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报纸，有时候不是冲锋的号角，是提前写好的墓志铭。
它宣告的，往往不是敌人的末日，而是自己的。
1948年的重庆，雾气跟人心一样，又湿又重，看不透。
国民党的统治眼看着就要到头了，可越是这样，他们下手就越狠，像快要淹死的人，胡乱抓着身边的一切。
就在这种人心惶惶的时候，一件大事的引信，被一份报纸给点着了。
这份报纸，叫《挺进报》，是地下党的。
第一幕：一封信，一条被惹毛的看门狗
事情得从1948年2月28号说起。
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一个总爱摆出点文人架子的军官，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里，拆开了一封信。
信里没别的东西，就一份《挺进报》，外加一张小纸条，上边拿油墨印着几个字：“审判战争罪犯！
准许将功折罪！”
这玩意儿直接送到了特务头子的老窝里，跟指着鼻子骂街没什么区别。
朱绍良的脸当场就挂不住了，一个电话打出去，叫来了一个人。
这个人一到，整个屋子的空气都凉了半截。
他就是徐远举，保密局西南区的头儿，外号“徐猛子”，黄埔七期出来的，戴笠亲手带出来的学生，身上那股子狠劲儿，是戴笠亲手调教出来的。
他有个癖好，喜欢在上衣口袋里别一排金笔，看着斯文，可办起事来，重庆的老百姓都背地里叫他“活阎王”。
朱绍良的火气，对徐远举来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功劳。
他闻着味儿就兴奋。
在他看来，共产党这手玩得太嫩了，简直是把线索主动送上门。
他没费多大劲，三天，就撒开了一张大网。
负责具体干活的，是他手下一个瞧着最不像特务的特务，李克昌。
李克昌这个人，你要是在街上碰见，八成会以为他是哪个乡下学校里教国文的先生。
常年一身蓝布长衫，话不多，看着还有点木讷。
可他就是保密局重庆站的王牌，最擅长的就是伪装和渗透。
他不去舞厅赌场，就爱泡在街边的茶馆里，听那些贩夫走卒聊天吹牛。
徐远举的计划到了他手里，就变得又阴又毒。
李克昌的法子很土，也很管用：报纸是死的，人是活的，顺着拿到报纸的人往上摸，早晚能摸到印报纸的窝。
这张网撒下去，第一个挂住的，是个叫陈柏林的年轻人，才18岁。
第二幕：假兄弟，真圈套
陈柏林是个热血青年，家里开的书店因为卖进步书籍被封了，暂时住在一个叫草堂国学专科学校的地方。
他满脑子都是理想，就是缺了点江湖险恶的常识。
李克昌派去的特务叫曾纪纲，装成一个生意失败、对社会不满的失业青年，三两下就跟陈柏林称兄道弟了。
曾纪纲这出戏，每个细节都照着李克昌的本子演。
他跟陈柏林一块儿喝酒，骂世道不公，聊未来理想，聊得比亲兄弟还投机。
后来，他甚至“卖了老家的地”，掏钱帮陈柏林重新开个书店，说以后这里就是兄弟们聚会的点。
陈柏林被这份“仗义”感动得稀里哗啦，把他当成了可以托付身家性命的知己，心里的那道防线，就这么被几顿酒和一堆谎话给冲垮了。
没过多久，曾纪纲就把话给套出来了：负责《挺进报》的有个“顾先生”，连住址都摸得一清二楚。
抓捕的网，悄没声地收紧了。
可李克昌在审讯室里见到这个“顾先生”的时候，他自己也愣住了。
这人他认识，叫任达哉。
任达哉这人成分复杂，是个失业工人，日子过得紧巴。
早年间，他为了挣点小钱，给李克昌当过外围的眼线，说白了就是个不入流的小特务。
后来因为搞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被李克昌一脚踢开了。
谁知道，他摇身一变，瞒着这段黑历史，又加入了地下党。
当李克昌在审讯室里，慢悠悠地叫出“任达哉”三个字的时候，任达哉整个人都垮了。
这一声，不光是叫出了名字，更是揭开了他心里那块最想藏起来的疤。
他本来就不是什么硬骨头，只是个在乱世里想找口饭吃的投机分子。
徐远举亲自过来，没用一晚上，任达哉就竹筒倒豆子，全招了。
他咬出了自己的上线，中共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
背叛的链条，从这里开始，一环扣一环地响了起来。
第三幕：钢筋铁骨，致命软肋
任达哉的叛变，在徐远举看来是理所当然。
可许建业的硬气，着实让他开了眼。
4月4号，嘉阳茶馆，这是任达哉约好跟许建业接头的地方，也是特务们布下的口袋阵。
许建业一露面，就被按倒了。
在“慈居”那个地方，特务们能想到的刑具都给他用上了，老虎凳、辣椒水，折磨得人不成人形。
可许建业从头到尾就一句话：“我叫杨清，邻水来的，做点小买卖。”
他的骨头，比审讯室里的铁家伙还硬。
徐远举拿他没辙，但旁边的李克昌却看出了门道。
他发现许建业虽然嘴硬，但眼神里藏着一股子焦躁，像是有什么急事要往外传。
一条更毒的计策冒了出来。
李克昌找了个叫陈远德的警卫，长得老实巴交，让他去接近许建业，假装同情他。
许建业在牢里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正急着跟组织上取得联系，警告同志们，就把这个陈远德当成了救命稻草。
他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家里的，另一封，暴露了他的真实身份和秘密联络点——志成公司。
酷刑没让他开口，对组织的牵挂却让他露了破绽。
这个失误是致命的。
特务们冲进志成公司，翻出了许建业的真实证件，还有十几份工人的入党申请书。
他们把志成公司当成了钓鱼点，来一个，抓一个。
几天之后，一条更大的鱼撞进了网里。
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
第四幕：一场雪崩
刘国定被抓，过程有点滑稽。
他几乎没怎么挣扎，人刚坐到审讯椅上，就主动开了口，编了一套瞎话，想把一个叫李忠良的普通党员推出去，牺牲别人保全自己。
他以为自己挺聪明，想丢个小卒子出去保住自己这个“帅”。
徐远举是什么人，他一眼就把刘国定那点儿小九九看得透透的。
他也不点破，就让刘国定写《自白书》。
刘国定还真以为能糊弄过去。
这场戏很快就演不下去了。
李忠良被抓后也叛变了，供出了余永安；余永安又供出了“老张”。
这个“老张”，就是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
冉益智在街上被捕，特务稍微一吓唬，就把知道的全说了，其中就包括刘国定的真实身份。
当徐远举把冉益智的口供拍在刘国定面前时，烙铁还没烧红，这位市委书记的心理防线就彻底崩了。
他把整个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关系网，像一张地图一样，完完整整地摊在了徐远举面前。
重庆市委的正副书记，双双叛变。
一场大搜捕席卷了整个山城，江竹筠、陈然、罗广斌…
一百三十多号人接连被捕。
在这场人性的考验里，最让人不是滋味的，是城区区委书记李文祥的叛变。
李文祥一开始是条汉子，受尽酷刑也没松口。
可徐远举找到了他的命门——他刚结婚不久的妻子熊泳晖。
徐远举不打他了，开始玩软的。
他特批李文祥夫妻俩在牢里见面，甚至给他们提供单独相处的机会。
这种温情，像一把钝刀子，慢慢磨掉了李文祥的意志。
最后一次会面前，特务头子陆景清对他说：“这是你最后一次见你老婆了。
再不老实，我们先毙了她！”
这句话，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李文祥彻底崩溃了，他哭着对同牢房的陈然说：“我太爱她了！
刘国定他们都招了，多我一个不多…
我得为她和孩子想想！”
陈然死死拉住他，几乎是吼出来的：“你不能去！”
可李文祥已经听不进去了，甩开他的手，冲进了特务的办公室。
他出卖了十六个同志的下落。
1951年，特务李克昌在狱中上吊。
而他当年发展又抛弃的线人任达哉，早在重庆解放前就被自己人当成废棋，在渣滓洞的枪声中倒下。
至于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这些叛徒，解放后一个都没跑掉，全部被捕归案，执行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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