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早春，河西走廊的风还夹着残雪，酒泉县政府大门口蹲着一位蓬头垢面的老人。他从清晨等到午后，始终攥着一张皱巴巴的介绍信，指尖被风吹得开裂。门卫好奇多看了两眼，却没认出，这位衣衫褴褛的“穷苦户”竟曾在川陕苏区指挥过万人部队。
老人原名熊国炳，1904年生，万源县人。年轻时给药铺跑堂学了些医术，后来不愿再给地主看脸色。1932年腊月，他下山买盐，在雪地里发现昏迷的红军李子才。熊国炳背着伤员走了两里山路，用炉灰止血，用熬好的草药给对方敷伤。李子才醒后感激地说：“跟咱们走吧，打仗也能读书，最少管饭。”就这样，一句半玩笑的话，把熊国炳推向革命。
入伍后，他跟着徐向前走遍川北山沟，先当赤卫队员，后任川陕省委常委。苏维埃政府于1933年1月成立，他被推选为主席，年仅29岁。任内，没收地主荒田一万多亩，分给赤贫农户；县木器行曾欠税，他干脆取消陈年苛捐，说一句“木匠也是爷们儿，凭啥挨剥两层皮”，至今在当地仍有传闻。
可好景不长。1937年初春，红军西路游击纵队在宁夏西吉遭遇围剿。混战中，熊国炳被溃兵冲散，脚踝中弹，加上严寒，没走出十里便被敌骑追上。审讯时，他故意用川北土话冒充伙夫，敌军军官问：“姓甚名谁？”他眨眨眼：“张炳南，蒸馍的。”衣衫破旧，指甲里还有面粉残渣——那是他刻意抹上的土灰。敌人搜不出任何文件，只把他关进寒窖。冬夜零下二十度，他的脚趾被冻得发黑，然而这副狼狈模样让看守彻底相信他不是“要犯”。数月后，日伪交换俘虏时，他混在人群里逃了出来。
回到万源，故乡已彻底变样。家门口的桂花树被砍作柴火，妻子死于劫难，老母亲气绝，独留下盲父。一夜之间孑然无依，他索性剪去短发，改名“张炳南”，在集市卖大饼，也给人挑盐到陇南。新中国成立时，他已五十好几，躲在祁连山脚的小村庄，靠给生产队看麦场勉强糊口。县里补助过他五十块银元和四石麦子，但靠这些远不足以维持长年生病的父亲。
1959年4月，第三任军分区政委吴绍周到地方调查老红军情况，偶然在万源口岸的花名册里发现“张炳南”与“熊国炳”笔迹极像，专程找来核实。一见面，吴绍周激动地握着老人手：“老首长，组织没忘！”熊国炳却低声答：“别首长不首长，你们忙。”探亲结束，他仍回到酒泉，因为妻子水土不服搬不动，儿子在部队戍边也抽不开身。
半年后，口粮持续紧张，父亲病情加剧，他才鼓起勇气到县政府递交救济申请。当值股长翻着简短履历，咧嘴冷笑：“长征干部？瞒谁呢，你要真是大官，咋不直接去北京？”一句话像钉子，钉在老人心口。有人说他当时还想解释，股长却挥手让下一个进来。老人踉跄转身，连那张介绍信也忘了带走。
暮色降临，他没有回到租住的小院，而是拖着冻坏的双腿走到北郊公园。第二天清晨，晨练的人在树下发现他——双目紧闭，蜷缩着，如同睡着。兜里除了半块干裂的玉米饼，还有一页泛黄的川陕苏区布告，上面那行潦草签名：熊国炳。
1982年，民政部开展健在红军人员普查，四川工作组追溯口述资料，对“熊国炳失踪案”重新编号。调查员顺藤摸瓜，终于在酒泉档案室角落里找到那封被尘封的救济申请。批注仍在：“身份不明，暂缓处理。”消息传回巴中，老战友已多凋零，剩下的人听说他的结局，齐声默然。
值得一提的是，熊国炳的生平再被确认后，地方政府为其补发了抚恤金，并在万源县城南街立碑一座。碑文只有十个字：“川陕苏区主席熊国炳之墓”。没有长篇颂辞，却足够让后辈停步。人们常说长征创造了奇迹，可奇迹背后这些普通面孔，同样支撑着战火中的共和国。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