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世界到中国，抛开宏大叙事，对于绝大数个体而言，刚刚过去的这25年是普罗大众过得最体面、最有尊严、最没有战争暴政威胁的时光阶段之一。不过，大概率上来讲，人类在下一个25年很难重复这种好光景，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和冲突周期。
（一）今天是21世纪的第一个四分之一的最后一天了。此时此刻，我们首先应该总结一下，人类的这25年过得怎么样呢？笔者认为，与人类经历的以往的四分之一世纪时间段相比，这25年是最和平安宁、发展步伐最快、创造财富最多的时期了。
20世纪的前三个25年，无疑都是非常糟糕的，前两个25年分别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三个25年死于战争、饥荒和迫害的人数也至少有5000—7000万。最后一个25年，虽然远比之前和平很多，但是仍旧爆发了柬越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两伊战争、海湾战争、波黑战争、卢旺达大屠杀、阿富汗内战等十多场死亡十万人以上的战争，我们70后、80后童年的电视记忆中，仍然是无休止的战争。
而到了21世纪，即便是发生了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俄乌战争，以及数次巴以冲突，但是军事作战死亡人员已经与之前大大减少，仅有叙利亚内战和苏丹内战死亡人数超过10万人，人类的人道灾难频率和伤害性大大降低。
2000年全球GDP为33.87万亿美元，而今年有可能突破115亿美元，最近25年人类创造的财富要比1900年之前的累计总和，或者比整个20世纪都要多。2025年10月3日，英伟达创造了市值超过5万亿美元的神话，而这相当于1970年全球经济生产总值之和，或1900年的60倍。2000年全球私人财富为125万亿美元，去年已经接近500万亿美元，高于GDP增速；2000年仅有10亿人日收入超过25美元（世界经济论坛的“富足”标准），而今年则突破20亿。
这25年是人类科技进步最明显的四分之一世纪。人们用了短短25年的一个周期就完成了一次科技革命——互联网数字化革命，而主要国家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用了近10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用了近70年。在前三次工业革命，一个国家迟到25年上车并不晚，但是互联网革命不会给你这么长的犹豫判断时间，这辆车已经逐渐驶离，人类正在进入人工智能社会。
这也是人类全球化速度最快的25年，25年前全球贸易总额为5.6万亿，今年则会超过50万亿，增加了7.92倍以上，增速是GDP的2.3倍。这25年，全球对外国直接投资总额超过30万亿美元，GDP占比平均超过2.5%，最高峰达5.3%，而1995年仅有1.2%。人员流动是反映全球化指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2000年全球国际航班客运量为6亿，2025年则有望达到25亿左右，而同期全球人口只增长了30%。
（二）对于我们中国来说，这期间发生的进步就更明显了。抛开国力的巨大跃升不说，仅从社会发展层面讲，2000年，中国总体还处于一个农业社会，当年城镇就业人员只有2.3亿，农村就业人员则为4.9亿，也就是说70%的劳动力仍然在农村；而2024年我们已经妥妥进入工业化社会了，城镇就业人员比例和城市化率都已达到65%以上。
随之而来的是个人际遇和生活质量的巨大改变。2000年高等学校招生221万人，这意味着出生于1982年左右的人仅有十分之一可以就读大学或大专；2024年高等学校招生约1050万人，出生于2006年左右的人超过三分之二都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2000年全国仅有6200万人从事非体力劳动，除去约3000万公务员、教科卫事业单位人员外，严格说社会上顶多只有约3200万个白领工作岗位，占全体劳动力的4%左右。而2024年，中国白领工作岗位数量超过两亿，即便是4.25亿蓝领的待遇也有非常大的改善，他们与白领的收入差距从3倍以上缩小到1.37倍，这意味着多数劳动力现在都能获得一个能够保障小康生活的工作。
从收入来讲，2000年全国在职职工年均收入9371元，如今即使城镇低保也远远高于这个数目。2002年中国第一次有私家小汽车保有量统计，当年是408万，也就是每100多个家庭才有一辆私家车，即便是手机也是稀罕物，2000年每16个人拥有一部手机，如今手机和汽车都成为家庭必备品，它们的价格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个人的购买力。
另一个判断个人生活水平的指标是，2000年出境游仅有563万人次，其中369万人次是去香港，如果再除去澳门和新马泰，前往日本或西方发达世界的旅行可能不超过100万人次，那时候，出国一次足够成为社交中炫耀的资本。而2024年全国出境游达1.22亿人次，除去赴港澳的3400万人次，仍有8800万人次进行跨国旅行，可以说已经成为私人生活中普通的组成部分了。
这些数字所反映的从社会结构本质是，中国已经从一个由少数精英与工农劳动者组成的二元社会，变成一个中产阶层在崛起的现代型社会。
在制度和社会意识的层面，中国也发生了明显的积极性变化。25年前，个人在公权力面前仍是异常渺小的，公民的权利意识也是淡薄的，当个体受到伤害时，很难自我救济，更难获得补偿，大家会默认选择接受、服从。现在权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即便是农村老年人也懂得去拍视频维权，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也比以前大大提高，25年前你去政府办一件事要往返跑很多天，现在公共服务大厅已经非常普及，至少办事态度和效率上比以往有很大的进步。
25年前，人们更关注的仍是吃饱饭的问题，追求个性的自主空间、多元化表达，被看做是极少数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行为艺术”，而现在年轻人普遍在关心自我的空间和实现，也开始注重尊重他人的空间和权利，这些都是一个社会内在现代化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总之，无论从世界到中国，抛开宏大叙事，对于绝大数个体而言，这25年是普罗大众过得最体面、最有尊严、最没有战争暴政威胁的时光阶段。食物的自由和选举的自由、表达的自由，从欧美或日本人的独享，开始像全球扩展，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深深受益于这个时代的技术、制度、观念的进步，能够生活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幸运。
（三）不过，笔者从文明周期曲线的视角认为，人类在下一个25年很难重复上一个25年的好光景。人类目前的由经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为最核心内涵的世界秩序，发端形成于上上个25年（1976—2000年），2001-2025的这25年则是收益繁荣期，不过进入2020年代之后，这个秩序走向衰落、矛盾爆发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下一个25年很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动荡和冲突周期。
具体来说，过去25年的人类科技进步大提速、资本人口技术的快速全球流动，纵然让创造了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但是也积累了深刻的种种矛盾，目前已经接近临界点，未来25年有可能出现全球性的三重“失衡”。
第一，资本技术加速流通，导致经济增长不均衡，进而导致全球经济力量对比的逆转。2000年G7国家全球GDP占比为65%，而现在仅剩下29%；2021年起中国的经济体量就超过欧盟，估计到2050年，中国、印度、东盟三方的经济总量至少是G7的1.5倍，西方世界将从世界的主角，沦为多极中的两极（美国、欧盟）。而西方至今仍然掌握绝对的规则和资源支配权，这种话语权和力量的失衡，必然会导致剧烈的冲突。
第二，随着全球温饱问题的普遍解决，人口增长越发不均衡，导致种族、宗教力量的重塑。突出表现在具有较高规则和契约意识的西方白人基督教群体以及东亚儒家—佛教社会群体，人口增长率都极低，不仅数量是越来越占有劣势，社会内部也可能因此塌陷。而穆斯林和有色种族人口增长极快，预计到205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将增加到39亿左右，超过基督徒和佛教徒总和，非洲、中东和南亚人口总数将达到60亿左右，成为全球人口的主体。新兴的人口大国或族群必然会加速争夺资源分配权，以及加速向工业化地区移动，亨廷顿所言的“文明冲突”可能性在加剧。
第三，全球化、技术进步受益不均，带来的社会内部利益的巨大失衡，全球化程度最深的西方社会表现最明显。那些掌握了资本和技术要素的阶层在全球化中受益巨大，而普通劳工阶层则改善有限，以至于美国尽管人均GDP最近25年增加了1倍多，而收入中位线没有发生什么变化，社会阶层断裂性明显在加剧。
无论是目前国际秩序，还是西方内部的民主制度，都是依据过去的力量对比结构、社会结构设计的，最近十几年的种种现实表明，二者都已经老化，很难协调所面临的矛盾，而人类至今仍未提出更合理优化的新制度方案，因此，未来25年发生秩序“脆断”或剧烈冲突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我们还应该意识到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过去20多年呈现的人类的哲学进步越来越缓慢，社会科学发展越来越赶不上技术进步的问题，也会导致人类的危机。冷战结束后的三十多年，几乎没有可以称道的思想人文大师出现，创造了这一波发展奇迹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日渐脱离实际，而新崛起的新右翼主义更是一种价值和方法上的反动，无非是重新包装了一下已经被历史抛弃的那些狭隘保守主义。这种哲学、社会科学困境是近些年全球治理水平退化的诱因之一，如果人类在思想创新上不能有大的突破，会进加剧下一个25年的危机——人类很多次文明的衰竭就是由于哲学和现实的脱节而造成的。
总之，可以这样判断：2026-2050这25年可能将是二战以来确立的世界秩序，乃至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主导全球的格局开始加速松动的时代，大国之间、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会越来越激烈。不过真正的跨越“斩杀线”，进入秩序再造期要等到21世纪下半叶。
（四）对于中国来说，我们也已经走出可以“躺赢”的历史舒适区，进入一个充满严峻挑战的时代。
从内部来讲，推动中国发生现代化的诸多生产要素红利和体制性红利都在逐渐消失，经济增长的动力在减弱。其中对下一个25年影响最大的是老龄化的问题， 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将增加到5.2亿，而劳动适龄人口将减少到6.2亿，届时中国人口平均年龄将达到57岁（预计美国为44岁），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而我国是后发国家，养老体系并不健全，中国人均社保基金目前是2300余美元，仅为新加坡的百分之一、美国的十五分之一，日本的七分之一，未来中国要赡养3亿以上老年人口，对经济秩序和财力的压力可想而知，可能会耗光用于发展进步的“边际资源”。
在社会治理和意识形态方面，由于中国过去未进行充分的思想启蒙，未形成合理的矛盾解决机制，加上过去发展中积累了很多矛盾，大众改革获得感不强。现在社会上左的和右的民粹主义都在滋长，随时都有可能受国内外因素诱导激化（2025年过几个月就产生一次巨大网络舆情，就是表现之一），危害社会的稳定。
在外部环境方面，中国崛起所依赖的国际环境在消失。中国崛起主要依赖于加入西方所主导的自由贸易体系，以及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维稳”秩序，这种设计有助于中国获得技术、销售产品，以及以非常低的成本享受到和平。而现在西方想驱逐中国出体制，美国想全方面遏制、打击中国，如果说过去25年中国与西方的整体基调是合作，未来25年则是竞争与冲突。
这种危害不仅体现在经济制裁对中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还体现在，如果全球自由贸易体系未来解体，这种变化尽管可能削弱美国的领导力，但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生产国和贸易国，进行外部经济交往的成本也会增加很多，因为未来世界的规则会极大复杂化和不透明化，我们打交道的对手更多是新兴、缺乏规则契约意识的国家，与他们交往的成本和收益比未必好于西方国家。
如果说过去25年我们抓的一副好牌，而只需要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现在手中的牌显然不如以前那么好了，但是我们的任务却翻倍，其艰难可想而知。中国是能够实现彻底的蜕变，成为一个有持续生命力的发达国家，还是像很多发展中国家转型那样，濒临发达国家门槛戛然而止？未来25年可以说是真正决定中国崛起高度和现代化深度的时期。
（五）在2000年底，大家迎接21世纪到来之际，都是抱着充满期待的，一种充满对未来的憧憬的心情，认为世界会越来越好。但是在2026年到来之际，我们作为中国的公民，作为地球的一份子，要以谦卑、诚惶诚恐之心迎接新的25年。
过去全球几年的局势演变再次说明：人类并不是永远都可以进步，我们并没有消除犯错误的体制，人类的弱点永远存在。我们希望，中国人可以有创意、有格局、有突破，大胆用制度进步去解决发展的难题，延续中国的奇迹，让中国成为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我们也希望人类可以有创意，有格局，去塑造一个新的秩序，解决业有的矛盾，延续人类的繁荣，而不是思维僵化，去重复先人的错误，那么，人类真的可能走向一个漫长的文明衰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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