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深秋，华北平原的风已经带着凉意。国务院调研组里一位中等身材、说话带齐鲁口音的干部分外忙碌，他就是谷牧。彼时他的头衔还是国家计委副主任，却已在心里默默勾勒一张面向世界的经济蓝图。五年后，他带队考察西欧，真正把图纸铺到了桌面上。时间推到1978年5月，巴黎夏日的夜色温柔，代表团成员却连咖啡都顾不上喝——当晚刚看完一家钢厂，大家就在旅馆走廊里吵吵嚷嚷地开起小会，记录技术指标。有人感慨：“忙得像打仗。”谷牧点头，他知道，这趟行程带回的不是几台设备，而是“先行一步”的底气。
6月返回北京，汇报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人还未坐稳，邓小平就抛出一句：“时间最宝贵，能快就快。”这句话之后，中央陆续推出利用外资、技术引进、合资试点等新政策。谷牧成了“现场指挥”。短短一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诞生，国内第一批合资项目虽只有几个餐馆、养猪场，却让外部资本第一次合法落地。
1979年9月，东京成田机场灯火通明。许多记者堵在出口，镜头对准那位胸前别着五星红旗徽章的中国副总理。签约现场直播里，谷牧正与日本方面谈判ODA贷款。千里之外，他的老母亲盯着小小黑白电视机，心里五味杂陈——她忘不了儿子胸口那颗日军子弹留下的疤。可正是这笔贷款，拉开了中国政府使用长期低息外债的序幕。
1982年初，国务院办公厅里多了一间“特区工作组”办公室。牌子不大，麻烦不少。管枪炮的、管粮票的、管审批的，都来发言；有赞成，也有疑虑。谷牧索性把门一关，对年轻同事说：“怕事就别干；要干，就准备挨骂。”大家哈哈一笑，气氛松了，却没人退缩。年底，“特区办”挂牌，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进入快车道。
风浪越来越大。1983年4月初，谷牧偕广东省委负责人任仲夷、吴南生等下到珠三角，实地体会“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关口老旧，资金紧张，手续复杂，外商来了就被一摞表格吓跑。考察告一段落，任仲夷忽然说：“叶帅在中山温泉休养，要不要去看看？”谷牧一愣——那是老首长，亦是坚定支持者，当然要去。
4月中旬的中山，芭蕉叶在春风里沙沙作响。下午三点，一行人抵达叶剑英住处。院门开处，只见叶帅坐在轮椅上，精神依旧矍铄。众人刚落座，他突然挥手：“你们回避，我要和谷牧单独说几句。”众人面面相觑，只好退出客厅。木门合上，屋里安静得能听见钟摆声。叶帅低声嘱咐：“你要顶住。”谷牧答：“一定顶得住！”寥寥数语，千钧分量。
这不是第一次的鼓励。早在西欧考察汇报会上，叶剑英就曾打断旁人，要求谷牧把“别人好的经验”说透。他对经济现代化的渴望丝毫不亚于军事战略。如今退居二线，更愿意为改革撑腰。那天谈得并不长，却极为具体：如何给特区松绑、财政如何分成、外汇如何留用，叶帅边听边点头，末了拍着扶手说：“小平讲过，摸石头需要胆量，你就去闯。”
广东干部重新进门时，只见谷牧神情沉静，却透着股子倔劲。晚饭席间，叶帅让厨师加了道家乡酿豆腐，一边夹给谷牧一块，一边半开玩笑地说：“吃点客家菜，壮壮胆。”众人哈哈，气氛轻快了。
之后三年，谷牧先后十二次到深圳。蛇口烂尾码头改成集装箱港，仅用八个月；罗湖关楼三班倒赶工，年通关量从几十万人次蹿到两百万；电子工业部因审批周期太长，外商准备撤资，谷牧当晚电话拍板——先干，手续补。有人说他“偏激”，他笑笑：“特区就是试错场。”
1988年春，他调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卸任那天，深圳报关大厅悬起横幅，上面写着“向老部长致敬”。谷牧没到现场，却收到了照片。他在北京寓所仔细看了许久，才将照片贴进笔记本，又写下一行小字：特区不是终点，是钥匙。
进入九十年代，他偶尔去高尔夫球场挥两杆，更多时间泡在书房。一排排奇石、字画之间，他细读《周易》《论语》，还给孔子基金会题了匾额。有人笑他“搞收藏”，他摆摆手：“懂传统，才知创新的份量。”
2009年冬，谷牧病榻上仍惦记南方几座口岸的统计报表，秘书劝他歇一歇，他摇头。夜深灯暗，窗外雪声细碎，那份报表静静摊在床头，边角被手掌磨得微卷。岁月走过三十年，从西欧考察到客家酿豆腐，再到特区高楼林立，很多场景成为中国现代化史上的分帧画面，而那场“回避”的对话，仍然像一声鼓点，回荡在后来者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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