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的那个春天，香港兰宫酒店的房间里，死气沉沉。
几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正大眼瞪小眼，空气安静得甚至能听到心跳声。
这几位可不是普通游客，他们是刚从北京功德林特赦出来的国民党“战犯”，领头的那个叫周养浩。
就在几分钟前，他手里捏着那边传回来的信，手抖得跟帕金森晚期似的。
信上的内容特别简单，也特别狠：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理由是这些人都被“洗脑”了，是统战工具，甚至是共谍。
这一刻，周养浩感觉天灵盖都被掀开了。
为了这一天，为了能“清清白白”回台湾见他的“老头子”，他在监狱里足足演了二十六年的戏。
骗过了狱友，骗过了管理干部，甚至骗过了自己，结果呢？
他把这辈子最好的演技都献给了国民党，最后却换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这不光是个特务的悲剧，简直是人类迷惑行为大赏。
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这位被称为“书生杀手”的狠角色，和他那场足以拿奥斯卡终身成就奖的潜伏大戏。
单看照片，你绝对想不到周养浩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这人长得那是相当斯文，戴副眼镜，举止儒雅，还是上海法学院的高材生。
在军统那个遍地是大老粗、动不动就拔枪的圈子里，周养浩绝对是个异类。
他不像沈醉那样长袖善舞，也不像徐远举那样像个火药桶，他更像是一条盘在阴沟里、戴着眼镜的毒蛇。
周养浩能发迹，说白了有两个原因：一是朝中有人，二是技术过硬。
他是毛人凤的同乡兼连襟，娶了毛人凤的侄女。
这层关系在讲究裙带的国民党里，那就是坐上了火箭。
但他能干到军统局司法处处长，靠的可不光是姨父。
法律系毕业的他，把原本血淋淋的刑讯逼供，搞成了一套“科学化、法制化”的流程。
杀人的时候，他能一边给你念法律条文，一边让人动手。
这种一边讲法治一边干脏活的调调，比直接动手更让人脊背发凉，所以人送外号“书生杀手”。
最能体现他这种分裂人格的，是他在贵州息烽监狱当主任那会儿。
息烽监狱那是啥地方？
国民党的顶级黑牢，关的都是“重犯”。
周养浩一去，立马搞起了“新政”。
他把监狱弄得跟工厂似的，居然允许犯人办报纸、演戏、甚至还发工资。
你以为他是大善人？
太天真了。
他这是把监狱变成了他的私人提款机，用犯人的劳动力给自己和军统搞创收。
而且他特喜欢搞心理战，每次枪毙人，他都要搞得仪式感拉满，自己还要装出一副“法不容情、我也很痛心”的样子，暗中观察谁的腿在抖，谁的眼神不对。
这种当面笑嘻嘻，背后捅刀子的本事，周养浩练得那是炉火纯青。
可惜啊，人算不如天算。
1949年12月，国民党大厦将倾。
周养浩心里跟明镜似的，自己手上的血太多，留下来就是个死。
结果到了巫家坝机场，发现起义军已经控制了局面，飞机被扣了。
这时候，周养浩的反侦察能力上线了。
他迅速换上破衣服，把证件、徽章全扔了，混在乱哄哄的逃难人群里，装得跟个难民似的。
当时场面极其混乱，抓捕的解放军一时半会还真难把他揪出来。
就在这节骨眼上，负责抓捕的战士玩了一招绝的——“打草惊蛇”。
对着那堆乱糟糟的人群，战士突然扯着嗓子喊了一声：“周局长！
毛局长派人来接你们了！
车在那边！”
这一嗓子，简直是神来之笔。
你想啊，周养浩那时候心里正慌得一批，听到“毛局长”（毛人凤）派人来接，那就是他在绝望中唯一的救命稻草。
本能反应快过大脑，他下意识地就从人群里探出了头，眼神里全是期待。
等他看清外面是一排排黑洞洞的枪口时，肠子都悔青了。
这位算计了一辈子的法律高材生，最后栽在了自己求生的本能上。
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老小子的表现更有意思。
那时候战犯分三类：第一类是沈醉那种，认罪态度极好，配合改造；第二类是徐远举那种，死硬分子，天天跟管理人员顶牛，最后把自己气死了；周养浩选了第三条路：深度伪装。
刚开始他也想玩法律条文那一套，后来一看没用，特别是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下来，连沈醉都出去了，他彻底坐不住了。
他明白了一个道理：硬抗没前途，想出去，就得“演”。
从那以后，周养浩就像换了个人。
劳动改造，他专挑最脏最累的活干，连厕所都刷得锃亮；政治学习，他的笔记写得比谁都厚；批斗大会上，他骂国民党骂得比共产党还狠，痛哭流涕地忏悔自己的罪行。
他太懂这套规则了。
他知道上面想看什么，他就演什么。
这演技要是放在现在，绝对是体验派大师，秒杀一众小鲜肉。
连跟他朝夕相处的狱友都觉的，这老家伙是真的洗心革面了，是真的信了共产主义。
就这样，他硬生生演了二十多年。
到了1975年，作为最后一批特赦战犯，周养浩终于拿到了那张梦寐以求的特赦令。
当时政策非常宽大：想留下的安排工作，想去台湾的给足路费，来去自由。
周养浩几乎没有一秒钟犹豫，立刻申请去台湾。
这时候大家才咂摸出味儿来。
一个在监狱里把国民党骂得狗血淋头的人，怎么刚一自由，就迫不及待要回那个被他“唾弃”的地方？
其实答案很简单：他从来没变过。
那二十多年的改造，对他来说就是一场漫长的越狱前戏。
他天真地以为，凭着他对蒋家的这份“忠诚”，凭着他在牢里受的这些罪，回到台湾怎么着也能混个“党国元老”的待遇，安享晚年。
但他千算万算，漏算了人心，也漏算了时间。
1975年的台湾，早就不是当年的光景了。
蒋介石那会儿已经快不行了（就在特赦那年4月去世），掌权的是蒋经国。
对于海峡对岸放回来的这十个老头，国民党高层的心态扭曲得很。
他们不觉得这些人是忠臣，反而觉得都在那边改造了二十多年，早就被洗脑了，放回来肯定是搞统战的，甚至是埋下的雷。
当周养浩等人在香港焦急等待入台证的时候，台北那边传来的消息冷得像冰：拒绝入境。
理由冠冕堂皇，什么“防止渗透”、“安全考量”。
这简直是杀人诛心。
你想想，共产党给了他自由，给他发路费，尊重他的选择；而他效忠了一辈子、甚至为此坐了半辈子牢的国民党，却像扔垃圾一样把他拒之门外。
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听到消息后的周养浩，整个人瞬间垮了，像是被人抽走了脊梁骨，眼神里的光彻底灭了。
他演了二十六年，忍了二十六年，结果演给瞎子看了。
那天在香港的酒店里，几个老人抱头痛哭。
周养浩哭得最惨，因为他最冤。
沈醉留在了大陆，徐远举死在了监狱，而他，成了个没家的孤魂野鬼。
走投无路的周养浩，既没脸回大陆（毕竟自己要把“忠诚”演到底），也去不了台湾。
最后，只能选择去美国投奔亲戚。
在美国的最后几年，周养浩过得极其封闭。
他不接受任何媒体采访，不谈论政治，甚至不愿提起当年的任何事。
在一个语言不通、文化陌生的国度，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军统少将，每天就坐在院子里发呆。
1990年，他在旧金山去世。
临死前，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当年在昆明机场探出的那个头，或者后悔在功德林里演的那场大戏。
周养浩的一生，活脱脱就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他用法律践踏法律，用演技欺骗生活，最后却被他所信仰的权力无情抛弃。
历史用最荒诞的方式告诉我们：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任何投机取巧的伪装，最终都只会是一个没人笑得出来的笑话。
那年他在美国只有一张旧照片陪着，什么都没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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