈毅就半开玩笑地说：“小常，你下来，我来热热手。”常志刚赶忙摇头：“首长，我开车没问题，您要动脑子指挥大军，可别浪费力气。”一句话把陈毅的兴致堵了回去，只能把帽子往下一压，打盹儿。山路颠簸得厉害，常志刚害怕陈毅被甩出去，干脆用皮带把他绑在座椅上。抵达林县指挥部时，陈毅朝刘伯承打趣：“我被这小子五花大绑押送来报到。”众人哄堂大笑，气氛顿时轻松不少。
淮海一役后，常志刚随军南下。建国后，首长坐镇上海，他依旧是贴身司机。这期间车换了好几辆，从吉普到福特，再到后来的小轿车，但不变的是陈毅上车先说的那句“安全第一”。常志刚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冬夜送陈毅回公馆。北风割面，他冻得直打哆嗦，军需部门却以“非干部”为由不发大衣。第二天陈毅把自己的呢子大衣递过来，随口一句：“你挡风，我暖和。”没过几日，军需处就发文：凡执行外勤任务者，凭证明领棉衣。那张盖着大红公章的单子，常志刚一直珍藏。
1951年，他们在南京遭遇严重车祸。张茜同志门牙折断，常志刚头部缝了十多针。手术室外，陈毅打给院长：“不惜一切代价救人！”这一句，让昏迷中的常志刚多年后忆起仍红了眼圈。也正是那一年，他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介绍人正是张茜。审批通过那天，他激动得不知所措，只说了一句：“我得更加仔细开车喽。”
抗美援朝接近尾声时，中央开始考虑大规模经济建设。陈毅奉调进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跟随与分别，是许多老部下都要面对的选择。陈毅盘算盘，觉得常志刚的人生不该只困在方向盘后。他找来市委组织部长：“小常是正连资历，忠诚又能干，家在上海，可否让他去企业当保卫干部？”几句话定下了常志刚的新去处——上海钢铁工业局下属的上钢一厂保卫科长，行政17级。放在当时，17级大致相当于正科，属于中层领导。虽非显赫，却比连职军官前景宽广，且工作地点就在沪上，方便照顾妻儿。
常志刚有几分不舍，坐在车里沉默良久。陈毅轻声道：“到地方锻炼，路更宽。以后换谁开我的车都行，你要把生活经营好。”常志刚鼻子一酸，答了一句：“服从组织。”那天他没再送行，只在车队远去时举手敬礼。
离开军队的岁月并非风平浪静。上钢一厂任务繁重，保卫科要盯偷盗、防火灾，还得管好出入证。常志刚从头学厂纪，背材料，对口令。不少工人见他原是元帅司机，尊称一声“常师傅”。有人好奇地问：“听说你以前天天坐奔驰？”常志刚笑道：“车嘛，工具而已。人得干正事。”语气轻，却透着老兵骨子里的坚韧。
陈毅对汽车的热爱从未停歇。1958年长春第一辆“东风”试制成功，样车运抵北京，外交部院内一片围观声。陈毅摸着车头标，对身边工程师说：“早晚北京街头跑满咱自家的车。”1965年，研制三排座高级轿车急需参考样本，他毫不犹豫把奔驰600交了出去。有人担心接待外宾无车可用，他摆手：“临时借一辆吉斯也行，关键得把自己的东西造出来。”
常志刚后来多次写信向首长汇报工作，信尾总少不了一句“车辆状况良好”，似乎那是一种默契的问候。1967年春，他因公负伤，住进华东医院。病床旁放着一本汽车构造图册，他边翻边念叨：“见识新车，对年轻人有用。”医护都笑他“离不开方向盘”，其实那是习惯，更是情怀。
1986年，常志刚退休，手里攥着的依旧是行政17级的档案卡。回忆往事，有人请他写文章，他只写一句：“十年扳手十年心，首长待我如亲人。”这句朴素的话，道尽了军旅相依的深厚情分，也让后来者明白，那一纸17级，不只是职务标记，更是对一段共同岁月的最好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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