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零下30度绝境，红军战士掏出个“铁疙瘩”，把马家军骑兵吓崩了
1936年12月17日，河西走廊的风像刀子一样，刮得人脸生疼。
这一天，对于红四方面军的一名普通战士李文安来说，差点就是他人生的剧终。
当时的情况有多绝望？
弹药打光了，身后是光秃秃的荒原，面前是挥舞着马刀冲过来的马家军骑兵。
就在这生死一线的瞬间，李文安下意识去摸腰间最后的“光荣弹”，想跟敌人同归于尽。
结果这一摸，冷汗瞬间就下来了——腰上挂着的哪是手雷，分明是个冷冰冰的铁水壶。
要是换个人，这时候估计心态直接崩了，要么投降要么等死。
但李文安接下来的操作，不仅保住了自己的命，还把这事儿变成了军史上一段极具魔幻色彩的“空城计”。
说起这段历史，很多人可能不太熟悉。
咱们大部分人对长征的印象，都停留在陕北会师的大团圆上。
其实会师之后，还有两万一千八百多名红军战士，也就是后来著名的“西路军”，奉命西渡黄河。
这任务有多重？
就好比刚跑完一个马拉松，气还没喘匀，就被拉去跟全副武装的重量级拳王打擂台。
他们面对的敌人，是盘踞西北多年的“土皇帝”马步芳和马步青。
这帮马家军可不是一般的军阀，那是从小在马背上长大的，单兵素质极强，手段还特别残忍。
对于缺衣少粮、连过冬棉衣都凑不齐的西路军来说，这就是一场不对称的噩梦。
把镜头拉回到那天。
李文安所在的部队是红二十九军九十师二六二团，当时正死守在永昌县城外围的东二十里铺。
那时候气温低到零下二三十度，枪栓都能冻住。
团长陈家柱是个硬汉，带着大伙儿硬扛了好几天，结果头部中弹昏迷，指挥系统一下就瘫痪了。
仗打到这份上，其实已经没有什么战术可言，就是拼命。
各营连各自为战，谁先眨眼谁就输，谁怕死谁就先死。
李文安所在的三营，位置特别尴尬。
那是一片开阔地，除了几道浅浅的土坡，根本没法防守。
马家军的骑兵那是相当油滑，远了用骑枪点名，近了就冲上来砍人。
你想想，两条腿的人在平地上，怎么可能跑得过四条腿的马？
三营的兄弟们倒下了一大片，防线被挤压得像张薄纸，随时都会破。
到了黄昏时候，视线已经很模糊了。
马家军大概是想在天黑前彻底解决战斗，发起了一波猛攻。
李文安摸了摸子弹袋，早就是空的了。
因为之前挖战壕太累，他把那颗救命的手榴弹解下来放在了一边，腰上顺手挂了个铁水壶。
等到战斗一打响，神经紧崩，完全忘了这茬。
等到马蹄声震得地面发抖，马刀的寒光都逼到脸上了，他这一拽，才发现手里是个大水壶。
这尴尬的场面，简直能让人窒息。
但老红军之所以是老红军，就是因为他们在绝境里的脑回路跟常人不一样。
李文安根本没时间后悔，求生本能让他瞬间做出了一个疯狂的决定：赌一把！
反正天黑看不清，这铁疙瘩在手里晃悠，谁知道是什么玩意儿？
他猛地跳上土坡，把那个铁水壶高高举过头顶，摆出了标准的投弹姿势，喉咙里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怒吼。
对面的马家军骑兵其实也怕，红军虽然装备差，但手榴弹这玩意儿在近战里简直是骑兵的克星，一炸就是一片人仰马翻。
再加上天色昏暗，李文安手里那个黑乎乎的东西看着确实像那么回事。
冲在最前面的骑兵一看这架势，下意识地勒马急停，嘴里喊着“花儿”（手榴弹的黑话）往后撤。
这一停不要紧，后面的队伍直接撞了上来，原本排山倒海的冲锋阵型瞬间乱成了一锅粥。
李文安一看这招真的奏效，更来劲了。
他举着水壶不仅没退，反而往前冲了几步，喊杀声震天。
旁边的战友虽然不知道咋回事，但看见敌人乱了，也跟着爬起来怒吼。
战场上就是这样，气势这东西，此消彼长，你一怂，我就强。
马家军怎么也想不通，这群已经弹尽粮绝的叫花子兵，哪来这么多“重武器”？
慌乱之中，他们丢下几具尸体仓皇撤退。
三营长许光华趁机组织反击，硬是把丢失的阵地给抢了回来。
事后许光华拍着李文安的肩膀，听完原委也是哭笑不得，直说这小子命大，拿个水壶就把骑兵给吓跑了。
当然了，这只是西路军悲壮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
李文安靠着“空城计”赢了一次战斗，却无法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
仅仅几个月后的1937年初，西路军在倪家营子等地遭受重创，两万多人的队伍最后只剩下极少数人突围成功。
李文安算是幸运的，他跟着左支队历经九死一生，翻越祁连山，最后在星星峡得到了接应，到达新疆。
现在回头看，那个铁水壶的故事，听着像段子，其实满是辛酸。
在那个年代，中国军人就是靠着这种近乎本能的战斗意志，在绝对的劣势面前硬撑着不倒。
后来李文安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打到新中国成立。
晚年他在回忆录里提到这一段时，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别人的事。
这种“侥幸”，只会眷顾那些真正把生死置之度外的亡命徒。
李文安一直活到了1967年1月，在安徽合肥病逝，享年56岁。
参考资料：
秦生，《西路军》，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
董汉河，《西路军沉浮录》，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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