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0月，眼看日本就要投降，冀东却传来一声巨响，聂荣臻元帅痛哭流涕，430名抗日精英为何倒在黎明前？
1944年10月，不管是欧洲战场还是太平洋那边，法西斯其实已经是个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哪怕是咱们国内，日军也是一副日薄西山的样子，谁都觉得胜利就在眼前。
可就在大家都准备着放鞭炮庆祝的时候，冀东那片土地上，却突然传来了一个让聂荣臻元帅记了一辈子的噩耗。
谁敢信啊？
就在这黎明前的几分钟，咱们冀热边特委竟然被人家给一锅端了。
800多名骨干被包围，430人当场牺牲，150多人被抓。
这不仅仅是数字，这可是整个冀东根据地的“大脑”和“心脏”啊。
越是觉得稳赢的时候，越容易输个底掉，这话真不是吓唬人。
事情还得从一个月前说起。
那阵子是1944年9月，冀东根据地那叫一个喜气洋洋。
苏联红军在那边推得顺利，大伙儿心里都琢磨着，这苦日子总算是要熬出头了。
为了迎接传说中的“大反攻”，特委一拍大腿，决定在丰润县何家营搞个大动作——“三级干部扩大会议”。
这名字听着挺官方，其实就是一次战前的大动员。
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着怎么在最后关头狠狠咬那帮侵略者一口。
可坏就坏在这股子兴奋劲上了。
咱们现在往回看，这次会议简直就是在雷区里蹦迪。
首先这规模也太大了，特委、地委、县委的干部，再加上公安局、社会部的同志，光是动嘴皮子的文职干部就有500多号人，再加上负责保卫的300多名战士，这浩浩荡荡快一千人了。
再一个，这会开得太长。
从9月底一直开到了10月中旬，整整半个月啊。
在敌后搞游击，几百个核心人物在一个地方扎堆这么久，这就是赌日本人的情报网是瞎子。
为啥犯这种低级错误？
说白了，就是那股子“胜利在望”的情绪把大家的脑子给冲昏了。
当时的领导层觉得，日军主力都被牵制在正面战场，哪有闲工夫管这一亩三分地？
这种心态，就像是你要过马路，看红灯还有最后一秒就变绿了，直接闭着眼往过冲，结果就被侧面冲出来的卡车给撞飞了。
可惜啊，日军这头困兽还没死透呢。
驻扎在华北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那鼻子比狗还灵。
其实会议开到一半，情报员就已经发现不对劲了，丰润、滦县那边的日军正在集结。
按理说，这时候唯一的选择就是立刻散会，化整为零。
但是，会议的主持者周文彬同志，做出了一个让他遗憾终生的决定。
周文彬是个好人，搞地下工作出身，唐山市工委书记，搞组织建设是一把好手，但唯独缺了点带兵打仗的狠劲。
他以为这就是次普通的扫荡，觉得只要从何家营挪窝到几公里外的杨家铺，避避风头就没事了。
这种“搬家式”的转移，在人家机械化部队面前，跟没动没什么区别。
偏偏这时候，又出了个要命的岔子。
第四地委书记丁振军派出去的一个侦察班，在送情报的路上跟日军撞了个满怀。
这一交火，班长牺牲了不说，最要命的是，身上的文件包落到了日本人手里。
这下好了，日军不光知道这儿有大鱼，连大鱼在哪儿、有多少条都摸得一清二楚。
日军这次也是真狡猾。
他们知道伪军里头有不少咱们的线人，为了保密，这回连伪军都没用，直接调了3000多名纯种的日本兵。
而且老天爷那天也不作美，杨家铺一带大雾弥漫。
那天的晨雾本来该是救命的屏障，结果却成了死神撒下的网。
日军借着大雾，悄无声息地就把杨家铺、李庄子和夏庄子给围了个铁桶一般。
10月16号晚上，几百号干部住进了村子。
大家离得近，又有两个连护着，再加上老乡们一句“大部队在没事”，警惕性那是降到了冰点。
连最外围的流动哨都没放多远，这种虚假的安全感，简直就是慢性毒药。
17号凌晨，死神来了。
最早发现不对劲的是夏庄子的哨兵，但那时候，日本人的马蹄声已经到了村口。
丁振军一下令开枪，整个杨家铺瞬间就炸了。
因为雾太大，一开始谁也不知道外面到底有多少敌人。
周文彬还以为是小股部队骚扰，下令原地坚守。
等天亮了雾散了，往外一看，所有人的心都凉透了——漫山遍野全是黄绿色的军装，机枪早就架好了。
这一仗打得太惨了，根本就不叫战斗，叫屠杀。
一边是全副武装、早就磨刀霍霍的3000日军精锐，一边是拿着驳壳枪甚至空着手的党政干部。
地委书记丁振军、宣传部副部长吕光，这些平日里拿笔杆子的书生，这时候都抓起枪往山上冲。
可人家日军早就占领了制高点，机枪跟泼水一样扫射，冲上去一批就倒下一批。
在这绝望的时候，有个汉子咱们得记住，叫刘景余，特务连连长，本地人。
他是这几百人里唯一的生机。
凭着对地形熟，他本来已经带着一波人冲出去了。
只要他想跑，谁也拦不住。
可这哥们回头一看，包围圈里火光冲天，战友们还在拼命。
明知是死路还要往回冲，这就是那个年代中国军人的血性。
刘景余二话没说，带着人又杀了个回马枪，硬是冲回了核心阵地找到了受伤的周文彬。
他背起周文彬就往外突，可这时候口子已经堵死了。
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下，刘景余最后也倒在了血泊里。
日军发现周文彬像个大官，想抓活的，把周围人都杀光了。
这时候周文彬右胳膊已经断了，血染红了半边身子。
他靠在一棵大树上，用左手举起手枪，在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刻，崩掉了两个想上前的鬼子，然后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
那天下午4点，枪声才慢慢停下来。
杨家铺的山沟里，躺满了430多具遗体。
这里面有特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地委书记、军区卫生部长…
他们本来是这片土地未来的建设者，是新中国的栋梁，结果因为一次麻痹大意，全部折损在了黎明前。
这事儿发生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冀东根据地的工作几乎瘫痪。
你想啊，干部都打光了，谁来组织？
谁来指挥？
这种人才断层的痛，比丢几座城池还要命。
后来聂荣臻元帅提起这事儿，总是眼眶泛红，连声叹气，那是真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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