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墙内外：复盘刑释人员再社会化报道｜评稿会|刑释|犯罪|监狱|高墙内外

据《刑事检察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全国检察机关受理审查逮捕95万余人、审查起诉175万余人，其中，轻微犯罪占比已超八成。当轻罪占比攀升、犯罪结构转型，我们该如何为刑满释放人员打通回归之路？当社会治理愈发强调包容与修复，我们又该如何破解前科标签带来的终身困境？

深度训练营本期评稿会以“刑释人员再社会化报道”为主题，复盘多篇报道，围绕高墙内外的心理隔阂、家庭支撑的重要作用、企业接纳的现实难点，以及监狱帮教、社会支持的制度短板，尝试多角度理解这一群体的真实生存状态。

嘉宾：解放日报上观新闻原点栏目记者朱雅文、实习生甘煜敏：市场化媒体法治记者王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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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大家研读了哪些稿件？读完有什么感受？

梁青青：2017年的报道。稿件讲述了监狱内的社会化管理，比如模拟银行社保咨询、微信使用教学，还借助论坛帮助犯人学习与社会脱节的信息和技能。我认为，这篇报道通过刻画以上社会模拟，暗示一种监控下的社会化训练。报道有一个小标题叫“我没有叫爸爸的习惯，你不要计较我。”非常触动人心。本部分以亲情羁绊为主题，讲述刑释人员出狱后与亲人之间的关系，讨论了犯罪后的家庭撕裂该如何重建。

齐晴：2022年南方周末林尘老师的作品。这篇报道讲述了重刑释放人员在出狱之后，如何通过婚姻重建生活。这篇稿子给我的感受很强烈，它的切入点很不同，没有直接写就业难、偏见多，而是选取了婚姻这个具体的角度呈现问题。这让整篇报道充满温度，引人思考社会接纳的意义。同时这篇报道也回答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家庭能够降低再犯罪率？因为组建家庭给人带来约束，也能带来生活的动力。

陈绎含：我研读的稿件是南风窗的，选择这篇报道是因为它聚焦轻罪人员，符合当前时代背景。报道提到，在我国轻罪的主观恶意较弱，但是社会接受度不高。从选题价值来看，这篇报道聚焦了前科人员在当前社会面临偏见，难以就业的问题，直击制度与现实的尖锐冲突——法律明确规定，刑释人员享有平等就业权利，但现实中，仍有许多用人单位在招聘有轻罪记录人员时心存顾虑。

王昭：我主要研读了两篇稿件，第一篇是。这篇稿件是对胖东来发出对刑释人员招聘公告的跟踪报道。稿件把视角放在了参与胖东来招聘的个体案例，也就是林勇和杜刚，通过他们在这次招聘当中的经历，观察胖东来招聘刑释人员的细节。带读者感受了他们的真实社会处境，也讨论了现在的刑释人员就业存在哪些困难、企业对他们的帮助又有哪些。

第二篇报道是。本篇报道谈到了政府与社会组织如何介入刑释人员就业，涉及更广阔的就业问题，例如刑释人员的住房社保、家庭关系的重建。本报道多元角色的参与，让读者更全面地了解到，刑释人员再就业这项工作需要社会系统的协调运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视角。

叶泳诗：我研读的报道是剥洋葱的。这篇报道聚焦于“重刑刑释人员+殡葬师”这一特殊组合，深入呈现了刑释人员出狱后面临的普遍困境：无犯罪记录证明这道“隐形墙”将他们挡在绝大多数正规就业机会之外，社会歧视导致谋生之路极为狭窄。在殡葬这个普通人避之不及的行业中，他们反而找到了相对稳定的收入、同事间的平等与接纳，部分人甚至重拾了爱情与家庭。从这篇报道中可以看到公益与企业结合、以特殊行业为切口帮助刑释人员回归社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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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这些报道的核心议题与社会价值是什么？

齐晴：的核心议题为婚姻如何助力刑释人员再社会化，讲述了通过婚姻组建家庭来实现自我拯救的可能性与脆弱性。研读过程中，我觉得这篇稿件的价值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内倾视角与情感性。其实在我们的主题下，有的稿件侧重于出监教育、模拟社会这些衔接工作，也有稿件侧重于探讨就业歧视、前科报告制度这些壁垒，还有的侧重于探索企业和社会的接纳。而这篇稿件更多聚焦在个体内心，侧重于呈现刑释人员的情感世界如何重建。

其次是报道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这篇稿件通过辣椒、大飞的转变生动回答了为什么婚姻，或者说家庭对降低再犯罪率的影响最大，因为它提供了约束和动力。这是外部制度无法赋予的内在力量。

最后是报道揭示了婚姻在帮助刑释人员回归方面具有脆弱性的根源。报道结尾是这样说的：“纵使婚姻可以帮助重型刑释人员回归，但其能否真正融入社会，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社会的接纳。”如果社会不接纳，刚刚组建的家庭也将摇摇欲坠。这比单纯呼吁消除对刑释人员的歧视更有力。

王昭：这篇的重点是刑释人员就业问题。就业是他们重新进入社会的基础，因为找到一份好工作获得收入，是他们能够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根本前提。当前社会对刑释人员充满偏见，也对这一群体具有就业歧视。这篇报道揭示了他们的前科身份如何影响个体命运，同时，也提供了企业接纳刑释人员的范本，为思考企业如何成为刑释人员再社会化的入口提供了一个切入点。此外，这也是一篇非常有讨论价值的报道，评论区对于这件事有不同的反馈。有人认为胖东来起到了表率作用，也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样会减少这些人的犯罪成本。

则把目光放在社会系统的运转上面，同时也关注刑释人员的情感融入，包括家庭关系、心理的社会化。我觉得这篇报道的价值在于解释了社会机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解决方案。

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Q3：这些稿件有哪些写作技巧和特殊之处？

梁青青：在文章开篇就直接切入了一个核心的意向，也就是五角场监狱那条“通往新生的路”。第一句话就指出它连接封闭与自由、昨日和明天，概括了这条路的全部的象征意义。其次是用感官视觉来强化了印象，比如墙壁上画着绿色的竹子和树，代表了希望与新生；家人的照片也暗示出这条路的背后还是有亲情的牵引力。作者在导语部分还用了很多的数字来“量化”这条路，让文章更具场景性。

陈绎含：这篇报道在结构逻辑上将多个案例展开。第一句就是蒋苏南的讲述，可读性更强。整篇报道严格遵循了个案切入、困境展开以及制度追问，然后加入数据支撑的特稿黄金叙事结构。这个叙事结构是我一直在去学习的，并且我觉得这篇报道非常好地呈现了这种结构，让这篇稿子既具有人文关怀，又具有了深度。开头以故事钩子切入，聚焦了我们的核心人物，讲述人的生存场景。

稿件的最后半段聚焦了制度层面的深度复盘，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整篇深度报道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对比监狱法中刑释人员享有平等权利的规定与现实中40余种职业的明确经验，就“一刀切”的现状点出了前科连带效应不仅影响个体，还有可能影响到家人。这种报道的视角和写作手法特别抓我的眼球，人物真实，细节戳心，拒绝了“坏人标签”。这些描写对人物的塑造是让我非常动容的。

叶泳诗：开篇以殡葬师凌晨在医院为逝者净身这一场景开篇，画面极具冲击力，一下子就把读者带到了当时的场景，展现了殡葬师的工作日常。整篇文章还通过具象化的细节描写，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例如刑释人员过去的“打打杀杀过生活”与如今殡葬工作中的专注、肃穆，过去“靠义气混世”“以暴制暴”与如今张口就是“服务，让家属满意”的口号，被社会其他工作排斥与殡葬店里获得的平等接纳，这些前后巨大的反差凸显了文章的主题“重生”，强化了文章的叙事张力，也让人物的特点更加鲜明。

Q4：如何与采访对象取得联系？在采访过程中又该怎样与受访者建立信任、获得更多信息？

王晨：我注意到监狱法修订草案二审稿里新增了关于社会支持的条款，考虑到司法系统负责刑释人员的安置帮教，我去问了一位司法局局长，监狱法这方面的修订对他们的影响。他给我发了一个文件，提到他们正在监狱开展招聘会，有人通过招聘会达成了就业意向。因此，我收集到一个新闻线索。

到当地之后，我通过司法所拿到了一些刑释人员的电话，采访中发现不同刑释人员和企业的状态不太一样。有相当一部分企业主以前也是刑满释放人员，可能因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他们面对记者时还挺坦然的。再加上我以前积累了比较多法律领域的知识，对方整体来说比较愿意聊。

Q5：刑释人员的家人已经因为过往经历心有伤痛。在报道中呈现亲情隔阂时，面对复杂的情感与事实，记者应该如何把握分寸？

朱雅文：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是尊重伤痛的边界，不去消费苦难，但也不去回避真实的情况。两篇稿件中的一部分内容是通过社工口述获得的，另外一部分是我们直接面对刑释人员。家庭是他们绕不过去的一个坎，这也可能是他们走入歧途的一个重要原因。

采访中，我的感受主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受访者会主动提到家庭，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他们是愿意打开心扉的。那么作为记者，我就以倾听为主，给足他们表达空间，不需要过多追问或引导。第二种就是受访者不愿意提及家庭。一般性的操作就是一点点打开，不强行突破。如果在我提到的时候，比如说我问到孩子、妻子情况的时候，Ta如果有明显的回避或者情绪波动，我就不会再问。在成稿环节，我觉得也得有分寸感。第一就是不过度渲染。亲情本身对他们来说已经是种伤痛了，不要去放大它。第二就是保护他们的私人空间。有些特别敏感的部分，我们也会考虑到受访者的意愿。

Q6：对于“招聘会”这类带有积极导向的题材，应该如何避免过度渲染？

王晨：看上去监狱办招聘会是一个蛮暖心的事情，但后续情况也比较模糊。为什么这类题材很难跟踪？一方面监狱系统不是属地管理的，是由省监狱、省司法厅的监狱管理局垂直管理。不是每个市都有监狱。所以刑释人员离开监狱后，第一时间要回到户籍所在地或常驻地的司法所报到，但是监狱能对接到的只有本地企业。

第二，招聘会上提供的岗位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只适合学历较低、就业技能较少、家庭的支持资源薄弱的就业群体。可是这样的人随便找个工厂也有班上，因为不是所有的工厂都要求无犯罪记录证明。官方觉得办招聘会代表着对刑释人员的鼓励关怀，对于有安置帮教职责的部门或者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开展工作可能有更深层的目的——稳定。因为这些人有了收入，他们的家庭就不会破碎，家庭牵住他们，他们就不会再犯罪。

Q7：在刑释人员相关报道中，如何以保障公民权利与尊严为核心，兼顾隐私保护、匿名化等伦理规范？

王晨：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戈夫曼的《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每个人都可能被污名化，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少数人。我认为记者要抱着“如果有一天我处在这个人的处境之下，我希望政府、社会和身边人怎么对待我”的心态采访和报道。

图源：书海漫游

甘煜敏：操作上可以模糊掉部分信息，比如稍微模糊一下地区或者使用化名。

Q8：现在有一些人觉得有关刑释人员社会化的成功案例报道会“弱化法律的惩罚性”“美化监狱”，或者认为这些是“降低了犯罪的代价”。你们如何看待这些观点？

朱雅文：我能理解公众的这种想法，但报道刑释人员的回归不等于否认法律的惩罚。朱明在监狱里待了十几年，林勇和杜刚也在求职路上被拒绝了很多次，很多人因为无犯罪记录证明连一份普通的工作都找不到，家庭关系的修复也需要数年时间。这些代价都是真实的、沉重的。所以读完报道，读者感受到的不应该是犯罪后可以很轻松，而是千万别犯罪。

王晨：其实监狱是非常封闭的场所，看上去能上课、有招聘会，但这些都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即便是在招聘会上，周边一圈也有狱警和警察，而且监狱高墙上的瞭望台也有执勤武警。里面的人没有我们以为的过得好。当我们做这种报道时，评论区不管说好的还是坏的、赞同的还是否定的，都形成了公共讨论。就像今天开评稿会一样，是让大家讨论这个议题，引发思考。

Q9：在刑释人员再社会化报道中，我们既要看到制度善意，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尊严为底线，也不能回避执行困境。在社会偏见、制度缺口、个体心理困境三重制约下，媒体该如何把握报道尺度，又该承担怎样的社会责任？

王晨：不美化犯罪人员，也不过度夸大他们的处境。呈现议题的复杂性，让普通读者增进对这个议题的了解。

甘煜敏：我想用问题中的一句话来回答，一切都是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尊严为底线。你怎样去对待身边或熟悉或陌生的人，就怎样去对待刑释人员，这种态度能更好地指导你做报道。

朱雅文：不管是什么选题，不变的原则是：受访者首先是人，其次才是新闻素材。刑释人员已被法律惩罚过一次，若报道对其造成二次伤害，是不妥当的。

社会偏见方面，我认为我们能做的就是用具体的人来对冲抽象标签。比如林勇，他就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考上了名校、被退学坐牢，出狱后四处求职。他不仅是刑释人员，他有自己的挣扎和渴望。当读者看到具体的人时，作为记者的我们也希望抽象的偏见能够被松动。

社会责任方面，让应该被看见的被看见，让应该被讨论的被讨论，让应该被改变的被改变。

图源：上观新闻腾讯新闻书海漫游

系列统筹 | 侯慧静吴非函

参与 | 刘欣雨梁青青王昭

齐晴陈绎含叶泳诗

整理 | 吉如意林海欣

编辑 | 陈晓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