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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7日，重庆歌乐山下的雨水，被三百多名革命志士的鲜血染成了红色。
解放军冲进渣滓洞时，现场尸叠如山，但在清点战犯名单时，几个手上沾满最浓血腥的名字，却凭空蒸发了。
其中一个，叫漆玉麟，军统局里的“活阎王”。
这一躲，就是整整八年。谁也没想到，1957年的那个春天，在江西萍乡的泥巴地里，这个“隐形人”因为跨上了一辆自行车，把自己的命，送回了重庆的刑场。
01
稻场上的“神技”
1957年的江西萍乡九荷村，空气里弥漫着烧秸秆的味道。
那是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的第二年，村口的稻场上，正围着一群看稀奇的社员。
大家伙儿围观的，是一辆崭新的“永久牌”自行车。
在那个连洋火（火柴）都金贵的年代，这一百多块钱的大件儿，简直就是现在的法拉利。黑得发亮的车漆，镀铬的车把在太阳底下晃得人眼晕，谁要是能摸上一把，那是能在饭桌上吹半个月的。
车是村里一位回乡探亲的学生带回来的，几个年轻后生试着骑了几圈，无一例外，不是歪歪扭扭撞了草垛，就是连人带车摔个狗吃屎，引得周围哄堂大笑。
“让老宋试试！老宋劲儿大！”人群里不知谁喊了一嗓子。
被推出来的汉子叫宋玉成。
他四十来岁模样，穿着对襟的粗布褂子，裤腿卷到膝盖，露出的满是黑泥和老茧的小腿。这人是1949年冬天逃荒来的，说是湖南老家遭了灾。
这八年来，他话不多，干活却是一个顶俩。挑一百斤的担子走山路不换肩，还是社里的劳动模范。在村里人眼里，这就是个再地道不过的庄稼汉。
宋玉成先是憨厚地摆摆手，一脸的难为情。但经不住大伙儿起哄，他在裤腿上蹭了蹭手心的汗，扶住了车把。
就在他跨上车座的那一瞬间，整个稻场突然安静了一秒。
没有普通新手那种摇摇晃晃的试探，也没有脚尖点地的慌张。
只见他左脚轻踩脚踏，右腿在空中划出一道利落的弧线，稳稳当当落座。车轮像是长了眼睛，顺滑地切入稻场边缘那条不足两尺宽的田埂路。
那可是烂泥堆出来的田埂，两边就是灌了水的水田，稍有不慎就会连人带车栽进去。
可宋玉成骑得太稳了。
他的上半身纹丝不动，腰杆挺得笔直，双手松弛地搭在车把上，仿佛他骑的不是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而是一匹驯服多年的战马。
遇到田埂转弯处，他甚至没有减速，身体微微一侧，车轮压着草皮边缘，画出一个精准的切角，瞬间回正。
“好！”人群里爆发出一阵叫好声，掌声雷动。
宋玉成骑了一圈回到原点，单脚落地，脸上挂着那种标志性的憨厚笑容，把车交还给学生：“年轻时候给地主家跑腿，偷着学过几天，献丑了，献丑了。”
大家伙儿都在笑，觉得这老宋真是深藏不露。
但在喧闹的人群外围，有一双眼睛却死死盯着宋玉成的背影，眼神里没有笑意，只有一丝冷冰冰的疑虑。
那是村治保主任张顺发。
张顺发是刚从朝鲜战场退下来的老兵，在死人堆里爬过几回的人。他不懂什么空气动力学，但他懂一种东西——杀气。
刚才宋玉成骑车的那一刻，那股子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机警和控制力，绝不是一个“给地主跑腿”的长工能练出来的。
那是一种只有在行军队列里、在生死边缘打滚多年才能形成的肌肉记忆。
张顺发悄悄退出了人群，这一晚，他失眠了。
02
治保主任的“职业病”
夜深了，九荷村的狗叫声渐渐停歇。
张顺发坐在自家门槛上，脚边是一袋劣质的烟叶。他卷了一根旱烟，划着火柴，那忽明忽暗的火光照亮了他紧锁的眉头。
他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白天宋玉成在稻场上骑车的那个背影。
作为村里的治保主任，张顺发不是没见过世面的普通人。他是1949年跟着大军南下的退伍兵，在朝鲜战场上也滚过两遭。
正是因为见过真正的生死，他才养成了一种“职业病”：看人从来不看脸，而是看“骨相”和下意识的动作。
在部队里，老班长教过他一个道理：嘴巴会撒谎，但身体不会。
一个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肩膀大多是微扣的，那是常年挥锄头留下的印记；走路的步子是拖沓沉稳的，为了适应泥泞的水田。
宋玉成平时就是这样，背有点驼，眼神有点木，见谁都嘿嘿傻笑，活脱脱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可就在今天下午，当他跨上那辆“永久牌”自行车的一刹那，那个“庄稼汉”不见了。
张顺发吐出一口浓烟，眼神变得锐利起来。
他记得清清楚楚，宋玉成上车的那一刻，脊梁骨瞬间崩得笔直，下巴微微收紧，目光不再是涣散的，而是像鹰一样锁定了前方的路况。
那种姿态，张顺发太熟悉了。
那是经过长期军事化训练才能刻进骨子里的反应。
更让张顺发心惊的是那个“稳”字。
50年代的自行车，那是实打实的钢铁架子，死沉死沉。在凹凸不平的田埂上骑行，普通人全靠手劲儿死死把住车头，上半身肯定得跟着晃。
但宋玉成不是。他靠的是腰腹的力量在控制平衡，手腕子只是轻轻搭着。
这哪里是“给地主家跑腿”能练出来的？
旧社会的自行车比牛还贵，哪个地主舍得让长工拿这种金贵玩意儿练手？就算真让他骑，顶多也是在大路上溜溜，谁会练这种在窄田埂上玩命的本事？
除非，这本事不是用来送信的，而是用来逃命的。
张顺发掐灭了烟头，站起身在屋里踱步。
他想起了几年前的“镇反”运动。那时候上面就发过通报，说国民党撤退前，在重庆、成都留下了大批特务和散兵游勇。
这些人有的进了山当土匪，有的改名换姓混进了老百姓堆里。
他们就像是藏在米缸里的老鼠，平时不声不响，关键时刻是要咬人的。
这八年来，宋玉成表现得太完美了。
他从不跟人争执，公粮交得最积极，开会坐第一排。村里哪怕丢只鸡，他都比谁都着急帮忙找。
这种完美，在今天之前是优点。但在今天之后，在张顺发眼里，这就成了一种刻意的伪装。
越是想藏住什么的人，平时表现得就越是无可挑剔。
张顺发突然觉得后背发凉。如果宋玉成真的有问题，那这八年，九荷村简直就是睡在一颗定时炸弹上。
他走到窗边，看向宋玉成家的方向。
那边的灯已经灭了，黑漆漆的一片。那个被全村公认的“模范农民”，现在睡着了吗？还是像以前一样，在这个漆黑的夜里，睁着眼睛在想些什么？
张顺发做了一个决定。
明天一早，他要去一趟乡里的派出所。
虽然现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凭一个骑车的动作去举报一个“劳动模范”，搞不好要被上面批评是神经过敏。
但他宁愿挨批，也不能冒这个险。
因为他忘不了，当年在战场上，多少战友就是因为对一个看似无害的“老百姓”放松了警惕，结果背后挨了冷枪。
第二天鸡刚叫头遍，张顺发就披上衣服出了门。
晨雾里的九荷村静悄悄的，谁也不知道，因为一辆自行车引发的蝴蝶效应，即将掀起一场惊天的风暴。
而在那场风暴中心，那个曾经让无数重庆人闻风丧胆的魔鬼，此刻正做着在农村安度晚年的美梦。
但他不知道，他的梦，该醒了。
03
来自重庆的加急电报
安源县排上公社派出所，一间只有十几平米的土坯房办公室里，烟雾缭绕。
所长李长明听完张顺发的汇报，并没有第一时间表态。他手里转着一支钢笔，眉头锁成了一个“川”字。
如果是别人来举报，李长明可能也就当成邻里纠纷听听算了。
但这几年，正是国家“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的关键时期。上面三令五申，哪怕是农村的一根针掉在地上不对劲，都要查个水落石出。
况且，来举报的是张顺发。
“你是说，就凭骑个自行车？”李长明放下笔，眼神锐利地盯着张顺发，“顺发，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宋玉成是贫农成分，还是劳模，要是查错了，咱们都得挨处分。”
张顺发把烟头狠狠按在烟灰缸里，声音不高，但透着一股子狠劲。
“所长，我在朝鲜死人堆里爬出来，别的本事没有，看人这双眼还没瞎。那不是农民的腿，那是练家子的腿。再加上他那口音，说是湖南株洲的，可急眼了冒出来的那个调调，分明带着重庆那边的麻辣味儿。”
提到“重庆”两个字，李长明的眼神闪了一下。
那是1957年，新中国成立虽然已经八年，但西南地区的剿匪和镇反工作收尾并未久远。公安部内部流转的通报里，那个著名的“山城”，至今还有不少血债累累的鬼影没有归案。
“查。”李长明终于吐出一个字。
调查工作是在绝密状态下启动的。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联网数据库的年代，公安干警办案靠的是两条腿和一根电话线，以及那一摞摞泛黄的纸质档案。
第一封协查公函，发往了宋玉成自报的原籍——湖南株洲。
三天后，回电到了。内容很简单，却让案情变得扑朔迷离：株洲确有宋玉成其人，但这人早在抗战时期就离家出走，生死不知，家中早已没有直系亲属。
这就对上了，又好像没全对上。
既然是真名真姓，为什么要隐瞒这十几年的经历？既然只是离家出走，为什么在村里总是对过去讳莫如深？
李长明敏锐地嗅到了一丝不寻常的味道。他决定扩大搜索范围，启用公安内部的“黑名单”。
那是几大本厚厚的油印册子，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全国各地尚未落网的国民党特务、军警宪兵和惯犯的特征。
这是一个枯燥而繁重的工作。
李长明和几个民警，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一页一页地翻，一行一行地比对。
身高一米七左右，方脸，湖南口音，身上可能有枪伤……
就在他们翻到重庆市公安局发出的一份关于“渣滓洞、白公馆惨案在逃凶手”的协查通报时，所有人的动作都停住了。
通报上列着一串令人触目惊心的名字。
其中一个名字后面备注着：漆玉麟，化名宋玉成，湖南株洲人。原军统重庆行辕侦缉队组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警卫大队分队长。
后面跟着一段简短的体貌特征描述：
“体格健壮，受过特工训练，精通射击与驾驶，为人狡诈阴狠。且此人极善伪装，反侦察能力极强。”
李长明只觉得头皮发炸。
“精通驾驶”。
在这个年代的农村，这一条特征就像是黑夜里的探照灯，直接打在了那个在稻场上骑自行车的“老实农民”身上。
九荷村那个只会种地的宋玉成，和档案里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头漆玉麟，身影正在慢慢重合。
但李长明知道，这还不是铁证。
档案里还提到一个关键细节：漆玉麟在逃亡前，曾在川北地区参加过胡宗南残部的游击活动，后被打散。
如果九荷村的宋玉成就是漆玉麟，那么他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这段时间，一定有一段无法解释的“真空期”，或者一段编造的谎言。
“立刻给重庆发电报！”李长明拍了桌子，声音因为激动而微微颤抖，“请求重庆方面提供漆玉麟更详细的特征，最好有照片！告诉他们，我们这里发现一条大鱼！”
电报员滴滴答答地敲击着发报机，无形的电波穿过千山万水，飞向了那个曾经充满了血腥与罪恶的山城。
与此同时，九荷村的夜色依然宁静。
宋玉成并不知道，就在他端着饭碗跟邻居闲聊今年收成的时候，一张针对他的天罗地网，已经在千里之外悄然张开。
但他那只在这个乱世里苟活了八年的狐狸鼻子，似乎也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
这两天，村口那个卖货郎，看他的眼神好像有点不对劲。
04
狐狸的尾巴
那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九荷村的桃花刚开了两三枝，就被一场倒春寒冻得瑟瑟发抖。
宋玉成最近总觉得后背发凉。
这种感觉不是因为天气，而是源于一种他在军统特训班里练出来的动物本能。就像是被猎枪瞄准的野兔，哪怕还没听见枪响，浑身的毛都已经炸了起来。
起因是村里来了两个陌生的货郎。
他们挑着担子，吆喝着收旧发辫、牙膏皮，顺便卖点针头线脑。村里的婆娘围着挑子讨价还价，宋玉成也凑过去看了一眼。
就这一眼，让他心里的警铃大作。
那个年岁稍长的货郎，虽然穿着一身补丁摞补丁的粗布衣裳，满脸堆笑，但他递给大嫂针线包的时候，虎口那一层老茧，绝不是挑担子磨出来的。
那是常年握枪留下的茧子。
而且，这两个人名为做买卖，眼睛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往各家各户的堂屋里瞟，问的话也不是家长里短，总是绕着“村里有没有外来户”、“哪年来的”打转。
宋玉成没敢多待，买了包火柴就匆匆回了家。
关上门，他靠在门板上，大口喘着粗气。那颗沉寂了八年的心脏，此刻跳得像擂鼓一样。
他想起了八年前的那场大溃败。
1949年深冬，渣滓洞的血迹未干，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就已经逼近了重庆。
他和那帮手上沾满鲜血的同伙，没敢跟着大部队走，而是窜进了华蓥山，妄图依托“反共救国军”打游击。
那是他这辈子最狼狈的日子。
解放军的剿匪部队像梳头一样在山里过筛子。他们那支所谓的“精锐部队”，没撑过半个月就被打散了。
为了活命，他扒下身上的美式军装，换上了一身死人的破烂衣服。
他把枪扔进了山沟，用石头砸烂了自己的脚趾，把自己弄得鲜血淋漓，装成一个被抓壮丁后逃回来的伤兵。
靠着这副惨样，他骗过了沿途的盘查，还在收容所里混到了一张“被俘人员遣返证”。
那张纸，成了他的护身符。
他拿着它，一路乞讨，像条丧家之犬一样从四川爬回了湖南，又从湖南溜到了江西萍乡这个小山沟。
这八年，他以为自己已经把那层“漆玉麟”的皮彻底剥掉了，长出了“宋玉成”的新肉。
可现在，那张旧皮似乎又要被硬生生地揭开了。
那天晚上，宋玉成没有睡。
他坐在床沿上，听着枕边媳妇均匀的呼吸声，手颤抖着从床底下的暗格里摸出一个小布包。
里面是一把锋利的匕首，还有两根藏了多年的金条。这是他最后的保命钱。
逃吗？
趁着夜色，翻过后山，钻进林子里。只要进了山，凭他的野外生存本事，没人能抓得住他。
他站起身，悄悄推开窗户的一条缝，往外看去。
月光下，村口的那棵老槐树下，隐约有个红点在一闪一灭。
那是有人在抽烟。
宋玉成眯起眼睛仔细辨认，那个身影虽然模糊，但他认得出来——那是治保主任张顺发。
这么晚了，张顺发不睡觉，蹲在离他家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抽烟？
宋玉成的心瞬间沉到了谷底。
他轻手轻脚地走到后窗，那是通往猪圈和后山的路。透过窗缝，他看见后院的篱笆外，草丛似乎动了一下。
不是风吹的。
那一刻，宋玉成明白了。这张网已经张开了，而且收得比他想象的还要紧。
现在的九荷村，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是庇护所，而是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
他颓然地坐回床上，手里的匕首掉落在地，发出“当”的一声轻响。
床上的媳妇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大半夜的，干啥呢？”
宋玉成没说话，黑暗中，他那张平日里老实巴交的脸，此刻扭曲得像只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他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有些事情，再也瞒不住了。
05
地狱回响
审讯室里的灯光很暗，只有一张桌子，两把椅子。
宋玉成坐在矮凳上，双手依然拢在袖子里，像个怕冷的老农。面对公安人员的询问，他像挤牙膏一样，问一句答一句，始终咬定自己就是个逃荒的流民。
直到审讯员把一张黑白照片拍在桌子上。
照片有些模糊，那是军统重庆行辕的一张合影。虽然穿着笔挺的中山装，头发梳得油光水滑，但那双细长、阴狠的眼睛，和眼前这个一脸褶子的农民，一模一样。
“漆玉麟。”审讯员突然喊出了这个名字，声音不大，却像惊雷。
宋玉成的身体猛地抖了一下。
他缓缓抬起头，那双浑浊的眼睛里，伪装出来的憨厚瞬间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死寂的灰败。
“给我根烟抽吧。”他哑着嗓子说。
随着烟雾升起，那个关于“活阎王”的血腥记忆，在狭小的审讯室里弥漫开来。
把时间拨回到1948年的重庆。
那时候的漆玉麟，是军统行辕里的红人。他出名，不是因为官做得多大，而是因为他手里那套让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手段。
在渣滓洞的特务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进了漆玉麟的审讯室，铁人也得化成水。”
最惨烈的见证者，是革命志士华健。
那是一个阴森的下午，刑讯室里的炭火盆烧得通红。华健被绑在十字架上，遍体鳞伤，但始终紧咬牙关，一个字都不肯吐。
旁边的特务打累了，气急败坏地骂娘。
漆玉麟当时正坐在太师椅上喝茶。他慢条斯理地放下茶杯，走到炭火盆边，从里面夹起一块烧得发白的烙铁。
他没有像其他特务那样大吼大叫，而是微笑着走到华健面前，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
“听说过商纣王的炮烙之刑吗？”漆玉麟的声音很轻，甚至带着点书卷气。
下一秒，滋啦一声响。
焦糊味瞬间充满了整个房间。那是皮肉在高温下瞬间碳化的味道。
据后来落网的特务交代，那天漆玉麟一边行刑，一边哼着川剧的小调。他眼里的那种兴奋，不是为了逼供，纯粹是为了折磨。
在他的酷刑和心理攻势下，并非所有人都能挺住。
中共重庆地下党工委书记蒲华辅，就是倒在他手里的。
那天，漆玉麟没有直接动大刑。他把蒲华辅关在特制的“站笼”里，几天几夜不让他睡觉，然后摆上一桌好酒好菜，在他耳边像拉家常一样，细数他家人的下落。
这种精神上的凌迟，比肉体上的痛苦更可怕。
蒲华辅崩溃了。他的叛变，直接导致了《挺进报》案的爆发，大批地下党员被捕，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审讯室里，烟头烧到了手指。
宋玉成——或者说漆玉麟，疼得缩了一下手。
他对面的审讯员看着这双满是老茧、看起来只会种地的手，感到一阵恶寒。
谁能想到，就是这双在九荷村给孤寡老人挑过水、帮邻居家杀过猪的手，曾经握着烧红的烙铁，把无数革命者的血肉烫成了焦炭？
“我这双手，洗不干净了。”漆玉麟低头看着自己的掌心，喃喃自语。
但他似乎并没多少悔意，更多的是一种运气耗尽的无奈。
他交代，在潜逃的这八年里，每当夜深人静，他闭上眼，就能闻到那股烧焦的皮肉味。
但他怕的不是冤魂索命。
他怕的是，那个最终的清算日子，来得太快。
可他没想到，这个日子，终究还是来了。而且，还是因为他那个要在乡下人面前“露一手”的可笑虚荣心。
审讯员合上笔记本，冷冷地看着他：“那时候你杀人如麻，想过会有今天吗？”
漆玉麟惨笑了一下，没说话。
他的眼神飘向窗外，那里是1958年的阳光。但他知道，属于他的，只有1949年那个血腥的黑夜。
因为那里，还有三百多个亡灵在等着他。
06
血色11·27
时间倒回到那个让重庆哭泣的夜晚。
1949年11月27日，农历十月初八。山城的冬天阴冷刺骨，渣滓洞监狱四周的碉堡里，机枪口却散发着燥热的死亡气息。
那晚，漆玉麟喝了不少酒。
但他没醉。相反，酒精让他那根嗜血的神经变得异常兴奋。
当晚由特务头子徐远举下达了最后的清洗令：“不仅要杀，还要销毁尸体，炸毁监狱，不给共军留一个人证。”
漆玉麟领了枪——一把美式汤姆逊冲锋枪。他检查弹夹的动作，熟练得像个准备下地的屠夫在磨刀。
行动是在深夜开始的。
特务们谎称要“转移”，把关押在楼上的男犯人全部赶到底楼。每间原本只能关几人的牢房，硬生生塞进去了几十人。
烈士们挤在一起，几乎无法呼吸。其实很多人心里都清楚，所谓的“转移”，就是上路。
“哒哒哒——”
枪声毫无征兆地响了。
漆玉麟和其他刽子手站在牢房门外和窗户边，把枪管伸进铁栅栏，扣动了扳机。
那不是战斗，那是单方面的屠宰。
子弹在狭小的牢房里横飞，打在墙上反弹，钻进人的身体。惨叫声、咒骂声、呼喊声，瞬间被密集的枪声淹没。
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还站着；站着的人倒下了，血水顺着门缝往外淌，一直流到了院坝里。
几轮扫射过后，牢房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痛苦的呻吟。
这时候，最考验人性的时刻到了。
一般的特务杀完这一轮，手都在抖，不敢往里看。但漆玉麟没有。
他换了一个新弹夹，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甚至踢开了挡路的尸体，带头走进了血泊之中。
他是去“补枪”的。
这是大屠杀中最残忍的一环。特务们要在尸堆里翻找，看见还在动的、还在喘气的，就对着脑袋补上一枪。
据当时的幸存者后来回忆，漆玉麟在补枪时，表现得极为冷血。
他像是在巡视领地一样，一间房一间房地走。看见有装死的，他会冷笑着走过去，枪口几乎抵着对方的头皮扣动扳机。
有个年轻的女志士受了伤躲在角落里，怀里还紧紧护着一个孩子。
漆玉麟走过去，没有任何犹豫。
枪响了两次。
做完这一切，特务们开始泼洒汽油，点燃了牢房。冲天的大火映红了歌乐山的夜空，焦臭味甚至飘到了几里外的磁器口。
那一夜，漆玉麟觉得自己完成了任务，干得很漂亮。
他以为这场大火能烧尽所有的罪恶，烧毁所有的证据，也烧断别人追查他的线索。
在这个混乱的夜晚，他趁着火势和撤退的慌乱，脱掉了制服，混进了逃难的人群。
他回头看了一眼烈火中的渣滓洞，嘴角甚至扯出了一丝解脱的笑意。他觉得他赢了。
但他忘了，有些东西是火烧不掉的。
比如刻在幸存者脑子里的那张脸，比如历史档案里那笔血淋淋的账，比如天道轮回的宿命。
八年后，在江西九荷村的深夜里。
漆玉麟交代完这一段时，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瘫软在椅子上。
审讯员强忍着要把眼前这个不是人的撕碎的冲动，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这八年，你晚上做梦，梦见过那些被你补枪打死的人吗？”
漆玉麟抬起头，眼神空洞：
“梦见过。特别是那个孩子。所以我拼命干活，拼命把自己累得像条狗，就是为了沾枕头就睡，不做梦。”
“可惜啊，”他苦笑了一下，“那辆自行车，骑得太顺手了。”
07
插翅难逃
1958年的春节，来得比往年都要更肃杀一些。
九荷村笼罩在一层灰蒙蒙的雾气里。虽然家家户户都贴上了红对联，孩子们在稻场上放着零星的鞭炮，但宋玉成家的大门，却死死紧闭着。
自从那天在稻场上骑车露了那一手之后，宋玉成就像变了个人。
他不再去村口的大槐树下听书，也不再去水田里转悠。整整三天，他就像一只受惊的耗子，缩在自家昏暗的堂屋里，手里攥着那个缺了口的烟袋锅子，却忘了点火。
他在观察。
作为一个在军统特训班拿过优等的特务，他的感官比狗还灵敏。他发现，自家房前屋后的“风向”变了。
原本见到他就热情打招呼的邻居，现在总是隔着老远就避开眼神；村西头那个破败的土地庙里，这两天突然住进来了两个“收山货的”，白天睡觉，一到晚上眼睛就亮得像灯泡。
更让他心惊肉跳的，是治保主任张顺发。
张顺发这两天没事就搬个板凳坐在村路口磨刀。霍霍的磨刀声，顺着风飘进宋玉成的耳朵里，像是在磨他的骨头。
大年三十的晚上，宋玉成的媳妇做了一桌子好菜。腊肉、烧鸡，还有一瓶散装的烧酒。
“老宋，过年了，喝一口吧。”媳妇把酒碗推到他面前，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和不安。这几天男人的反常，她不是没感觉。
宋玉成端起碗，手却抖得厉害。酒水洒出来，落在桌面上，映着油灯昏黄的光，像极了一滩血。
他喝不下去。
他的脑子里全是1949年那个血腥的冬夜，那些被他踩在脚下的尸体，那些在大火中扭曲的人形。八年来，他以为自己已经把那段记忆锁死了，可现在，锁链断了。
“如果有天我不在了，”宋玉成突然开口，嗓音沙哑得像磨砂纸，“你就改嫁吧，别守着。”
媳妇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大过年的，说什么丧气话！”
宋玉成惨笑了一声，没解释。他转头看向窗外漆黑的夜色。他其实想过跑，就在刚才，他还摸了摸藏在鞋底的那根小金条。
但他更清楚，跑不掉了。
村口的狗叫声此起彼伏，那是有人在夜巡。后山的小路上，隐约有手电筒的光柱划过。那张网已经收紧到了他的脖子上，只要他敢踏出院门一步，等待他的就是黑洞洞的枪口。
这一夜，宋玉成睁着眼坐到了天亮。
农历正月初二，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一阵急促而沉重的敲门声，像重锤一样砸在了宋家人的心口上。
不是拜年的节奏，是催命的鼓点。
媳妇一边系着围裙一边骂骂咧咧去开门：“谁啊？大清早的！”
门闩刚一拉开，一股寒风夹杂着杀气涌了进来。
门口站着的不是亲戚，而是五六个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还有面色凝重的张顺发。几支驳壳枪的枪口，在寒风中散发着金属特有的冷意。
“漆玉麟！”
为首的侦察员没有喊“宋玉成”，而是直接喊出了那个被封印了八年、带着血腥味的名字。
这一声怒喝，穿透了八年的伪装。
屋里，宋玉成正端着碗喝粥。听见这个名字的瞬间，他的身体猛地僵直，那只拿惯了锄头、也拿惯了屠刀的手剧烈颤抖了一下。
“啪！”
粗瓷大碗摔在地上，四分五裂。滚烫的稀饭溅了一地，就像他此刻碎了一地的侥幸。
他慢慢站起来，脸色灰白如纸。那一刻，他不再是那个憨厚的种地老汉，那个背负着三百多条人命的“活阎王”，终于在阳光下现了原形。
他没有反抗。他知道，面对这种阵仗，反抗就是找死。
“我就是。”
他长叹了一口气，声音里竟然透着一股诡异的解脱。他主动伸出了双手，并拢在一起。
“咔嚓”一声。
冰凉的手铐扣住了手腕。这一声脆响，终结了他八年的黄粱美梦，也敲碎了九荷村清晨的宁静。
被押出家门的时候，村里人都围了过来。老老少少挤在路边，脸上全是震惊、恐惧和不可思议。
没人敢相信，这个平日里帮大伙儿修犁耙、挑大粪的“老实人”，竟然是那个人人得而诛之的魔鬼。
宋玉成的媳妇瘫坐在门口泥地里，哭得撕心裂肺：“你们抓错人了吧！他是个种地的啊！”
宋玉成停下脚步。
他回头看了一眼这个生活了八年的破败农院，又看了一眼那个被他欺骗了半辈子的女人。
他的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吐出了一句冷冰冰的话：
“以后，别跟人提我的名字。”
说完，他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押送的吉普车。
车轮卷起黄土，向着县城的方向疾驰而去。而在那里，一份关于渣滓洞大屠杀的未了结档案，正等着他去画上句号。
08
正义的枪声
重庆的审讯室，没有窗户，只有一盏瓦数很高的白炽灯，二十四小时亮着。
漆玉麟被押回重庆后，一开始并不老实。
这个在军统混了半辈子的老特务，深谙审讯之道。他避重就轻，只承认自己是外围人员，甚至试图用“被裹挟”来为自己开脱。
“我没杀人，我当时就是个站岗的。”他耷拉着眼皮，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
直到那天，审讯员推开门，领进来一个人。
那是一个拄着拐杖的中年人，脸上有一道从眉骨蜿蜒到下巴的恐怖伤疤。
漆玉麟漫不经心地抬起头，就在目光接触到那人的瞬间，他像被电击了一样，整个人从椅子上弹了起来，锁链撞得哗哗作响。
“你……你没死？”漆玉麟的声音变了调，透着一股见鬼般的惊恐。
中年人死死盯着他，眼睛里喷出的火几乎要将他烧成灰烬：“漆玉麟，你那一枪没打中我的要害，但我看清了你的脸。化成灰我都认得你！”
这是一位从尸体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那天夜里，漆玉麟在补枪时，就是对着他的脸扣动的扳机。
铁证如山。
在那道伤疤面前，漆玉麟所有的心理防线瞬间崩塌。他瘫软在地上，像一滩烂泥，开始交代。
他交代了如何用老虎凳折断女学生的双腿，交代了如何用“披麻戴孝”的酷刑折磨地下党员，更交代了11月27日那晚，他是如何带着狞笑，将冲锋枪的子弹倾泻进挤满人的牢房。
每一句供词，都带着血腥味，听得记录员笔尖发颤。
1958年5月13日，审判的日子到了。
重庆沙坪坝的公审广场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数万名群众涌向这里，其中有不少是当年遇难烈士的白发父母和遗孤。
他们手里捧着亲人的遗像，黑纱缠臂，眼里的泪水早就流干了，剩下的只有对凶手的恨。
当五花大绑的漆玉麟被两名武警押上高台时，人群中爆发出了山呼海啸般的怒吼。
“枪毙他！”
“血债血偿！”
那声浪一浪高过一浪，震得漆玉麟站立不稳，双腿打颤。他低着头，那张曾经不可一世、以折磨人为乐的脸，此刻充满了恐惧和猥琐。
此时的他，不再是那个在江西田埂上炫耀车技的“神人”，也不再是那个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决定别人生死的“阎王”。
在人民的审判台前，他连一只丧家之犬都不如。
公诉人走到麦克风前，声音通过高音喇叭传遍了整个广场，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钉在漆玉麟的罪恶柱上：
“查漆玉麟，系军统特务骨干，生性残暴，手段令人发指……1949年11月27日，直接参与渣滓洞大屠杀，双手沾满革命志士鲜血……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当法官庄严宣判“死刑，立即执行”时，台下掌声雷动。
那掌声，是对正义的渴望，也是对三百多名冤魂的告慰。
行刑的车队开往郊外。
沿途的百姓纷纷驻足，有人甚至追着车队扔石头、吐口水。漆玉麟缩在卡车的角落里，身体止不住地剧烈抖动，裤裆已经湿了一片。
他想起八年前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他看着满地的尸体，内心毫无波澜，甚至还庆幸自己能浑水摸鱼。
他以为只要跑得够远，藏得够深，就能躲过历史的清算。他以为凭着那一身偷来的农民皮囊，就能瞒天过海。
但他错了。
让他暴露的，不仅仅是那一辆自行车的“神技”，更是那个时代的觉醒。
在这个全新的国家，在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下，罪恶是藏不住的。哪怕他把手洗得再干净，把腰弯得再低，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血腥味，终究会引来正义的猎手。
那声枪响，干脆利落。
子弹穿过漆玉麟的后脑，巨大的冲击力将他栽倒在尘埃里。
而在千里之外的江西九荷村，那辆让他暴露的“永久牌”自行车，依然停在某户人家的屋檐下，车铃在风中偶尔发出一声脆响。
它就像一个沉默的历史证人，在告诉世人一个朴素得不能再朴素的道理：
只要犯下了反人类的罪行，无论你骑得再稳，藏得再深，跑得再远。
这世间，终究没有你的路。
参考史料清单
为了保证这篇深度报道的严谨性，本文核心事实依据源自以下公开史料及亲历者回忆：
《萍乡市公安志》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
《渣滓洞、白公馆大屠杀亲历记》
《军统内幕》/《军统最后曾在重庆的破坏活动》
《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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