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Paperboy’s Secret
童年时，愧疚是我永远的同伴。我不再提起伍德先生往我口袋里塞的那些硬币。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6 月 8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Paperboy.” 作者：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于 2000 年加入《纽约客》担任专职作家。他的著作包括《他乡之河：中国教育》。
除了夏天，我送报时总在黑暗中穿行。隐身，是童年的一部分：我看见别人的，远比别人看见我的多。Photographs by David Williams for The New Yorker
我新闻生涯的第一份工作——那时我尚不知道自己想写作，距成为驻外记者还有数十年——是为《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送报。1979年2月1日凌晨五点，我开始了第一天的工作。那是密苏里中部以往常见的那种寒冷雪冬。头版刊登着两个当地孩子在雪地里玩耍的照片，一行五十四磅的大字标题，传来远方世界的消息："凯旋的霍梅尼返回德黑兰。"报纸共三十四版，封面标价十五美分。我和姐姐埃米一起折叠报纸，对着地址单出发。父亲陪我们走了第一天，此后便由我们自己上路。
埃米和我打算轮流跑这条路线，所得收入将用于支付暑期夏令营的费用。我当时九岁，送报或许年纪太小；埃米十三岁，几乎可以肯定太大了。她生得出众，黑发白肤，一双猫眼绿眸；走到哪里，人们都会注意到埃米。春天里，我们隔天轮换，但我看得出来她并不喜欢这份差事。有几次，她在凌晨五点叫醒我，说自己病了，让我替她去送。我注意到埃米往往在周三和周日感到不适——偏偏这两天的报纸因为夹带大量广告和特刊而格外沉重。
我们一向相处融洽，也许正因为性格迥异。埃米随和外向，我则不然；她在学校如鱼得水，而我恨透了上学。姐姐不喜欢送报这件事的几乎每一点，恰恰都是我所乐在其中的。我喜欢早起，喜欢这份重复。我喜欢每天早晨摞在车道尽头的报纸散发出的那股油墨清香。我喜欢那些正式的文件：停刊通知、新订户单。密苏里人报发行部用白色信封寄来这些表格，上面印着：
良好服务即是良好生意，准时规范的投递为你带来丰厚利润
我最喜欢的，是寂静与孤独。那时候，在密苏里中部的一座小城，几乎没有人在天亮前出门锻炼，遛狗的人也极少。我见到最多的一位，正在我背得滚瓜烂熟的地址单上：格思大道南段110号，格伦·伍德。第一次独自跑完全程时，他正带着狗站在屋前。他自我介绍，告诉我那条狗叫萨迪。然后他给了我一枚两角五分的硬币。
我兴冲冲地回了家。这条路线每天的收入刚刚超过一美元，所以两角五分的小费实在不少。几天后，伍德先生又给了我一枚。我向父母提起他的名字时，他们认出他是市书记官，负责在报纸上签署市政公告。他六十岁出头，脸上有一大块紫色胎记。我母亲用一种尊重的口吻称这类色斑为"覆盆子"——我们教会里有位沉默寡言的女士也有类似的印记。和所有身体上的缺陷一样，"覆盆子"是内心善良的标志，至少我从《圣经》和神父的布道中得到的就是这样的印象。
埃米送报的早晨，伍德先生也会跟她打招呼，但很少给她小费。一个大人对我表现出更多关注，这并不寻常；即便是九岁的我，也明白埃米身上有一种我所缺乏的吸引力。渐渐地，我不再提那些硬币，因为我担心埃米会要求分一半。说实话，她不太可能做这种事，但换了我自己就会，所以防一手似乎更稳妥。
七月，我和埃米把送报挣来的钱全部花在了明尼苏达州的那个夏令营上。好几个年长的男孩在那里迷上了埃米，而我在一节手工课上用手术刀划开了左手腕，被急送医院缝针。我从未见过那么多血；我看得出来，开车送我去医院的两位年轻辅导员吓坏了。回家不久，埃米就退出了送报的活儿。我当时十岁，已经够聪明，认清了一个道理：整年辛苦工作只为把自己送进夏令营，这不是傻瓜干的事吗？我再也没去夏令营，最终给自己定下两个目标：成为年度最佳报童，以及攒够钱在十六岁时买一辆汽车。
许多个早晨，我都会见到伍德先生。他常问我学校和运动的事，还告诉我他曾当过棒球教练和童子军领队，又活跃于当地的卫理公会。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开始亲自把硬币塞进我的口袋。他会靠得很近，把手臂搭在我肩上，然后我就感觉到他的手伸进了我的口袋。我感觉这不太对，但一切来得如此微妙，我甚至说不清从何时开始的。久而久之，这件事几乎变得稀松平常。跟那些硬币一样，回家后我也只字不提。
哥伦比亚大约有六万居民，城里有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每日论坛报》在下午发行。两家报纸都在十月份公布年度最佳报童，以纪念国际报童日。市长届时往往会颁布正式公告：
鉴于，哥伦比亚众多市民依赖报童为其送来了解本地及世界大事的唯一渠道；
鉴于，美国及哥伦比亚许多杰出公民在进入商界之初皆曾担任报童……
我在第三年时，朋友埃里克·纽纳荣获年度最佳报童。密苏里人报刊登了埃里克从密苏里州务卿詹姆斯·柯克帕特里克手中领取奖项的照片。埃里克比我大一岁，是个优秀的运动员，也是个如饥似渴的读者。他是我认识的报童中，唯一一个几乎阅读所有投递报纸的人。阅读已成为我早晨例行程序的一部分：折报纸折到一半时，我会停下来读体育版，回家后再趁着吃早饭把报纸读完。政治新闻和国际新闻我大多略读，但凡涉及本地事故、逮捕和丑闻的报道，我无一遗漏。我酷爱辛迪加专栏"亲爱的艾比"，尤其喜欢那些标题：
手中之妻，胜过丛中之侄女
超重之子偷吃邻家狗食破节食计划
好色救生员陷入性丑闻
成为年度最佳报童的第一步，是赢得月度最佳报童。候选人若收到超过四次顾客投诉，便会被取消资格；此外还须参与订阅推广活动。下午，我挨家挨户登门，劝说居民订阅密苏里人报。我发现，尽管我生性腼腆，却有推销的天分。我喜欢按下陌生人门铃后那种紧张感，知道自己必须完成那套销售说辞。
我花了一年多才赢得月度最佳报童。公告刊登于1980年3月8日第3版，与国际新闻标题并排：
新一轮暴力横扫萨尔瓦多；29人遇难
苏联备战阿富汗攻势
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祝贺月度最佳报童彼得·赫斯勒
文章配有一张照片，还附上了我的年级和家庭住址。那个年代，公开这些信息不被认为对孩子有任何风险；报社对"每周安全骑行少年"专题也如法炮制。关于这次获奖的报道指出，我身高仅四英尺三英寸，还引述了一位订户的话。"他那么小，有时候报纸都拖着地走，"她说，"真是个了不起的小家伙。"我获赠了"绝妙山姆"理发店的免费理发一次、巴斯金·罗宾斯的一客香蕉船，以及五美元现金。
个头小是我作为报童最大的劣势。我长得太矮，曾被留级一年，即便如此在班里仍是最矮之列。我天生协调性好，自信是报童史上折报最快的一批人之一。每个动作——抓报纸、对折两次、套橡皮筋——迅疾流畅，我觉得自己的双手简直像哔哔鸟动画里的残影。报童们往往对速度和效率着了迷。埃里克比我高大得多，他给自行车装上了马鞍袋来平衡负重。我的朋友布莱恩·菲克买了一块卡西欧数字表，给自己每天骑车完成路线计时。布莱恩决定省掉橡皮筋，改用密苏里人报雨天发给我们的塑料袋，因为他认为塑料袋从帆布袋里滑出来更快。
我的路线地势起伏，要投递四十多份报纸。如今很容易忘记，报纸从前有多厚。密苏里人报的每版比今天《纽约时报》的版面宽两英寸，长近三英寸；周日版通常有六十版以上，重约一磅。这样的重量骑车扛不住，我只能步行，穿越院子，钻过篱笆和树丛间的缺口。到了白天以普通人身份路过这片街区时，我能看到绿色草坪上那些细细的、被踩黄的草痕。只有我知道那些草痕意味着什么——是我每天早晨走过的秘径。
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除了夏天，我都在黑暗中送报。某些住宅在固定的时间亮灯，我可以从那些明暗窗口的规律判断自己是否误了时间。密苏里人报在一篇月度最佳报童专题中引述了获奖者迈克·瓦格纳（十二岁，卢塞恩法庭2号）的话："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他说，却没有展开。我深有同感，尽管我也对那个念头怀有一种恐惧与着迷交织的情绪：总有一天，我会在某个早晨遭遇一具尸体。除了赢得年度最佳报童，埃里克·纽纳还因为一件事而声名大噪：某天清晨，他在埃奇伍德大道偶然发现了一道血迹，那是有人试图撬车时伤了自己留下的。报纸偶尔会刊登密苏里人报童最先发现犯罪或火警的故事。（1982年1月12日："少年向警方举报寡妇家失窃案。"）
一天早晨，我从格思大道南段一幢房子旁边抄近路时，碰巧看见一个高中生在屋内换衣服。那个男生比埃米高一级，我知道埃米觉得他长得好看。他穿着内衣站在一扇低矮的窗户前。我们相距大约十英尺，中间隔着一层玻璃，我僵住了。然后，我小心翼翼地试图走开。但他一定听到了什么动静，猛地抬起头。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们的目光对上了。我希望那只是我的错觉——我知道从有灯光的房间往外看很难看清。
第二天早晨，那扇窗户已经用临时缝制的窗帘遮住了。好几天，我都担心那个男生的父母会去报社或找我父母投诉。报纸上的标题已经说清楚，这种事是可以被逮捕的。（1980年11月23日："偷窥者：一个被忽视却亟待重视的问题。"）我准备好了解释——这不是故意的，我每天早晨都走这条路——但我知道没人会相信我。
童年时，愧疚是我永远的同伴。它跟着我走到哪里都不散；总有些什么事——某个隐藏的失误，某桩秘而不宣的罪孽——正濒临被发现的边缘。我在学校经常惹麻烦，通常是因为在课堂上逗同学发笑，我最怕老师在成绩单里夹的那些愤怒的便条。有几次，我在附近药店顺走了棒球卡。我把一两包塞进短裤，然后在柜台买了一包，确保面带微笑、与收银员有眼神交流。这很容易，但事后我感觉很糟，在成为习惯之前就收手了。
我就读于一所小型天主教学校，全体学生会定期被领进教堂，接受和好圣事。带屏风的告解室设在教堂后部，但也可以选择与神父面对面交谈。选择后者的人必须走过祭坛，走到教堂正面神父等候的小房间里。或许正因为这种公开性，在意志坚定的男孩们看来，轻蔑屏风成了一种荣耀。在我们眼里，只有女生和软弱者才会缩到后面；昂首阔步走过会众，感觉很爽。
成为年度最佳报童的第一步是赢得月度奖项。我知道客户关系很重要，所以我亲手制作了节日贺卡。资料来源：《哥伦比亚密苏里人报》
但一旦坐到神父对面，我的勇气就消散了。我含混地交代几条微不足道的罪——我不听父母的话，我对姐姐不好——然后尽快溜走。走回座位的路上，那愧疚感依然在旁边不紧不慢地跟着我。
有几次，我想到要把伍德先生的事告诉神父。他碰我的时候，我脑子里某个开关会自动关掉：身体僵住，什么都不去想，直到一切结束，那枚硬币稳稳落入口袋。伍德先生抽雪茄，靠近时，他的衣服上常常带着那股浓重的气味。有时他故意假装没找准口袋，手顺着滑进了我的裤子里。"哎哟！"他会说，"对不起，失手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他手指的触碰，不由得打了个激灵，往后缩身。
他似乎能感觉到我何时变得太不自在。此后一周甚至更长时间，他不会再搂着我，在这段间歇里仍待我友善。路线上，他是唯一会定期与我交谈的人。他的孩子比我大得多，我告诉自己，这是他疼爱我的原因——毕竟，他是一个父亲。他妻子很少陪他出来遛狗；我见过她几次，她话不多。后来，伍德先生问我愿不愿意在周六多挣些钱。他所在的兄弟会——奥德·菲洛斯联谊会——组织了一批男孩，在密苏里大学橄榄球赛场上卖饮料。
我决定不把这件事告诉神父。过去的经验告诉我，大多数忧虑最终都是杞人忧天。我看见那个高中男生换衣服之后，什么后果也没有。也许他根本没认出我，也许他压根没放在心上。在我的经验里，隐身，是童年的一部分。就像黑暗街道上那些亮着灯的窗户——我看见别人的，远比别人看见我的多。
我家离密苏里大学校园不到一英里。父亲在社会学系任教，许多教授，其中不乏知名人士，住在我们这一带。我负责给Thilly大道408号送报，那里住着一位英语系教授和一位小说家，他们共同创办了《密苏里评论》。一位著名生物学家在西芒特大道504号盖了房子。父亲告诉我，拉思罗普路106号那幢旧旧的、略显破败的两层楼，地处树林边缘，曾经住过一个奇异而伟大的人，名叫索斯坦·凡勃伦。据父亲说，凡勃伦住在地下室，出入都从窗户钻进钻出。
每次经过那幢房子，我都会想象有人从地基窗爬进爬出的情景。凡勃伦这个名字很难记，但我把那幢房子和它的地下室与"炫耀性消费"这个词联系在了一起。在真正理解这个词之前，我已被它的诗意所打动。父亲工作中的许多词汇都是如此："方法论"、"纵向研究"、"社会偏差"。
他惯用这些词，也酷爱讲故事。听到什么生动或惊人的事，他忍不住一说再说，哪怕对象是孩子。因为父亲，我知道我路线上703号西芒特大道那幢房子里，曾住过一个在阁楼上自杀的酗酒者。往下几扇门，另一个男人用枪崩掉了自己的脑袋。其他各处的住宅，则是一座座关于婚姻失败与拿到终身教职后精神崩溃的叙事纪念碑。时至今日，每当我想起某幢红砖房子，就会听见父亲描述那位住在里面的教授，某天突然开始无缘无故地让所有学生不及格。我从小就认识到，大学是个大人可能出格行事的地方。
索斯坦·凡勃伦是那种让父亲着迷的人物。凡勃伦是位经济学家兼社会学家，1899年出版《有闲阶级论》后声名大噪。他的社会批评折射出他对镀金时代放任资本主义的厌恶，他那些犀利的格言被广泛引用。（"无论何时何地，发明始终是需求之母。"）凡勃伦曾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但因屡次拈花惹草而被解职。同样的原因也让他在斯坦福的下一任职位上走投无路。1911年，穷途末路之际，他来到密苏里大学，彼时一位昔日学生主持着经济学系。那位学生为他谋得一份教职，并让他住进了拉思罗普路自家宅邸的地下室。
父亲有位年迈的同事曾在校园里见过凡勃伦。他是个消瘦而忧郁的人物，女人为何被他吸引，实在是个谜。那位同事讲过一个故事，父亲百讲不厌：校方警告凡勃伦，说他们知道他在斯坦福勾引行政人员妻子的劣迹，此类行为在密苏里大学绝不被容忍。"哦，我见过你们那些行政人员的太太，"凡勃伦回答，"你们尽可以放心。"
这个故事或许是杜撰的，但与1934年出版的传记《索斯坦·凡勃伦与他的美国》中的描述颇为吻合。该书对凡勃伦在哥伦比亚度过的六年有生动的记述——他厌恶那里。商会为新城市口号征稿并设立奖项时，凡勃伦提议将该城描述为"一根叫密苏里的烂树桩上的啄木鸟洞"。凡勃伦通常给班上每个学生打同一个分数——M，即"中等"，相当于C。如果哪个学生因为某个奖学金或申请需要更高分数，凡勃伦就直接改掉。有一次，校方就他打分的随意性质问他。"我的分数就像闪电，"凡勃伦回答，"说落到哪儿就落到哪儿。"传记中提到的那个细节，正是让儿时的我着迷的那个：凡勃伦从窗户进出他的地下室公寓。
父亲读研究生时，曾受业于一位名叫纽孔明的华裔美国社会学家，后者给了他一条忠告：永远不要接受系主任一职。倘若有人坚持要你承担某项行政任务，就把它做得一塌糊涂，让他再也不敢开口。
父亲把这条忠告奉若圭臬。他是一位尽职的教师，也喜欢研究，但对行政事务一概拒之门外。在他讲述的各种密苏里大学故事里，许多既风趣又愤世嫉俗，而最难听的字眼之一便是"院长"。其他的烂词还有"教务长"和"校长"。在这方面，他追随着一长串将犀利批评施加于所在机构的社会科学家传统。在密苏里大学，索斯坦·凡勃伦曾写过一篇猛烈抨击大学行政管理的檄文，题为《美国的高等学问》，他告诉一位同事，副标题将是"彻底堕落研究"。不出所料，密苏里大学拒绝出版它。
逃避行政职务也保证了父亲的低薪。他很少获得什么加薪，任何读密苏里人报的人都清楚，大学正在苦苦挣扎。（1981年8月2日，头版："密苏里大学薪资在大八联盟垫底。"）但这在我们家并未引发什么苦恼。笃信宗教的母亲喜欢引用《马太福音》："骆驼穿过针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我在弥撒中常听到这节经文，但没多大年纪我就发现，几乎没有人会真的把它当回事，除了我的父母。母亲批评那些显得贪婪或热衷追逐财富的人，推崇志愿服务精神。父母对子女最高的期望之一，是有朝一日加入和平队。他们在当地精神病院做志愿者，父亲也常带我去义务食堂帮忙。当学校难以找到体育老师时，父母自告奋勇，每周义务教两次体育课，分文不取。
父亲讲了许多故事，但从不涉及个人财务。这个话题令他厌倦，况且也没什么可说的：他既不储蓄，也不投资。父母把我和三个姐妹塞进一辆米色AMC大黄蜂，那是七十年代美国汽车工业没落时期的一艘旗舰。最小的妹妹入学后，母亲以一种似乎是刻意为之的方式重返工作岗位，以求把收入压到最低。她以研究生身份重新入学，多年研究一篇关于十九世纪犹太人移民密苏里州的论文，最终以兼职讲师的身份在一所小型学院教授历史。
与父母形成对比的是，我对金钱着了魔。我投递的那些报纸上到处都是美元符号：卡特和里根执政年间，基准利率有时超过百分之二十，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密苏里人报开设了一个名为"抗通胀妙招"的专栏，提供家庭理财建议：玉米粉可以当面部洁面剂；变质的啤酒可以定型头发；油箱只加一半更好，因为车轻省油。随着经济持续跌跌撞撞，"抗通胀妙招"越来越走投无路："何必花钱买胶带，自己动手做？将薄棉布与一份油、六份蜡和十份松香融化，即可制成黏性胶带。"
其他报童也对金钱念念不忘。密苏里人报有超过六十名报童，大多是男孩，报社会定期在办公室或附近的比萨店举办活动。这些聚会常被报纸报道，照片里我总是站在最前排，显得又小又积极。有一年，报童们被邀请去比斯卡恩电影院看免费电影。组织者够精明，把事后的情形压了下来，没让报道见报。电影是《人体异形》（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对于一群每天天亮前独自出门的孩子而言，这简直恐怖得令人难以置信。我和埃里克·纽纳及他弟弟保罗一起去看，保罗当时顶多七八岁。保罗跑出影院呕吐；前不久我与两兄弟谈起此事，他们能以惊人的清晰度回忆起具体的场景和演员。埃里克告诉我，那部电影的噩梦一直折磨了他好几年，直到成年。
纽纳兄弟是报童中最具创业精神的。他们买了一台割草机，再把活儿分包给附近的其他孩子。保罗是我认识的第一个买股票的报童。他以孩子的眼光选股，买入了可口可乐和箭牌公司的股票。买了可口可乐股票之后，他禁止家人喝百事旗下的任何产品。像所有箭牌股东一样，保罗每年都会收到一份年报和几条口香糖。
我缠着父亲帮我投资，但他这辈子从来没买过一只股票。另一个报童萨姆·阿巴迪尔自己坐公交去市区，找到了一家证券经纪公司。萨姆认为，除非大额投资，否则交易费用太高，这也是我的结论。于是我改在本地银行开了一张定期存单。那年我十二岁，母亲在日记里写道，我是"埃米的银行家和知己"。埃米知道，手头紧了，她弟弟会垫付借款。有几次，父母也提出同样的请求。这让我感到自豪；我们这些报童，往往都有一种老气横秋的成熟感。我至今保存着埃里克那年夏天我去夏令营时寄给我的一封信，信中安慰我说，我父母一切如常。他写道："你父母把你的报纸送得很好。我每天早晨都看见他们。"
我知道，拉客户是赢得年度最佳报童的最大筹码。每年十二月，我手工制作节日贺卡，随报纸一并送出；这通常能带来相当于两个月薪水的小费。有一次，我在复活节也如法炮制，但反响寥寥。（我当时根本没想到，有些订户可能不过复活节，或许是因为母亲尚未完成她的论文研究。）下雪天，我会上门问订户要不要帮忙铲车道，收取费用。伍德先生邀我加入他在密苏里大学橄榄球场上的那群男孩后，每个主场比赛日我都去干活。我端着托盘在看台上走来走去卖饮料；每次补满托盘，就能拿到一美元。据我所知，其他大多数报童也在不同的团体做着同样的事；埃里克和保罗跟着一个本地小联盟组织的群体卖饮料。我们都留心寻找喝醉的观众，他们的小费出手更大方。球场禁酒，但密苏里人报刊登过关于夹带酒水手段的报道。有些球迷用注射器把伏特加注进橙子里带进场。
有一次，学校布置我采访一位市政人员。我找了伍德先生，他邀请我晚上到他家拜访。多年后，父亲说，某种直觉驱使他陪我同去。我们坐在伍德家的客厅里，我进行了采访。但父亲的直觉并未延伸到怀疑的层面。伍德先生是地方政府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之一，人们敬佩他与青少年男孩共同组织的志愿项目。这些项目被密苏里人报定期报道。（1981年12月18日："青少年铲雪服务社区。"）
哥伦比亚距圣路易斯和堪萨斯城各两小时车程，那是最近的两座稍具规模的城市。这座城市地处偏僻，但大学的存在使其省份气质呈现为一种自成一体的世界性。密苏里人报会把大事件本地化：1981年，里根总统遇刺两天后，报纸头版报道了一位哥伦比亚高中毕业生，他以特工身份协助制服了约翰·欣克利。如果海外发生什么事，记者就会去找密苏里大学的国际学生征询评论。1980年1月，报纸解释了为何关注外国新闻至关重要：
尽管哥伦比亚不完全是世界的十字路口，但伊朗危机和入侵阿富汗的连锁反应在这里清晰可见，我们已在版面上尽力呈现。……由于这个国家每生产四蒲式耳小麦，就有一蒲式耳运往苏联，禁运将对美国麦农造成毁灭性打击，布恩县等地也将承受其后果。
这种说教口吻，折射出密苏里人报是一份教学型报纸的事实——由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的学生们负责出版与运营。全美没有另一所新闻学院能出版一份面向社区的日报，许多著名媒体人都是从密苏里人报起步的，其中包括西摩·托平，他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担任《纽约时报》常务主编。
《每日论坛报》也声誉卓著，部分原因在于它雇用了受过密苏里人报培训的记者和编辑。人们有时说，哥伦比亚的人均记者数量居全美之首。密苏里人报的社论版偶尔会向本城读者致谢：
我们经常听到人们抱怨，说这座城市被过度报道，人们花了大量时间帮助我们培训一代又一代的柯克帕特里克、热蒙和托平。
当然，我们确实在请求你们的帮助。你们，尤其是那些身处公职的人，是我们的编外教师和编辑。我们在培养世界的记者。谢谢你们的帮助。
随着时间推移，我对报纸的阅读变得更加老到。我尤其喜欢引语，喜欢一个声音在故事中活过来的感觉。六年级的一位英语老师第一次告诉我，我应该考虑以写作为业。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可能会在密苏里人报工作，或者成为一名记者。我模糊地以为，自己长大后会像父亲一样成为教授。父亲讲的那些故事，加上报纸上刊登的那些故事，使我对大学生活的想象色彩无比斑斓。密苏里人报有几位很有才华的写手，他们嗅得出最好的校园故事。1982年，当一位《花花公子》摄影师在假日酒店东馆租了一间廉价套间，为该杂志"大八联盟美女"特刊物色人选时，五百名女性蜂拥而至，其中一位便是密苏里人报的记者。她从容记录下现场细节——一台宝丽来相机、三箱"摇滚啤酒"——以及那位摄影师漫不经心的厌女言论。（"来的很多女孩都太胖了，她们以为我们能创造奇迹。"）
有一年，一名大二学生决定以猎枪作为道具，发表一篇反对自杀的演讲，故事登上了头版，导语堪称经典：
周一，迪恩·皮金在大学公共演讲课的作业展示中，将一支未上膛的猎枪对准自己。枪没有走火，但他的展示弄巧成拙。
那篇报道描写了一个同学扑倒在桌子底下，大喊"别这样！"的场景。我喜欢有动作的故事，凡是涉及男生联谊会或女生联谊会的报道我都读。父亲不断抱怨希腊兄弟会，那至少是密苏里大学教授们从凡勃伦时代起便头疼的一个痼疾。（据传记记载，凡勃伦曾对一名学生说："我不是说我会让联谊会或姐妹会的任何成员不及格，但此类组织的成员迄今未有通过我课程者。"）密苏里人报刊登的兄弟会火灾之多，几乎堪称一个固定报道栏目；这些住宅往往因为粗心大意和管理不善的厨房而起火。偶尔，报纸记录一场派对消耗的啤酒数量，其精确程度与报道国内生产总值如出一辙。1982年9月11日，卡帕西塔联谊会一场九十一桶啤酒的派对登上了第7版头条（"联谊会狂欢惹恼大学"），还配有联谊会主席一句令人哑然失笑的话："我们办这场派对初衷良善，本意并非让整个校园烂醉。我们根本没料到场面会搞成这样。"
我送报到两家兄弟会。我路线上最偏僻的一段靠近校园，那里的居民区逐渐让位于几幢兄弟会楼和廉价学生公寓。就在那里，我终于遭遇了一具尸体。一天清晨，我正爬上一幢破旧公寓楼的内部楼梯，抬头看见两只纹丝不动的脚。鞋底朝向我，脚跟相触，构成一个V字形。在那段似乎无比漫长的时间里，我一动不动。然后，鼓起勇气，我继续向上走。一步一步，身体的其余部分渐渐进入视野：双腿、躯干、头。他是一个留着胡子、头发油腻的男人，衣物齐整，仰面躺在一个楼梯平台上。我停下来，心跳加速。然后，我蹲下身，仔细听了听，深吸了一口气，做出了我的诊断：醉汉。
我送报的最大一家兄弟会是西格玛-阿尔法-艾普西隆联谊会。会所是一幢气派的白色建筑，新古典复兴风格，六根爱奥尼亚柱巍然矗立。我总是从后面进入，穿过邻近院子里我那条秘密小径。密苏里老虎队比赛日的翌日清晨，黑暗中穿越联谊会的草坪，如同进入炮兵阵地的弹着区。各种杂物从两层门廊上被扔下去，散落满地。可能有男女衣物。有一次，我捡到了一个台球，塞进口袋。西格玛-阿尔法-艾普西隆草坪上最常见的弹药残骸，是啤酒罐和啤酒瓶。哥伦比亚实施五美分押金法后，我就把能装进帆布袋的空瓶空罐都收罗起来。
每年春天，西格玛-阿尔法-艾普西隆的成员都会在草坪上挖一座墓穴。第一次见到时，我吓得魂飞魄散。走过草坪时，我绊上了一个长形坑穴和一口木棺材，其轮廓在拂晓前的昏暗中影影绰绰。第二年，我不再那么吃惊，此后，棺材和敞开的墓穴每年春天如期而至，成了春天到来的寻常信号。小时候，我始终不知道这个奇异仪式的用意。密苏里人报没有报道过，我大概也没有告诉父母——多年后，他们对此毫无印象。这也是童年的惯常状态：许多奇怪而令人不安的事，都在没有任何解释的情况下被接受了。
前不久，我找到了那个年代的几位西格玛-阿尔法-艾普西隆成员。他们解释说，棺材与一个虚构人物"帕迪·墨菲"有关。不同分会有各自的版本，但密苏里大学这一支的帕迪·墨菲是一个死于酒精中毒的人。每年，由一位不同的兄弟扮演帕迪，躺进棺材，接受一系列模拟悼词的嘲弄。那口棺材是由一位曾在圣路易斯殡仪馆做暑期工的兄弟带来的。他开着一辆敞篷车，让棺材直挺挺坐在副驾驶座上，沿70号州际公路，一路两个小时，驾进了哥伦比亚。
1981年4月24日，密苏里人报在意见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无署名评论：
格伦·伍德，城市之友：退休而不被遗忘
在过去17年半里，格伦·伍德坐在市书记官的椅子上。但坐在那把椅子上的，不仅仅是一位市书记官。还有一位市民的朋友、议员的知己、知识的储藏库、善意的使者，都因伍德先生而驻留在那把椅子上。
那时我已近十二岁，足够强壮，骑上了自行车送报。骑车的好处之一，是我可以和伍德先生打声招呼，但不必停下来。甚至在骑上车之前，我就已经明确表示，不想再让他碰我了。从未有过正面交锋，但我总能找到方法保持距离。当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奥德·菲洛斯联谊会的青少年活动时，我告诉他我太忙了。
通过报纸上读过的那些报道，我知道伍德先生的行为是错误的。但我心里仍有些困惑，因为他在社区里声望如此之高。密苏里人报的社论指出，伍德先生曾担任童子军领队和主日学校教师，并提到了他的计划：
伍德先生去年十二月宣布退休时，表示期待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奥德·菲洛斯联谊会青年分会的十几岁男孩身上。
在我投递报纸的那些年里，密苏里人报的规模保持不变，日均约三十版，发行量稳定。我从未想过报纸或报童可能有个不确定的未来。但近日重读那些年的老报，我发现了一些麻烦的苗头。1983年一篇关于一系列并购的专题报道指出，哥伦比亚已成为全美仍拥有相互竞争日报的第三小城市。1981年，周日版刊出一篇专题——《为数据腾出空间》——报道第一波家用电脑的浪潮。文章提到了一种叫做"来源"的东西，它能在机器之间传输信息：
家用电脑将对社会产生什么影响？……随着类似"来源"这样的信息服务悄然渗入越来越多的家庭，报童的时代可能走向终结。
孩提时，我对这类预言毫不在意，也没有意识到密苏里人报正在为招募报童而苦恼。偶尔有人在工作途中遭到袭击的报道见诸报端。1980年，一名成年女性送报者在送报途中遭到抢劫和性侵；几年后，一名十四岁的报纸卖报员在持刀行凶中被劫。报纸有时会以这样的描述来颂扬报童，但听起来并不特别吸引人：
密苏里人报的报童承担着重大责任。他或她须做到：
不论清晨时分、风雨交加、严寒低温或身体抱恙，准时为每位订户送达报纸。
在上学前完成全程投递。
应对偷报纸者。
勇敢面对恶犬的威胁。
我被狗咬过不止一次，其中最凶的一只是格思大道南段的一条凯恩㹴。那条狗个头小，却凶残异常，常常把我的脚踝咬得血流不止。父亲打电话给动物管控部门，但那里出了名地不可靠；这一次，有人找那条狗的主人谈了几次，然后就放弃了。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心不在焉地独居在一幢破旧出租屋里。有人建议喂狗零食，但那条狗理都不理，径直扑向我的腿。后来，父亲咨询了我们家的邮递员，邮递员走到他的邮车旁，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大罐催泪喷雾。那罐喷雾上印着一只狗的图案，腮边淌着涎水，神情凶恶。
父亲在我第一次试用喷雾那天陪我同去。我一直觉得，跟他相比，我长成了一个软弱的人。他讲起自己童年的异域故事，那是在洛杉矶一个工人阶级区，那里的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年少时，他在左手刺了一个帕丘科标记，一个大拇指附近十字形的符号，在他所在社区的奇卡诺帮派小混混中颇为流行。父亲皮肤深褐，到了四十岁，那个标记已难以辨认。但他十几岁时，那标记还十分醒目，足以在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便引起未来岳父的不快。
父亲让我在那条狗扑来时站稳。㹴犬嗷嗷叫着冲过来，我朝它脸上喷了一股长长的、沉甸甸的雾流。它倒在一棵树干旁，我又补了一喷。它的呼吸渐渐急促费力。"它可能要死了，"父亲说。但随后，就像一个疯狂的弹簧小玩偶，那只㹴犬蹦了起来，再度扑了过来。接下来几天，它似乎对喷雾产生了免疫力。
每一代人都会美化自己年少时的苦难。像我这代许多人一样，我会抱怨直升机式父母，怀念童年那些漫长的、无人监管的日子。但我同样对那个世界的艰苦毫不抱幻想。这从我曾经投递的那些报纸上一目了然——刊载了许多关于儿童遭遇惨祸的报道——孩子们溺死在冰冷的水塘里，或者爬上电线杆触电身亡。
那时候，还盛行着许多对受害者的指责。1979年，一位女性写信给"亲爱的艾比"，抱怨自己找工作因超重而屡遭拒绝。"面对现实吧，大多数胖女人没有她们苗条的姐妹那么有吸引力，"艾比这样劝说，"所以，帮自己一个忙，别再向别人寻求'善意'了。去看医生，制定减肥计划。"另外两名写信者在一家服装店上班，她们的男上司在墙上钻孔，以便偷窥更衣间。"没有必要正面交锋，"艾比建议道，"每天早上检查更衣室的墙上有没有新孔，发现了就用胶纸封住。养成习惯，你的老板很快就会意识到你已经识破了他那套龌龊把戏。"这套方式在当局不感兴趣或无能为力时似乎颇为普遍。有问题，自己解决。
催泪喷雾失效后，我借了朋友乔·科平的克罗斯曼气枪。乔买这把枪，是因为它强劲的气弹系统。枪体沉重，漆黑金属，看起来像真枪；在那个年代的男孩眼里，亮橙色的枪口标记会显得荒唐可笑。我把手枪藏进帆布袋，和报纸一起带走。那条狗下次出现时，我掏出枪，双手稳稳端起，扣动扳机。那狗笔直蹦上半空，翻着跟头，嗷叫着落地。接下来一周，我又打了它五六次。就这样了事；此后它再也没有来犯。
1982年5月4日下午，父亲告诉我，有件事需要谈谈。他不想在家里说，神情看起来很沉重。我们一起出发，徒步走向校园。
他一反常态地沉默。我那时将近十三岁，基本上已经摸清了在学校里如何混日子。我们走得越久，我越发感到，父亲的心事并非来自某位老师的糟糕报告。
他在大学和平公园找了一条长凳。那是个美丽的下午，学生们在阳光里怡然徜徉。我们坐下来后，他说："我想告诉你，伍德先生被逮捕了。今天的《论坛报》上有。明天会登在密苏里人报上。"
起初，我不知道说什么。然后我问，伍德先生为何被捕。
"他在一辆公共汽车上被发现与一个少年在一起，"父亲说，"他因鸡奸罪被捕。"顿了顿，"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我缓缓点头。鸡奸这个词偶尔出现在逮捕案件的报道里，尽管它令我困惑——这个词似乎描述的是不同的事情。《圣经》中关于所多玛的段落也缺少关键细节。但我现在不打算问这些问题。
"我知道伍德先生送报时常常跟你说话，"父亲说，"我们需要知道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有没有碰过你，或者做过什么不恰当的事。"
这一刻，我才明白他的情绪为何让我那么陌生。我第一次在父亲眼中看到了真正的恐惧。我想了片刻，然后回答。
"没有，"我说，"什么都没发生。他没有对我做过任何事。"
"你确定吗？"父亲说，"这很重要，我们需要知道真相。如果他做过什么，警察需要找你谈。"
"我确定，"我说。
他的脸放松下来，说他庆幸自己当初陪我去伍德家做学校作业。"谁知道他当时打算做什么，"父亲说，"报纸上说他多年来一直在猥亵男孩。"
我问伍德先生会怎么样。
"他会进监狱，"父亲说，"狱中的犯人对恋童癖做的事……会很可怕。"
我问他是否已经进去了。
"还没有，要等审判。到那之前，他会待在家里。你最近早上没再看见他出门吧？"
"没有。"
"好，"他说，"确保你不和他有任何接触。"
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走回家时，我感受到父亲的如释重负，觉得自己好像保护他免受了某种可怕之事的侵扰。但我已经在盘算：如果再次见到伍德先生，我该怎么办。
第二天早晨，那摞报纸在车道尽头等着我。我把它们抱进屋，读了头版：
阿根廷击沉英国驱逐舰
哥伦比亚男子在普拉瑟斯维尔附近两车相撞中遇难
前市书记官被控鸡奸罪
报纸上有一张伍德先生被捕前的照片。报道说，他退休后在一家校车公司找了份工作，有一天，一位家长起了疑心。
那位家长声称曾目睹伍德——他一直为拉斯特曼巴士公司驾驶校车——与一名男孩走到车厢后部消失，领导调查的戴尔·理查德森警长如此表示。
警方称，当警察与那名未成年人正面交涉时，他承认与伍德发生过口交行为。警方未说明具体行为是否发生在车内。
理查德森称，那名男孩还点出了另外五名与伍德有过牵涉的未成年人，年龄在13至16岁之间。警方已对这六名男孩及其家长进行了问询。
警方认为，伍德最初是通过国际奥德·菲洛斯联谊会结识这些男孩的，他自1933年起便是该联谊会成员。据理查德森称，许多被指控的性行为发生在联谊会例会结束后的会所内。
我折好所有报纸，走了出去。越走近格思大道南段110号，我就越紧张。但那幢房子里的灯全都是熄的。我把报纸扔到门廊上，继续沿着那条寂静的街道走下去。
整个夏天和秋天，密苏里人报和《论坛报》不断刊载关于伍德先生案件的报道。父母没有和我或姐妹们谈论这些文章，我也注意只在独处时才去阅读。
1982年6月21日，在华盛顿特区的一家联邦法院，约翰·欣克利以精神失常为由被裁定无罪。次日清晨，这条新闻登上了密苏里人报头版，第7版的一个标题则写道："法院批准对伍德进行精神鉴定。"伍德的律师似乎在尝试欣克利案奏效的那套策略，以"精神疾病或精神缺陷"为由作出无罪答辩。被捕时，伍德已向戴尔·理查德森侦探承认，自1938年起他曾多次虐待男孩，并称恋童行为"是他无法控制的事"。密苏里人报一篇文章引述了这位警员的话：
理查德森称，在整个审讯过程中，伍德始终配合。伍德似乎唯一担心的，理查德森表示，是那些男孩的"身心健康"。
那名侦探似乎在淡化犯罪的严重性。《论坛报》的一篇报道指出：
据理查德森称，那些男孩表示伍德会先对他们实施口交，然后他们会反过来配合。一名男孩表示，伍德每次会付给他一美元。
理查德森称，伍德从未强迫这些男孩参与，也从未伤害过他们。他还补充说，警方已建议这些男孩的父母为孩子寻求心理辅导。
报道中多次提及伍德向受害者付钱或赠送礼物。那些男孩的姓名未被公开，但我相信其中一些人曾和我一起在密苏里大学球场卖饮料。每读一篇报道，我心中便涌起一阵愧疚。我没有词汇来描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那个年代，"引诱"这个词是用在狗和马身上的。我只知道，母亲和《马太福音》说的没错。贪婪是软弱，而伍德先生利用了它；他给我硬币，是因为我太渴望得到那些钱了。我相信，我对所发生的事负有一部分责任。
我也知道，我本应对父亲说实话。但报纸上的那些报道让我确信，我做了正确的事。我不想与那些警察交谈；我不想站在那个法庭上；我不想出现在这些文章里：
鸡奸案律师盘问少年证人
代理前市书记官格伦·伍德的哥伦比亚律师约翰·施瓦贝昨日在庭审中暗示，至少有一名被伍德指控猥亵的男孩曾主动引诱这位67岁老人实施性行为……
施瓦贝以略微变换的语气追问，那名男孩是否曾主动要求伍德对其实施口交？"我不记得了，"那名少年回答。当施瓦贝重复追问时，那名少年激动地回应："我说了我不记得，所以请不要再问。"……
随后，施瓦贝让那些男孩一一确认，伍德曾帮助他们辅导功课、在奥德·菲洛斯联谊会以志愿者身份执教棒球，并一直是他们的朋友。
"你并不恨伍德先生，对吗？"施瓦贝问每一个男孩。只有一人给出了否定回答。那名持异议的少年说："有一点。"
那些男孩紧绷着身体，被高大的证人台衬得格外矮小，回答问题时偶有结巴，偶尔发出一声紧张的笑声。他们的目光只短暂地落在伍德身上——伍德穿着外套打着领带，双手频频捂脸。
伍德的律师要求法官驳回指控，理由是那些少年是"犯罪本身的共谋"。这一动议被考量之后驳回。最终，部分指控在辩诉交易中被撤销，伍德的律师极力争取免于监禁。伍德接受了大学医学院一位精神科教授的评估，该教授出庭作证，认为伍德不应对社区构成威胁。"考虑到人为误差，再次发生此类行为的可能性应该微乎其微，"他说。他还告诉法庭，与成年人发生自愿同性行为的年幼男孩通常会恢复正常，此类接触往往是"充满爱意、关怀与正向的关系"。
多位社区名流出庭为伍德作品格证人。前市长小H·克莱德·威尔逊就伍德对市政的贡献出庭作证，并表示如果将其收监，不会产生任何"实际意义"。密苏里人报描述了辩护律师在结案陈词中的表达：
施瓦贝请求法官科恩利允许他"借用一个象征"，将伍德的一生比作一座"花园"，其中长出了一株丑陋的杂草。"无需因此将这些花朵扔进垃圾桶，"施瓦贝说，"哪怕判格伦·伍德郡拘留，也无异于判他死刑。"
从得知逮捕消息的那天起，我便预感伍德先生迟早会想方设法再次见到我。结果，那一刻终于在一场大雨的掩护下到来了。雨天我无法骑车，邻居们也几乎不会外出。
那天，我把报纸放到他家门廊上，他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倾盆大雨中，我根本没看见他。"对不起，"他说。
"我不能见你！"我说，但在风雨声中，我的声音听起来如此幼小。我看见他在哭，身体突然软了，也开始啜泣。他双臂环抱住我，一遍遍重复着那两个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一刻大概不到一分钟，却感觉如同永恒。最后，我挣开身，跑了。
跑到街尾，我躲在一棵树下，等到呼吸平稳下来。回到家，我确保脸上什么都没有留下。
1982年9月28日清晨，折报之前，我在第8版发现了这个标题：
大学因薪资上调导致岗位流失一事悬而未决
教师薪资涨幅尚无定论
缓刑申请被驳回；伍德判刑入狱
文章引述了巡回法官弗兰克·科恩利的话。"没有哪个案子像这个案子一样，让我作为法官承受了如此沉重的内心煎熬，"他告诉被告，"我目睹了你所做过的许多善事。"他接着说，"但那些善事，已被那些恶行败坏了太多。"他援引了精神科医生对伍德与男孩之间关系的定性。"本庭不认为这是一段充满爱意与关怀的关系，"他说，"这是一段极为卑劣的关系。"法官就五项鸡奸罪名作出判决，判处伍德十年有期徒刑。
科恩利法官的母亲住在我的投递路线上，我把报纸扔到她家门廊。几个月以来，我第一次走在格思大道南段时没有感到紧张。走到110号，那幢房子灰暗一片，和自从逮捕那天起每天早晨的样子一模一样。
从那年秋天起，报纸上开始出现一系列关于男孩的可怕故事。密苏里南部，一名女子和她的男友因将她七岁的儿子关在地下室三个月而被捕。当局找到那个男孩时，他只有三十二磅重。密苏里人报引述了那名女子解释其男友行为的话："他不喜欢他，"她说，"他不想让他出地下室。"另一起本地案件涉及两名成年童子军领队，他们在一次野营活动中，用红烧的衣架在童子军的臀部上烙印，衣架被弯成了男性生殖器的形状。哥伦比亚一名大学生因向其前养父后脑开枪而被捕判刑。多年来，那名男子收养了多名孤儿，全部是男孩，对他们反复鞭打、拍摄裸照，并施以灌肠，还录下孩子们的呻吟声以便回放。那名大学生曾向一家家庭服务机构投诉，却未获任何回应，于是借了邻居的一把.22口径手枪。有问题，自己解决。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后，那名年轻人告诉密苏里人报："我早料到自己会进去待一段时间的。"
这些报道引发了痛苦的来信和社论。市民们开始追问社会是否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也在争论格伦·伍德是否理应入狱。伍德一个女儿的丈夫写信给《论坛报》：
在格伦·伍德案的任何版面或任何新闻播报中，有一个故事从未出现……那是一个家庭支离破碎，却凭借对一位仁慈、怜悯与恩典之神的信仰，彼此紧紧相扶的故事……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故事，是逆着漫无边际的逆境顽强抗争的故事……我们不得不生活在审判、批评与偏见之中。
领导了初期调查的理查德森发表了回应。在此前的报道中，这位侦探曾似乎刻意淡化伍德罪行的影响。然而此刻，他说清楚了事实真相：
与这些男孩交谈时，他们表达了愧疚、羞耻，以及不亚于、甚至超过我们在强奸受害者身上所见的心理创伤。一些人讲述了伍德最初如何接近他们，如何粗暴地将他们的裤子拽下……伍德告诉我，在过去三十年里，他对小男孩有一种无法控制的执念。我忍不住想，在这漫长的三十年里，他的某些亲友一定对他的部分行为有所察觉。他们为什么没有及时帮助他？我也想知道，在这三十年里，究竟还有多少男孩沦为了他的受害者。
近日重读这些文章时，我认出了许多词句和细节，因为十三岁的我曾如此痴迷地一遍遍阅读它们。1982年9月8日，密苏里人报刊登了另一篇报道，标题为"爱荷华报童失踪；搜救队一筹莫展"。一个与我同龄、名叫约翰·戈施的报童离奇失踪。戈施成为第一批印上牛奶盒的失踪儿童之一。
他也成了让孩子们停止担任报童的原因之一。去年，我见到了布鲁斯·摩尔——他于1982年开始在密苏里人报工作，后来成为发行经理。"你是最后一批骑自行车送报的孩子之一，"摩尔告诉我，"这并非因为密苏里人报不想雇用孩子。而是因为社会认定，让孩子在那个时代的黑暗中送报是不安全的。"
戈施失踪至今将近四十四年，他的案子悬而未决。当我阅读当年密苏里人报的那篇旧报道时，其中一个细节在我记忆深处回响。那天早晨男孩失踪时，他的父母发现了他用来运送周日版《得梅因纪事报》那份厚重报纸的小拖车。戈施的母亲说："每一份报纸都还在车上。"
我从未赢得年度最佳报童。到了职业生涯的尾声，我已经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了，因为我认清了其中的规律。孩子们往往在年纪较小时获得认可——这正是我十岁时就当上月度最佳报童的原因。我的判断是：密苏里人报想鼓励年纪更小的报童，而到了年纪大一些，他们多半已经快要离开，再把奖项给他们没什么意义了。这是一条很好的人生教训，凡勃伦听了一定会点头称是：在一家公司工作越久，你就越不被重视。
我的最后一个工作日，恰巧落在1984年8月22日，星期三。那天早晨，头版的最大标题是："共和党大会通过战略方案：福特猛烈抨击蒙代尔。"那份报纸共六十二页，标价二十五美分，重十五点四盎司。重量至关重要——正是因为背着一个异常沉重的袋子，在停车场骑车拐了个急弯，我侧滑摔倒，左胫骨骨折。我躺在停车场上大声呼救，直到有人叫来救护车。
出事之前，我其实已经在考虑辞职了。在下一个国际报童日，密苏里人报公布年度最佳报童时，也刊载了一则小小的公告：
特别表彰在工作中摔断腿的彼得·赫斯勒
那段最后时光中，还有两个早晨在我脑海中历久弥新。一是西格玛-阿尔法-艾普西隆会所起火那天。1984年1月某个酷寒的早晨，我从后院草坪绕过去，看见门廊已被烧得焦空。消防员刚刚离开；他们水管里喷出的水在柱廊上冻成了美丽的冰柱，沿着柱子蜿蜒流淌。
另一个早晨，是格伦·伍德入狱之后的某天。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但有一次送报时，在人行道上遇见了他的妻子。她在遛狗，我跟她打了招呼。
那女人一声不吭。我们目光相遇，我看见她脸上满溢着冰冷的愤怒。一阵愧疚与羞耻的浪潮漫过我，我匆匆走过。连同最后一次见到她丈夫的那一幕，那次相遇是我童年记忆中最难以承受的时刻之一。
十六岁那年，我用送报攒下的钱买了一辆1974年的道奇飞镖。那辆车是密西西比棕色，像一整个街区那么长；高中时，我爱极了它那彻底的不酷。父母从未攒过一分钱，这反而在我考入普林斯顿大学时派上了用场。我获得了佩尔助学金和大笔经济援助，带着成为一名作家的决心踏入校园。头三个学期，我一次次申请入门级创意写作课，递交短篇小说，却一次次被拒之门外。我感到自己无可救药地土气：从来没有什么重要的或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但是我从未考虑过写伍德先生，因为那段记忆太过沉痛。
我的父母至今仍住在我长大的那幢房子里。他们一定是这个国家为数极少、仍在订阅两份纸质日报的耄耋老人之一。哥伦比亚如今是全美第二小的、拥有各自独立所有权的相互竞争报纸的城市。《论坛报》和许多报纸一样，历经企业收购与人员削减后已大不如前。但密苏里人报因得到大学的补贴而蓬勃发展。去年，我在位于校园边缘的宽敞报社办公室里，见到了执行主编伊丽莎白·科纳·斯蒂芬斯。那里感觉像一间充满活力的老式编辑室；即便是在暑假，也有五十名学生记者在岗位上忙碌。"这套模式之所以对我们有效，是因为我们从1908年就开始这么干了，"斯蒂芬斯说，"它已经深深嵌入我们的课程之中。"
近日，我与其他几位昔日报童交谈，他们都提到这份工作如何塑造了日后的自己。埃里克·纽纳二十四岁时创立了纽秀公司，该公司最终发展为全球最大的修鞋公司之一。埃里克相信，他在送报时对效率的那种痴迷，是他后来擅长在圣地亚哥和墨西哥管理工厂的原因之一。他经常遇到我们这一代的其他首席执行官，他们小时候也送过报纸。埃里克还说，这样的工作如今已无法想象。"我不会让我的孩子早上五点出门，"他说。
和埃里克及许多其他昔日报童一样，我从来无法睡懒觉。时至今日，我见到狗还是会感到不自在。我善于理财。我实现了父母的梦想，加入了和平队，但回国后写了一本关于那段经历的书，拿到第一笔预付款后，我打电话给一位在瑞士信贷工作的大学同学，开始学习投资。我记得那节经文：对于一个自由撰稿人来说，骆驼穿过针眼，比不会打理财务更容易活下去。我对寂静与孤独依然保有一份渴望，也能守住秘密。直到三十岁，我才将伍德先生的事第一次告诉他人。我至今偶尔会有一阵愧疚袭来，因为我的人生和婚姻顺遂，而我怀疑，对另一些曾经受伤的人来说，未必如此。四十多年来，我一直保存着那份我摔断腿那天送的密苏里人报。如今那些报纸已经泛黄；橡皮筋多年前便已腐烂。我开始写这个故事时，把那份报纸摊开在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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