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十一年（1872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年），陕甘回民起义被清军彻底平定后，清廷为实现“分而治之、永绝后患”的善后目标，决定将陕西回民及甘肃部分回民，分批强制迁徙至甘肃东部、中部及宁夏南部的贫瘠安置区域，包括张家川、清水、秦安、金积堡、化平川等地。
此次迁徙规模庞大，涉及回民人口共计十余万，其中大多是老弱妇孺、伤病残者，青壮年男子多被编入清军“旌善营”，随清军征战或沿途护送眷属。
清廷虽规定，迁徙途中的回民每日可领取定量粮食度日，但由于粮食短缺、官员克扣、路途艰险、疾病蔓延等多重因素，迁徙途中饿死、病死的回民多达两万余人。
陕甘回民起义历经十二年战乱，陕西回民是起义的核心力量之一，起义失败后，清廷认为陕西回民“性情犷悍，难以管控”，且陕西地区回汉隔阂较深，若继续让其在原籍居住，极易再次引发冲突。
因此，左宗棠作为西北善后的主导者，上书清廷，请求将陕西回民分批迁徙至甘肃等地的贫瘠区域安插，同时将甘肃部分回民也进行集中安置，实现“分而居之、便于管控”的目的。
清廷批准后，同治十一年（1872年）秋，首批迁徙队伍从陕西凤翔、咸阳、西安等地出发，前往张家川、清水等地；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第二批迁徙队伍从陕西泾阳、三原、渭南等地出发，前往秦安、金积堡等地；
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第三批迁徙队伍从陕西陇州、邠州等地出发，前往化平川、固原等地。
三批迁徙队伍共计十余万人，其中眷属约八万人，大多是年迈的老人、体弱的妇女和年幼的孩童。
迁徙途中，每位回民每日可领取定量粮食，成人每日一升粗粮（多为玉米、小米、杂粮），老弱妇孺每日半升粗粮，由沿途地方官员负责发放，清军小分队负责护送和维持秩序。
这一规定看似能保障回民的基本生存，实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漏洞百出，粮食短缺、官员克扣等问题频发，加上迁徙路途遥远、气候恶劣、疾病蔓延，最终导致大量回民在途中饿死、病死。
迁徙之路全程数百里，甚至上千里，沿途多为崎岖的山路、荒芜的戈壁，交通闭塞，物资匮乏。每一批迁徙队伍都绵延数里，老弱妇孺乘坐简易的马车、驴车，青壮回民步行护送，每日行进不足三十里，往往需要一个月甚至更久才能抵达安置区域。沿途村落大多因战乱而荒芜，没有可补充的粮食和水源，回民们只能依靠清廷发放的每日定量粮食，勉强维持生计。
清廷规定的“每日领粮”，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早已形同虚设。由于迁徙规模庞大，粮食储备不足，加上沿途地方官员、清军官兵趁机克扣，真正能发放到回民手中的粮食，往往不足规定数量的一半，不少回民每日只能领到少量粗粮，甚至数日领不到粮食，只能靠啃食草根、树皮勉强糊口。
当时，负责发放粮食的地方官员和清军官兵，常常将清廷拨付的迁徙粮食私自扣留、变卖，换取钱财，仅将少量劣质粮食发放给回民。
这些劣质粮食大多夹杂着沙土、石子，难以吞咽，且数量极少，成人每日领到的粗粮，不足一升，根本无法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老弱妇孺领到的半升粗粮，更是杯水车薪。
同治十一年（1872年）秋，首批从陕西凤翔出发的迁徙队伍，共计两万余人，前往张家川安置。队伍出发初期，还能按时领到少量粮食，但行进至甘肃灵台县境内时，粮食发放开始变得断断续续，地方官员以“粮食运输滞后”为由，多次拖延发放，甚至克扣粮食。
有回民回忆，当时每日领到的粗粮，仅能勉强煮一碗稀粥，一家人分着喝，根本填不饱肚子，不少人只能在沿途挖野菜、啃草根，补充体力。
据史料记载，首批迁徙队伍从凤翔出发时，共计两万三千人，抵达张家川时，仅剩下一万五千人，其中饿死、病死的就有八千余人，大多是老弱妇孺。而导致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便是粮食被克扣、发放不足，不少回民即便每日等待领粮，也难以获得足够的食物，最终在饥饿中倒下。
由于迁徙路线偏远，交通不便，清廷拨付的粮食往往无法及时送达，迁徙队伍常常需要在沿途停留等待粮食，停留期间，回民们没有粮食来源，只能靠挖野菜、啃树皮、吃泥土勉强糊口，不少人因此患上肠胃疾病，最终不治身亡。
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第二批从陕西泾阳出发的迁徙队伍，在前往秦安的途中，因粮食运输滞后，停留了整整十日，这十日里，有上千名回民因饥饿、疾病死亡，尸体被随意丢弃在路边，成为迁徙路上的血泪印记。
部分清军官兵不仅克扣粮食，还会抢夺回民手中仅有的粮食和衣物。有回民回忆，沿途的清军士兵，常常以“检查”为由，抢夺回民手中的粗粮、衣物，甚至抢夺妇女身上的首饰，若有回民反抗，便会遭到殴打、辱骂，不少回民因此被活活打死，或因失去粮食，最终饿死。
陕甘地区地势复杂，迁徙路线多为崎岖的山路、荒芜的戈壁，沿途河流纵横、寒风肆虐，尤其是秋冬季节，气温骤降，寒风刺骨，加上雨雪天气，迁徙队伍的行进变得异常艰难。
有史料记载，同治十二年（1873年）冬，第二批迁徙队伍在前往秦安的途中，遭遇大雪，山路湿滑，一辆载有十余名老弱妇孺的马车，不慎翻车，坠入山涧，车上的人全部身亡，没有一人幸存。
对于步行的青壮回民而言，长途跋涉更是一种煎熬。他们不仅要步行数百里、上千里，还要搀扶老弱、携带行李，每日行进数十里，身体早已透支。不少青壮回民因体力不支，倒在路边，无法继续前行，最终被迁徙队伍抛弃，饿死、冻死在荒野之中。
迁徙途中，卫生条件极差，回民们拥挤在简易的帐篷、马车中，粪便、垃圾随意丢弃，加上饮用脏水、食用变质粮食，痢疾、霍乱、天花、风寒等疾病广泛传播，而清廷没有派遣医生随行，也没有准备足够的药品，一旦患上疾病，几乎等同于判了死刑。
当时，迁徙队伍中，痢疾、霍乱最为高发，这两种疾病传播速度极快，一旦有一人患病，很快就会传染给身边的人。患病的回民，上吐下泻、浑身无力，无法进食，只能躺在路边，任由病情恶化，最终在痛苦中死去。
由于没有药品治疗，回民们只能采用一些简单的土方法，比如喝姜汤、煮草药，但这些方法根本无法遏制病情，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亲人、邻里一个个倒下。
同治十一年（1872年）冬，首批迁徙队伍在前往张家川的途中，爆发了大规模的痢疾，短短数日，就有上千名回民患病，其中大部分是老弱妇孺。由于没有医生和药品，患病的回民只能躺在路边，痛苦呻吟，不少人在深夜死去，第二天清晨，迁徙队伍出发时，只能将尸体草草掩埋在路边，继续前行。
据史料记载，迁徙途中，因疾病死亡的回民，占总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其中痢疾、霍乱导致的死亡人数最多，其次是天花、风寒。这些疾病的蔓延，不仅是因为卫生条件差、没有药品，还与回民们长期饥饿、身体虚弱、抵抗力下降有关，多重因素叠加，导致大量回民在途中病死，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首批迁徙队伍，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秋从陕西凤翔、咸阳、西安等地出发，前往张家川、清水等地，共计两万三千人。由于是首批迁徙，清廷的粮食储备相对充足，但沿途官员克扣、粮食运输滞后等问题已经凸显，加上迁徙途中遭遇秋雨，山路泥泞，行进艰难，不少回民在途中饿死、病死、摔死。
据《甘宁青史略》记载，首批迁徙队伍抵达张家川、清水等地时，仅剩下一万五千人，死亡人数达八千余人，其中饿死四千余人，病死三千余人，其余为意外死亡。
第二批迁徙队伍，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春从陕西泾阳、三原、渭南等地出发，前往秦安、金积堡等地，共计三万五千人。
这一批迁徙队伍，规模最大，老弱妇孺最多，粮食短缺问题也最为严重，沿途官员克扣粮食的现象愈发猖獗，加上迁徙途中遭遇大雪、严寒，疾病蔓延速度极快，死亡人数也最多。
据地方史料记载，第二批迁徙队伍抵达安置区域时，仅剩下两万一千人，死亡人数达一万四千余人，其中饿死六千余人，病死七千余人，意外死亡一千余人，不少家庭全家覆灭，没有一人幸存。
三批迁徙队伍，累计死亡人数达两万两千余人，超过了迁徙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这些死亡的回民，大多是老弱妇孺，他们没有反抗的能力，没有长途跋涉的体力，只能在饥饿、疾病、艰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
《甘宁青史略》中，详细记载了每一批迁徙队伍的死亡情况，称“同治十一年，首批迁徙回民两万三千人，抵张家川者一万五千人，病饿死者八千余；同治十二年，第二批迁徙回民三万五千人，抵秦安、金积堡者两万一千人，病饿死者一万四千余；同治十三年，第三批迁徙回民四万两千人，抵化平川、固原者三万两千人，病饿死者一万余”，书中还记载，“迁徙途中，回民每日领粮一升，然多被官员克扣，实际所得不足半数，老弱妇孺多饿死，疾病蔓延，尸横遍野”。
《陕甘通志》中，记载了迁徙途中的粮食发放情况和疾病传播情况，称“清廷拨付迁徙粮食，多被沿途官员、清军官兵克扣、变卖，回民所得粮食，难以裹腹；沿途卫生条件极差，痢疾、霍乱、天花等疾病广泛传播，无药可医，病饿而死者无数”。此外，张家川、清水、秦安等地方县志中，也有大量关于迁徙途中死亡情况的记载，详细记录了迁徙队伍的行进路线、死亡人数、死亡原因，进一步印证了这段史实的真实性。
当时，一些西方传教士、外国探险家路过迁徙路线，也留下了相关的记载。一名西方传教士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一支庞大的迁徙队伍，大多是老弱妇孺，他们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每日只能领取少量粗粮，不少人躺在路边，奄奄一息，沿途到处都是尸体，空气中弥漫着腥臭的气息，这是一段充满血泪的迁徙之路。”这些外来记载，进一步印证了陕回安插迁徙途中的苦难，也让这段历史，更加无可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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