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目惊心的医药界贿赂案|利益链|医药界贿赂案|回扣|好处费|行贿

文 | 当代名医在线潘捷

2026年开年，国家医保局曝光的首起CSO（合同销售组织）商业贿赂案，以3.5万余元“好处费”撬动86万余元收入的悬殊比例，将医药领域长期潜伏的灰色利益链再次推向公众视野。从药品推广的暗箱操作到医疗设备采购的权钱交易，从基层医生的回扣收受到底层利益输送的隐形变异，多起官方通报案件勾勒出医药界贿赂乱象的狰狞面目，而持续升级的监管举措正逐步击穿这一行业沉疴。

多维度贿赂乱象：数据背后的利益输送链条

医药贿赂已渗透至药品流通、设备采购、临床诊疗等多个核心环节，呈现出“低成本高回报”“隐蔽性强”“跨区域蔓延”等特征，各地官方通报数据直观展现了问题的严重性。

药品推广：CSO沦为利益输送“白手套”

国家医保局2026年1月11日通报的上海海怡莱企业咨询管理合伙企业贿赂案，成为CSO违规操作的典型缩影。该案中，海怡莱为推广上海泓健医药的达肝素钠注射液（商品名：万脉宁），其销售推广总监袁某某向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医生顾某承诺“多开药，多给好处费”，2023年通过微信转账4笔共计35046元。对应同期，顾某开具该药品18275支，海怡莱则从泓健医药获取市场推广及信息服务收入868677元，投入产出比超1:24，利益驱动特征显著。

此类案件并非个例。2024年10月，河南一CSO为提升推广费用，以现金形式贿赂三家医院麻醉医师，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没合计261.36万元；2024年11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一起医药领域单位行贿案中，相关责任人向14名医生行贿，涉案金额高达695万元；2024年12月，甘肃省市场监管局通报，四川某制药与甘肃某营销公司在注射液委托推广中存在向医护人员行贿行为，被罚没合计40万元，跨区域违规态势明显。

设备采购：权力寻租制造价格虚高黑洞

医疗设备采购因金额大、专业性强，成为贿赂高发区。重庆市巫溪县人民医院原党委书记刘学银案中，2021年该院采购的“全自动生化免疫分析仪”，中标价1376万元，较周边区县同类产品高出近400万元。经查，刘学银提前向关联方泄露设备品牌、参数信息，协助对方借壳中标，累计收受好处费369万元，该设备沦为个人“提款机”。案件查处后，巫溪县人民医院通过规范采购、优化流程，门诊次均费用下降41元，降幅11.45%；住院次均费用下降979元，降幅13.71%，间接印证了此前价格虚高的严重程度。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呼中区人民医院原院长贺宪伟则在药品与设备领域双重敛财，任内收受药品回扣款308万余元、工程及设备好处费67万余元，合计375万余元。其通过现金交易、更换联系方式、隐蔽地点交割等方式规避监管，凸显此类贿赂的隐蔽性。

临床诊疗：基层回扣乱象侵蚀群众利益

普通医生利用处方权收受回扣的案例同样触目惊心。2026年1月12日，国家医保局公布的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民医院内科医生党某海案显示，其在2012—2023年间，收受多家医药公司回扣共计78.91万元，最终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获刑。而浙江省杭州市富阳区第二人民医院原副院长孙志龙，通过亲属代持、中间人过渡等方式，196次非法收受药品回扣，金额高达1600余万元，反映出部分医疗机构内部利益链的根深蒂固。

贿赂滋生的土壤：制度漏洞与利益驱动的双重催化

医药界贿赂乱象的蔓延，并非孤立现象，而是制度转型期漏洞与行业利益格局失衡共同作用的结果。

“两票制”的推行成为关键诱因。2016年底全国实施的“两票制”旨在缩减流通环节、挤压药价水分，但原有销售激励与利益分配机制未同步重塑。部分企业为维持原有推广模式，催生了大量披着“学术推广”“市场咨询”外衣的CSO，这些机构多由原经销商转型而来，通过“税收洼地”“合伙企业”等形式搭建资金过渡平台，表面合规，实则沦为虚开发票、套现输送利益的工具，形成“表面两票、实质多环节返利”的畸形模式。

监管真空与权力集中进一步放大风险。医疗领域“一把手”及关键岗位权力集中，部分医疗机构采购流程虽形式合规，但参数定制、招标环节可通过倾向性条款“量身定制”中标条件，如刘学银案中通过操控设备参数实现暗箱操作。同时，此前监管重心集中于卫健系统，对CSO、流通企业等上下游主体覆盖不足，给利益输送留下空间。此外，医药行业高利润空间为贿赂提供支撑，部分企业将贿赂成本计入药价，最终转嫁给患者，形成“贿赂—价高—再贿赂”的恶性循环。

监管升级：穿透式治理击碎灰色壁垒

面对愈演愈烈的医药贿赂乱象，2025年以来，监管部门从制度、技术、范围三方面全面升级治理举措，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

制度层面，穿透式追责成为核心手段。2025年6月，国家医保局修订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通知》，明确信用评价处置“穿透至上市许可持有人（MAH）”，打破药企通过外包CSO规避责任的“防火墙”。以上海海怡莱案为例，监管部门在处罚CSO后，进一步穿透至生产企业河北常山生化药业，启动价格招采信用评价程序，倒逼产业链上游强化合规管理。新规同时将失信等级简化为三档，下调重罚金额门槛，精准打击中小型行贿行为，目前江西、四川、广东等多地已启动信用评价联动机制，情节严重者将面临产品撤保风险。

监管范围全面扩容。2025年1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医药企业防范商业贿赂风险合规指引》，将监管重心从卫健系统扩展至市场监管体系，覆盖医疗机构、药企、CXO、外包服务商等全链条主体，明确列举学术会议、设备投放、捐赠赞助等9类高风险行为，提出外包合作负面清单制度，划清合规红线。2025年12月，中央纪委办公厅、国家监委办公厅印发《调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问题证据指引》，针对性破解隐蔽贿赂的发现、取证难题，让“隐形腐败”无处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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