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明显吃了一惊，随即宣布将向议会提交一项废除该法典的法案，并希望能够获得一致通过。但在他的政府倒台后，这部法典似乎注定还会继续存在。如今，一年过去了。5月28日，由来自瓜德罗普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起草的一项跨党派法案，将提交法国国民议会，正式废止这套奴隶制法律——距离国王路易十四签署它，已经过去341年。
这当然是正确之举。但《黑人法典》所揭示的法国殖民奴隶制的制度结构，远比一次象征性的表决更值得认真审视。如果人们听说过《黑人法典》，通常知道的是，它曾是把非洲俘虏变成“动产”、也就是可以世袭的人身财产的法律基础。人们或许会认为，这部法典主要是为了给殖民牟利提供正当性，这一点确实如此。
相比之下，在英国殖民地——例如早期的弗吉尼亚——俘虏通常不会受洗，因为许多新教徒认为，基督徒不能被正当地置于奴役之中。路易十四相信，一套制度化的强迫劳动体系也可以成为体现上帝仁慈的渠道。这种观念后来成为其殖民地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耶稣会这样的宗教团体，原本被召来教育自由人口和被奴役人口，最后却经营起奴隶种植园，以此为其传教事业筹措经费。
以多米尼加会神父让－巴蒂斯特·拉巴为例。17世纪90年代，他在马提尼克管理一座甘蔗种植园，并负责为自己所控制的奴隶人口施洗。他有时会为一名被奴役儿童的死亡感到悲伤。但如果发现有人从事非洲宗教实践，他又会下令施加难以想象的酷刑。像拉巴这样坚信《黑人法典》的神父，能够同时表现出怜悯与残暴，这不仅仅是个人品格的失败，而是这个制度正按其设计方式运转。
法国的这部法典，属于一整个阴森的新大陆奴隶法体系。最早提出规范墨西哥、秘鲁和加勒比地区受束缚劳工法律框架的是西班牙人。17世纪，英国在巴巴多斯和牙买加的殖民地也制定了各自残酷的规章。从马萨诸塞到佐治亚，北美殖民地也陆续形成了各不相同的奴隶法体系。
路易十四这部法典的特殊之处，不仅在于它把宗教式家长主义与商业性的残酷结合在一起，更在于这道从凡尔赛发出的单一敕令，最终会在世界广大地区支配奴隶制度。它的不同版本被采用于加勒比地区、印度洋殖民地毛里求斯和留尼汪，并于1724年进入幅员辽阔的路易斯安那领地。
早在1803年总统托马斯·杰斐逊购买路易斯安那之前，这部法典就已经塑造了当地数以万计被奴役者所处的法律框架。过去，法国通常把新大陆奴隶制的历史当成别人的问题。国家叙事反复强调，革命时期的法国早在1794年就废除了奴隶制，远早于英国和美国。
但教材往往略过两个令人尴尬的事实：1802年，拿破仑实际上在加勒比恢复了奴隶制。另一个事实是海地革命，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估计有20万名海地黑人死亡。法国第二共和国于1848年彻底废除了奴隶制，但不知为何，却始终没有人去废止那道曾让这一切显得如此“合乎逻辑”的法令。《黑人法典》留存在法国法律体系中，也许可以说是一个意外。
但177年来，竟有那么多人没有对此采取行动——或者选择不去行动——这就不能简单归结为意外了。所有国家都会回避自己历史中更丑陋的章节。但法国的情况尤其令人痛苦，因为它最珍视的那些理念——自由、平等、博爱，以及人类的普遍权利——恰恰与奴役他人完全相反。
法国的处境之所以格外刺眼，还有一个原因。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一直拒绝承认任何形式的种族类别。二战期间，种族身份卡曾帮助法国境内大约75000名犹太人被驱逐出境，几乎全部走向死亡。今天，法国全国人口普查中没有这类种族选项，政府统计也不作这种分类。从一个层面看，这种做法值得肯定：毕竟，我们终究属于同一个物种。
但这种强有力的理想，有时也成了拒绝自我审视的盾牌。其逻辑很简单：没有种族，也就没有问题。南特市已经建成一座重要的纪念设施和博物馆，用来呈现法国的殖民和奴隶贸易历史；2001年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也已承认法国奴隶制是反人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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