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鼠疫的印象，是不是还停留在中世纪欧洲那些拥挤的城镇、横行的老鼠，还有黑死病的恐怖传说？新的研究告诉我们，这种致命疾病的历史，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久远得多——远在农耕文明和城市出现之前。
最近，一项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反直觉的发现：鼠疫在5500年前就已经开始杀人了，而且是在西伯利亚东部一群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小规模人群里。对，你没看错，不是密集的城市，不是囤积的粮仓引来老鼠，而是还在追着猎物跑的史前部落。
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时间线被大幅拉长的故事。但更让人意外的是，这场史前瘟疫的致命性，可能一点也不比后来的黑死病温和。
让我们回到故事的起点。一支国际科学家团队把目光投向了东西伯利亚贝加尔湖附近的四个狩猎采集者墓地。这些地方埋藏着几千年前的人类遗骸。研究者从那些保存下来的古代牙齿里，提取出了极其珍贵的遗传物质。说人话就是，牙齿是人体最坚固的部分，有时候能在千百年间锁住那些曾经感染宿主的病菌DNA，像是封存了一个微观的时间胶囊。
科学家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时间胶囊打开。他们对古DNA进行了测序，重构了那些早已死去的细菌的基因组，然后发现了一个让人警觉的事实：在这些遗骸中，他们识别出了以前完全不知道的鼠疫早期菌株。
这中间牵涉到一个科学界一直在争论的问题：最早的鼠疫到底有多厉害？是那种让人稍微发个烧就过去的温和版本，还是上来就能要命的狠角色？过去有一种观点认为，早期的鼠疫杆菌缺少一些关键的基因装备，这些装备是后来才演化出来的，能让鼠疫通过跳蚤和鼠类宿主高效传播，也就是我们熟悉的腺鼠疫模式。缺少这种传播利器，史前的鼠疫应该很难在人群里掀起什么大风浪。
但这个新研究的发现，指向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
在这四个墓地里，有两个规模较大的，考古学家几十年来一直被一个谜团困扰：这里埋葬的未成年人和青少年异常地多。从1990年代开始，他们就试图解释这个古怪的埋葬模式。现在，DNA的证据给出了一个令人头皮发麻的答案。
研究团队检测了46具遗骸的DNA，结果在18个人身上发现了鼠疫杆菌，也就是Yersinia pestis的踪迹。算一下比例，感染率接近40%。论文的作者说，这个检出率甚至超过了某些中世纪鼠疫埋葬点报告的数值。也就是说，在这些几千年前零散分布的狩猎营地里，鼠疫的渗透程度，可能比后来那些人口密集的中世纪城市还要惊人。
“这些早期鼠疫菌株到底是温和还是凶残，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但我们的发现表明，这些古老的菌株已经具有高度的致死性。”说这话的是这项研究的资深作者，哥本哈根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教授埃斯克·维勒斯列夫。
这就是DNA证据给出的直接结论。那些被埋葬的孩子和少年，很可能就是一场地方性鼠疫爆发的受害者。研究人员把基因证据、考古发现和放射性碳测年结合起来，试图还原当年在这片史前土地上发生的事情。论文的第一作者鲁艾里德·麦克劳德这样描述他们的工作：“基于鼠疫DNA、受害者之间的遗传关系、考古学分析，还有放射性碳测年，我们拼凑出了一幅相当清晰完整的图画，关于那几次瘟疫爆发到底发生了什么。”他补充说，这个谜题的答案找到后，一切豁然开朗——这个发现本身非同寻常，但逻辑上又异常通顺。
来自阿尔伯塔大学的考古学家安德烈·韦伯是贝加尔湖考古项目的首席研究员，他用了“非凡”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发现。他说，“异常高的儿童数量和短暂的时间跨度，是我们从1990年代起就一直尝试破解的谜题。发现鼠疫是背后真凶，这是非凡的，但它完全说得通。”
放射性碳测年数据还显示，这些墓穴中的许多埋葬，是在一段较短的时间内集中发生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不是长年累月零星的死亡，而是在一个压缩的时间窗口内，疾病快速击倒了一个又一个成员，尤其是群体中最脆弱的那些孩子。
这里有一个值得停下来的细节。过去的理论为什么倾向于认为早期鼠疫不致命？因为它缺少后来那种依靠跳蚤叮咬“转运”病菌的基因工具包。在拥挤的城市里，老鼠和跳蚤的组合就像搭建了一条疾病高速公路。而在狩猎采集社会，人口稀少、流动性强，没有那条高速公路，按理说病菌也难以快速传播，难以造成集中死亡。
但基因不会说谎。这些菌株被证明是高致命性的。这暗示了另一种传播模式——也许不需要跳蚤作为中介，直接从人到人，通过飞沫就能感染，也就是肺鼠疫的模式。当然，这只是顺着研究逻辑的推测，论文本身并未给出定论性的传播机制。但有一点是清晰的：在没有城市、没有粮仓、甚至没有大规模老鼠种群的史前时代，鼠疫已经具备了足以摧毁一个小型社群的能力。
这很像是一块被补上的历史拼图。过去我们谈人类疾病史，总容易把瘟疫、流行病跟“文明的代价”挂钩，觉得是城市和贸易交流带来了这些杀手。但这个研究提醒我们，那些致命的微生物，可能在人类还过着相对简单的狩猎采集生活时，就已经潜伏在阴影里了。
还有一个细微但值得留意的点。研究者在论文中提到，他们结合了受害者之间的遗传关系分析。这意味着这些墓地里的死者，很多可能有亲缘关系。想象一下，几千年前，在贝加尔湖畔，一个家族或者几个紧密联系的亲属群体里，一种看不见的病菌扫过营地，夺走了大量还没长大的孩子。这不仅仅是一个冷冰冰的流行病学统计，更是一个小型史前社会非常具体的悲剧切片。
至于这背后还有哪些没有解开的悬念？一个最直接的便是：这种高致命性的早期鼠疫，是如何在人口如此稀疏的环境里持续存在的？传统流行病学告诉我们，一种病原如果杀死宿主太快，又没有足够的传播途径，它往往也会把自己“杀死”——因为没有新宿主可以跳了。而鼠疫却在这样的条件下做到了集中爆发。研究者还没有给出全部答案，但这扇门已经推开了。科学界现在需要搞清楚的是，当时那种高致命性菌株，传播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它最后又为何演化成了后来中世纪那种依赖跳蚤的形态？
还有，既然在贝加尔湖的狩猎采集者中找到了证据，那么同一时期，生活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史前人类，是不是也可能遭遇过类似的命运？这只是一个孤立案例，还是冰山一角？
这些问题的悬而未决，让这篇论文本身不是一个句号，而更像一个问号的开始。它告诉我们，人类与鼠疫杆菌的纠葛，远比我们建起第一座城池要早。那些我们认为是被文明创造出来的杀手，其根源，可能深埋在人类还只是自然界普通一员时的古老记忆里。
这件事情本身也许没那么神奇，真正神奇的是，我们居然能通过古人牙齿里残存的DNA碎片，听到一段5500年前营地篝火旁的死亡回响。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