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这首《送别》一百多年来送走了多少人，恐怕谁也数不清。可写下这首歌的那个人，把自己送走的时候，心里想的又是什么呢。
李叔同这辈子，活得太值了。不是说他享了多少福，而是他把人生该经历的酸甜苦辣咸，一样没落下，全尝了个遍。
年轻时候的李叔同，那是真正的公子哥。1880年出生在天津一个大户人家，他爹和李鸿章、曾国藩都打过交道，是响当当的人物。可惜老爷子走得太早，李叔同五岁就没了爹。但他家底厚实，该享受的一样没少。
十八九岁到了上海，那叫一个风光。二十文章惊海内，这话一点儿不夸张。他和许幻园、袁希濂、张小楼、蔡小香结拜为天涯五友，五个人在上海滩名声大噪。那时候的上海，提起天涯五友，没人不竖大拇指。李叔同住在许幻园家的城南草堂里，吟诗作对，饮酒唱和，日子过得像神仙。
许幻园的夫人给他写过一首诗：李也文名大似斗，等身著作脍人口。酒酣诗思涌如泉，直把杜陵呼小友。把他比作杜甫，这评价够高了吧。
可人生哪能一直这么顺呢。
1911年，许幻园家道中落，一夜之间万贯家财化为乌有。那年冬天，上海下着大雪，许幻园跑到李叔同家门口，喊了一声叔同兄，我家破产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转身就走，消失在茫茫大雪里。
李叔同在雪地里站了很久很久。回到屋里，他拿起笔，写下了那首传世的《送别》。
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瓢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歌里有他对友人的不舍，有对过往的留恋，更有一种说不清的告别——好像在告别什么，又好像早就知道总有一天要告别一切。
李叔同这一生，送别的人太多了。送别了父亲，送别了知己，后来还送别了母亲。母亲去世那年，他整个人都空了，给母亲写哀辞：儿寒谁复恤，儿饥谁复思？哀哀复哀哀，魂兮归乎来。那世界上最温暖的依靠没了，从此人生只剩下归途。
1918年，李叔同做了这辈子最大的一次告别。
那年他三十九岁，在杭州虎跑寺出家，法号弘一。他告别的不只是尘世，还有和他生活了十二年的日本妻子诚子。
诚子从上海赶到杭州，想见丈夫最后一面。清晨的西湖上，两艘小船相向而行。诚子喊他：叔同——他回答：请叫我弘一。诚子问他：弘一法师，请告诉我什么是爱？他说：爱是慈悲。
诚子哭着问：慈悲对世人，为何独独伤我？
他没有回答。船划向湖心，越走越远，消失在晨雾里。
这话听着太绝情了。可你要是知道他出家前写给诚子的信，就会明白他不是绝情，是太有情了。他在信里说：做这样的决定，非我寡情薄义，为了那更永远、更艰难的佛道历程，我必须放下一切。我放下了你，也放下了在世间累积的声名与财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不值得留恋的。我们要建立的是未来光华的佛国，在西天无极乐土，我们再相逢吧。
出家后的弘一法师，和从前的李叔同判若两人。
从前他锦衣玉食，如今粗茶淡饭。从前他风流倜傥，如今清苦自持。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不做主持，不开大法，不做法师，拒绝一切名利的供养。他穿的僧衣打了三十多个补丁还在穿，吃的简单到不能再简单。
有人去看他，发现他的禅房里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几本经书，地板擦得锃亮，窗玻璃一尘不染。简单到了极点，也干净到了极点。来的人说，站在那间小屋里，能感受到一种说不出的清净和肃静。
可他真的事事不管了吗？不是。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在福建泉州，不顾个人安危，到处开坛讲经，高喊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他给这句话加了个注解：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生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他还写了殉教两个大字，旁边题着：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
你看，他从李叔同变成了弘一，可那颗心还是那颗心。年轻时爱国的热血，出家人慈悲为怀的胸襟，本质上是一回事。
1942年，弘一法师在泉州圆寂。临终前，他写下四个字：悲欣交集。
悲什么，欣什么，他没说。有人说他悲的是众生还在苦海，欣的是自己终于可以解脱。也有人说他悲的是这一生太多告别，欣的是终于可以不再告别。
我倒觉得，这四个字把李叔同这一生都说尽了。他经历过人间极致的繁华，也尝过人间最深的悲凉。他爱过，也被爱过。他送别了那么多人，最后也把自己送别了。
从天津的少爷，到上海的才子，从日本的留学生，到杭州的教师，最后成了福建的苦行僧。这一路走来，他把自己活成了别人好几辈子才能活完的人生。
《送别》还在唱。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唱了一百多年，还会继续唱下去。唱歌的人来来去去，可那个把自己送走的人，再也没有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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