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汤玉麟,你要让我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他,我觉得“生错时代的莽撞人”最贴切。他这一辈子,活得那叫一个轰轰烈烈,也那叫一个窝囊憋屈。

咱们今天就好好唠唠他,看看这个被称为“汤大虎”的奉系军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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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玉麟是1871年生人,老家在辽宁义县,打小家里就穷得叮当响。穷到什么程度呢?没钱读书,从小就给人家放牛、放羊,稍微大点儿了就给老板赶车,来回跑运输挣口饭吃。可就是这么个苦出身的放牛娃,后来怎么就成了一方诸侯,又怎么在一夜之间成了千古罪人呢?

他年轻那会儿,正赶上乱世。有一次他运货回来遇上土匪,东西被抢了,人还差点儿没了。这口气谁能咽得下去?汤玉麟一怒之下,干脆自己上山当土匪去了。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游戏规则:既然贼抢我,我就去做贼。他投奔了当时辽西一带有名的范四、范五兄弟,入了伙。

汤玉麟这个人,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狠人”一个。为了争地盘抢码头,他敢把手伸进滚烫的油锅里捞秤砣;为了赌一口气,他能把烧红的煤球放自己大腿上烧。这种人,在绿林里混,那就是天生的料。很快,他不甘心给别人当小弟,就自己拉杆子,占了锦西的虹螺山,当上了山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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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遇上张作霖。这俩人的缘分,那真是过命的交情。

1900年,张作霖的保险队被另一伙土匪金寿山给偷袭了。那是个大年三十的晚上,张作霖带着老婆孩子被围在屋里,眼瞅着就要玩儿完。关键时刻,汤玉麟带着人杀到了。他不仅救了张作霖,还背着张作霖年幼的女儿张首芳,冒着枪林弹雨往外冲。

后来他亲闺女回忆过这事儿,说张作霖后来经常念叨:“没有汤二虎,就没有小六子(张学良)”。就因为这一背,俩人磕头拜把子,成了生死兄弟。汤玉麟比张作霖大四岁,张作霖一辈子管他叫二哥。

后来的事儿大家也都知道,哥儿俩一起接受朝廷招安,从一个哨官干起,一步一步往上爬。汤玉麟跟着张作霖打陶克陶胡,剿匪,立了不少功。这期间,他又一次救了张作霖的命,在陶克陶胡的包围圈里把张作霖给抢了出来。

可以说,没有汤玉麟那两回拼命,就没有后来的东北王张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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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天下能共患难的人多,能共富贵的人少。等张作霖坐上了奉天督军的宝座,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他和汤玉麟这对老哥俩,反倒闹掰了。

问题出在一个叫王永江的人身上。张作霖这个人挺有意思,他知道自己是大老粗,打天下靠枪杆子,治天下得靠笔杆子。所以他重用了王永江,让他当奉天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长,专门整顿治安。

王永江是个能人,也是个狠人。他一上台就大力整顿,把那些无法无天的兵痞都给收拾了。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这些兵痞是谁的人?大多是汤玉麟的部下。汤玉麟当时是五十三旅旅长,兼任省城密探司令,手底下的兵平时横惯了,开赌局、抢东西、欺负老百姓,从来没人敢管。现在一个小小的警察厅长,竟然敢抓他们的人、封他们的赌场,汤玉麟觉得脸上挂不住了。

汤玉麟的逻辑很简单:我跟大帅是过命的兄弟,我的兵就是大帅的兵,你一个外人凭什么管?他几次三番找张作霖告状,要求撤了王永江。张作霖不干,张作霖看得明白,说了一句很重的话:“你们给王永江牵马扶镫都不配!”这句话彻底伤了汤玉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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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春节,汤玉麟和几个老兄弟宴请省里长官,故意不请王永江。张作霖一看王永江没来,当场就翻脸了。汤玉麟也火了,拍着桌子跟张作霖对骂,最后撂下一句:“你叫老子干,老子也不干了!”他真的带着队伍反出了奉天,投奔了张作霖的死对头冯德麟,还通电要张作霖下野。

读到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其实挺理解汤玉麟的。他不是真想反张作霖,他就是憋屈。他觉得自己的功劳、自己的资历,凭什么被一个新来的书生压在头上?他觉得大帅变了,不讲情分了。可张作霖也有他的道理,他要的是整个奉天的长治久安,不能为了一个老哥们的面子,坏了自己的大业。

结果汤玉麟看走了眼。冯德麟靠不住,段祺瑞支持张作霖,冯德麟立马就缩了,对汤玉麟来了个“拒而不纳”。汤玉麟走投无路,又跑去参加了张勋复辟,结果复辟失败,他成了被通缉的要犯,狼狈地逃回老家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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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汤玉麟是真惨了。堂堂一个中将旅长,落得个穷途末路,只能窝在老家。最后还是他老娘心疼儿子,托当年的老兄弟张作相、张景惠去跟张作霖说情。张作霖念旧情,给他写了封信让他回来。俩人一见面,抱头痛哭,所有的恩怨都化在那眼泪里了。

经历了这一场大起大落,汤玉麟应该长记性了吧?照理说应该的。张作霖也确实没亏待他,让他当顾问,后来又让他当旅长、当师长,最后在1926年,让他当上了热河都统,成了一省之主。汤玉麟心里憋着一股劲儿,想在热河好好干出个样儿来,证明自己。

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汤玉麟打仗是把好手,但治理地方,他真不行,或者说,他那个土匪习气太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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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热河,汤玉麟当了土皇上。他开始疯狂地敛财,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最要命的是,他在热河大面积地种植鸦片。他自己抽,他的兵也抽。当时热河的军队有个外号叫“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这样的兵,还能打仗吗?老百姓恨他恨得牙痒痒,比恨后来的日本人还厉害。

胡适先生在1933年的日记里写过一句话:

什么叫民心向背?这就是。你把老百姓祸害透了,人家盼着敌人来,因为敌人来了,你汤玉麟就滚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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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日军打来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热河战役。开战之前,汤玉麟也在通电里慷慨激昂,说什么“誓与热河共存亡”。张学良也不放心,专门去承德看他,给他打气。可实际上呢?上海《新闻报》有个记者叫陆诒,他在前线亲眼看到了真相。他说,汤玉麟每天下午三点才起床,三点以后才会客。他囤了八百箱汽油,不是用来往前线运兵运粮的,是准备自己逃跑时拉东西用的。他的部队十六个月没发军饷,发的全是热河省自己印的废纸一样的钞票,士兵穷得只能靠抢劫为生。

战斗一打响,汤玉麟的部下崔兴五旅长,第一个投降了日本人。其他防线也是一触即溃。3月4日,日军一支仅有128名骑兵的先头部队,大摇大摆地开进了承德。堂堂省会,就这么丢了。而汤玉麟呢?早在头一天,他就征集了二百多辆军车,装满了他在热河八年搜刮来的金银财宝、鸦片烟土,浩浩荡荡地往天津租界他的豪宅里运。

这一下,全国哗然。汤玉麟成了“逃跑将军”,成了千古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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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河失守后,国民政府要通缉他。他走投无路,跑去投奔了冯玉祥的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想戴罪立功。可没几个月,同盟军就被解散了。他又被宋哲元收编,给了个总参议的虚职,实际上就是被缴了械,架空了。1934年,他彻底心灰意冷,辞职去了天津,在意租界的豪宅里当起了寓公。

我觉得,汤玉麟后半辈子在天津的日子里,心里肯定不好受。他晚年住在天津意租界,那房子现在还在,挺气派的。据说他的客厅里挂着一幅很大的“猛虎下山图”,他自己也爱坐在铺着虎皮的沙发上。他外号叫“汤大虎”,可这时候的“虎”,已经没了牙,没了胆,只是一张挂在墙上的皮了。

他闺女后来回忆过,日本人占领天津后,三番五次来找他,请他出山当汉奸,他都拒绝了。这一点上,汤玉麟守住了底线。不管他是念着张作霖的旧情,还是知道自己一辈子毁了不能再遗臭万年,总之他没像张景惠那样,跪着给日本人当差。这可能也是他这辈子唯一能给自己留下的一点颜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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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2月,汤玉麟在天津病逝,终年78岁。关于他的去世年份,有的地方写1937年,那是错的。他实实在在活到了新中国成立那一年。

他看重江湖义气,却不懂国家大义;他维护私人脸面,却不顾百姓死活。他和张作霖那点恩怨,说到底,就是他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张作霖已经往前走,要当一个治理一省的封疆大吏了,他还停留在当初那个谁拳头大谁说了算的绿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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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汤玉麟这人,该怎么说呢?他是个好人吗?肯定不是,热河的老百姓恨不得吃他的肉。他是个纯粹的坏人吗?也不是,他对张作霖有过真情,晚年也没当汉奸。我觉得,他就是个大时代里的小人物,阴差阳错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他有过人的胆识,却没有配得上这份胆识的德行。

虎,应该是山林之王,威猛、庄重。

可汤玉麟这只“虎”,最后只剩下了“虎”的蛮横,丢了“虎”的威严。

他用一辈子的时间,演了一场从“义虎”变成“祸虎”,最后沦为“纸虎”的悲剧。

这人啊,光有胆子没有脑子,光讲义气不讲是非,迟早是要栽跟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