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盛夏的广州，东风路附近的变电站刚完成检修，闷热与焦躁在配电房交织。午后，负责巡线的工人刚汇报完负荷数据，站在旁边的曾志却没立刻开口夸奖，而是望着门口来回踱步的年轻人——石来发。她感觉不对劲：这孩子第二次来广州，却显得格外心虚。
石来发性子本不怯场。当年第一次来见生母，一身粗布衣也站得笔直。可这回，一句“妈，我想留下来”含糊不清。曾志没急着追问，先把人安顿在机关招待所，让他洗了个澡吃了碗米粉。饭桌旁，她漫不经心地问了句：“村里今年分红核算得怎么样？”石来发筷子一顿，眼神飘开。谜底至此揭开：五毛钱账目对不上，他怕戴上“四不清”帽子，一路躲来省城。
话题至此折回1928年。那年冬，井冈山枪声不断，26天产后虚弱的曾志被迫把襁褓里的长子寄养给红军副连长石礼保。石家取名“来发”，盼孩子平安兴旺。石礼保夫妇先后战死，孩子被外婆揽进怀里，用红薯干和糙米把命拉扯大。井冈山山高路远，信息闭塞，孩子对亲生母亲的概念近乎空白。
1952年夏，曾志调任中南局工业部副部长兼广州电业局书记。西村发电厂轰鸣不断，她几乎把办公室搬进厂区。没有电气专业底子，曾志翻完夜班记录再翻技术图纸，连熬三夜也咬牙顶住。她对同事说得轻描淡写：“得先把电的脾气摸熟。”可真正牵挂她心弦的不是频率波动，而是那个早产的孩子如今是否安好。
当年10月，慰问团从井冈山带来消息：石来发已成家立业，仍在山里务农。组织帮忙联络，母子在武汉中南工业部第一次相认。见面那刻，曾志红了眼眶，声音发颤：“孩子，苦了你。”石来发腼腆，只回了句：“外婆过得还行，您不用挂念。”短短几天相聚，他坚持要返回山里——理由朴素：地要种，老人要养，媳妇还在等。他没读过书，却懂得“良心”二字比城市户口更值钱。曾志未作强留，反而给了五十斤化肥票，笑道：“拿回去，多打点粮。”
十二年过去，国家农村干部清查财务，“四不清”风声紧。井冈山牙祭队里那本小账簿，竟让石来发夜不能寐。“只差五毛，本可自掏腰包补上。”可他心里明白，若真补了就是作假。左右为难，索性南下逃避。自以为有省委大干部的亲妈，船到桥头自然直。
曾志听完来龙去脉，只淡淡一句：“有问题回去讲明白，这里不是避风港。”接着连夜打电话给井冈山公社财务股长，请对方停下追责，等当事人回去解释。石来发脸涨得通红，小声嘟囔：“真要回？”曾志抬眼，“去。”这一字说得坚决，没留余地。
石来发第三天便踏上返乡火车。列车轰隆穿过赣南丘陵，他揣着母亲塞给他的14元旅费，攥得发皱。脑子里回荡一句：“革命后代不是躲事的人。”到村后，他主动找到清查小组，说明原委：对账时误把采购单的零头翻错页，实物并未缺失。他自愿写检查，补足程序。公社书记拍板：问题性质一般，批评教育即可，撤销“重点审查”标签。
广州那头，曾志像往常一样早七点到厂区巡视。西村锅炉刚添完煤，她站在配电盘前记录数据，顺手把石来发寄回的两封信塞进衣袋。第一封道歉，第二封说账目已核清，“请您放心，我没掉链子。”纸短情长，却让曾志露出少见的笑。
细究曾志的决断，与早年遭遇脱不开。1927年春，她在衡阳农协租界的秘密联络点与夏明震那场突如其来的婚姻，几乎是“流言裹挟”下的被动选择。她年仅十六，却被动卷进成人世界的喧嚣。这段往事给她两个结论：一是名声易毁难复，二是做人得敢当。也正因此，她对儿子只有一个要求——直面问题。
1978年，石来发担任了村革委会副主任。那时，他逢人就提母亲曾志的那番话：“干部先得把自个儿账弄清，再去管别人。”村里开社员大会，有人把五毛钱的旧事拿来当笑料，他并不尴尬，只回一句：“亏得那五毛，让我学会不躲账。”
回到1964年那趟广州之旅，如果曾志没有把儿子撵回去，结局或许完全不同。干部“四不清”问题在随后两年愈查愈严，躲避只会让事态恶化。曾志用一次“硬推”守住了儿子的人生，也守住了她认定的底线——革命家庭决不能让规矩失声。
身居高位容易，知进退最难。不少老同道评价曾志，先说脾气倔，再说胸襟阔。她认孩子，也认原则；保儿子，也保纪律。石来发最终靠自己脱了险，这背后既有母爱的推手，更有当年井冈山土壤里生出的那份诚实劲。
历史场景定格在广州西村发电厂的厂房外。傍晚余晖透过钢窗洒在地面，铸出长长影子。曾志合上当天巡检记录簿，抬头望着高耸的烟囱，没有多余感慨。只是轻轻把笔别回胸前口袋，转身步入渐暗的厂区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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