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随笔：关于《第二次握手》
作者：张扬
（一）
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第5 集中，邓小平问教育部负责人：青年人现在都读什么书？负责人把一部手抄本《第二次握手》递上。邓翻了翻道：“这本书我知道。还给它扣了四个罪状。第一个就是利用小说反党，第二个是吹捧臭老九，第三个是鼓吹科学救国，还有一个就更可笑了：明明晓得不许写爱情了，可是他偏偏要写！”
“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1975 年1 月14 日即我被捕入狱后一周，第一次“提审”时两位预审员说的。那天是“例行性”审问，犯人姓甚名谁、籍贯学历等等。笔录首页上写着他俩的姓名：周运才、黄镜明。这两位还敢写上自己的姓名，以后那些就不敢了。也许预感到自己会被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这个案子使办案人员们煞费苦心，因为这是一句黑话，指这个手抄本赞美了周恩来。但周始终并没有被公开打倒。所以这个“反党”说不明白。直到“四人帮”垮台也没法说明白，在“起诉书”中只好代之以刘少奇。但所有历稿（包括“文革”前的历稿）我始终一个字也没提到过刘少奇，这使他们没法办。
（二）
鼓吹科学救国，倒确是这书的一大罪过。
当年审讯我时就训斥道：“你这本书是鼓吹科学救国嘛！”
我反问：“科学不能救国，文盲蠢货才能救国？”
我这么说，是因为面对的几个“预审员”就满口错別字。
对方一拍桌子：“谁说文盲蠢货啦？我们认为只有马列毛才能救中国！”
我又反问：“马列毛不是科学吗？”
对方语塞。
他妈的当年经常就是这种无聊而愚蠢“辩论”，或曰玄学的辩论。面对几口蠢猪，只得如此无谓地消耗生命。
（三）
面对我，他们经常拍桌子。
喏，又拍了：“你这本书，不是爱情小说，而是政治小说！”
我的看法是，这是一本爱情小说，但有强烈的政治影响。
这是被几十年的历史证明了的。
（四）
2013 年吧，成都图书馆一次报告会，三百个座位坐满了，人们自愿赶来听我讲这本书。一本几十年的老书，人们仍热情如炽。我很感谢！
组织这次报告会的陈小梅女士很紧张。她是老党员，又是官员，生怕出现“挑衅性”问题。但还是出现了。有人递条子：“随着周恩来的史料披露得越来越多，你现在怎么看待你在这本书中塑造的周恩来形象？”
显然，这问题有点“刁钻”。
但我回答了，全场报以热烈鼓掌。我明白，我配不上那么热烈的掌声。只是因为我来自外省，是客人，大家不让我难堪。很给我面子。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当时应该这样回答的：“按周恩来的为人和性格，按小说设定的环境和场景，周恩来是可以做到所有那些的。”
哪些？千方百计挽留一位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核物理学家和原子弹专家，我国极需的顶级专家。
（五）
其实，这本书最大的、真正的、颠覆性的罪恶，是邓小平那句话：“吹捧臭老九。”
上世纪80 年代早期，我住在北京，常去复兴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室主任甘粹原是北大生，在新疆劳改了20多年，“改正”后回到北京，安排到社科院文学所。他当年在北大读书时有个恋人叫林昭，“知名度”可远比他高。
我与甘粹绕上了一点“远亲”关系，而且算他的“晚辈”，他对我很客气。我的工作性质，使我需要常去文学所资料室。当时没有电脑和网络，我想查与我有关的资料只能查卡片盒。工作人员从全国所有报刊上搜索、剪裁，分别粘贴在按姓氏笔画分类的有关人物的卡片上。这样，可以从“张”字中查找“张扬”，与我有关的几十个卡片就凸出来了……
当时就是这种近乎“周口店人”的科研方式。
就在那种条件下，找到了一些评论我或研究我的、公开发表过的文章。其中一篇就说《第二次握手》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正面描绘知识分子形象的文学作品”。该文作者姓名、刊载该文的报刊名我都忘了，但上述论断我却记住了。
那么，这个论断或曰这种说法对不对呢？
我毕竟是“长在红旗下”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我才5 岁。我在家中开始识字，3 岁就认识了三、四百字，4、5岁入学（因正值解放战争，读小学有点断断续续）。酷爱读书，8 岁读小学 二、三年级已读过8部长篇小说，包括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大仲马的《三剑客》等。读不懂的也“硬读”，如瞿秋白译的一些俄国书。
（六）
预审员又拍桌子：“你明明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为什么还硬要写？！”
我答：“我明明不知道不准写爱情了！你们的判决书总是写着依法判决。请问：这不准写爱情，依据的是什么法、哪一条？哪怕不是正式法律，而只是‘文革’中的某一条标语口号、社论通知、最高指示最新指示等等，都行。请说出来。”
他们除了拍桌子外，没有別的办法。确实，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没讲过不准写爱情嘛！
有的论者盛赞《第二次握手》的种种“突破”，赞颂周总理是其一。其实以赞扬、肯定的笔调描写周恩来的文章报道早就出现过，我那并不算“突破”。
不过，这部手抄本的热烈流行促进了怀念周总理的“四五运动”，恐怕是事实。但这一点无法验证。没有这部手抄本，“四五运动”也会发生的。“文革”中确实“不准写爱情”了，但这一点从来不是“成文法”，因此该书也未形成“突破”。
（七）
所以，真正的“突破”，其实只是“邓小平”说的“吹捧臭老九”，即正面描写知识分子。书中写的全部是知识分子。而且全部是科学界的知识分子，全部是科学家。（有个例外，即朱尔同，他学艺术，后来成了记者和摄影师。但只有这一个例外）
（八）
我在作协有个同事蔡测海，土家族才子，比我小十岁左右，长得很帅。早在上世纪80年代前期已三次上过“世界名人录”，报纸上登了的，很使我眼红。我可至今也没上过一次。
蔡测海是后来调入作协的，原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台址位于长沙市南郊某地。
大约是1982年的一天，我骑车外出，顺便看看他。他和妻子站在宿舍楼下，与我聊天。我那本书，当时“如日中天”，全国炒得很热闹。但蔡测海说：“你那本书写得并不好！但是它写在知识分子不被当人看的年代。它第一次告诉人们，知识分子是人！不仅是人，还是非常可敬可爱的人。就凭这一点，它也不会被历史忘记。”
确实，我那本书尽管历经手抄本传遍全国，尽管平反出版后陡然印数达到430 万册（还不包括4种少数民族文本），但它确实写得并不好。以我的笔力，本是可以写得更好一点的，但那样“四人帮”会把我直接杀掉。“办案”中他们把书中所有人物都打成坏人：苏冠兰是“特务”。因为苏冠兰的主要原型是我舅舅，而我舅舅当过外交官（二战后“善后救济总署”的雇员），外交官就是特务。因此我舅舅是特务，“苏冠兰”也就是特务。鲁宁是地下党，后来当到医科院党委书记和卫生部副部长。如果被捕过，那就是“叛徒”；但他沒被捕过，不便打成叛徒，那么划为“走资派”算了。老一辈天文学家苏凤麒，当然是“反动学术权威”。丁洁琼则是“叛徒”兼“杀人犯”。不是叛徒怎能活下来？
参加研制原子弹，杀死多少万“日本人民”，不是杀人犯是什么？！
这时的预审员早已不是“周运才、黄镜明”，笔录上也不写明姓名。我猜姓汪，汪精卫的嫡孙，要翻广岛长崎的旧案，为乃祖正名呢。
1982至今，43年过去了，《第二次握手》确实没有被人们忘记。蔡测海讲对了。邓小平也讲对了。这本书告诉人们：知识分子是人，而且是可爱可敬的人！
几十年来，不断看见评论此书的文章，作者有大作家丁玲和刘白羽等，更多的是大学教师、记者和普通读者，即所谓工农兵。1979年我住北京结核病院，责任编辑李硕儒每隔些日子来看我一次，每次带来500 封读者来信。是手抄本的读者，因为我重病住院，小说还没出版。我据这些来信统计了一下，27.5 ％的来自部队。证明这个作品在军队中的巨大影响，证明人民对高水平教育、对科学技术知识的向往和追求——这就是这部手抄本热烈传播的原因，就是历史一直不忘记它的原因！
预审官义正词严地问我：“你自己看，你那书中有一个工农兵吗？！”
我想了一阵，早年的齐鲁大学有个在学生宿舍看门的“老申头”，可以算“工农兵”吧？不行，老申头顶多只能算“城市贫民”或“流氓无产阶级”吧。
（九）
1974年这部手抄本在北京狂热流行。10月，当时的《北京日报》以内参形式作了反映。他们觉悟很高，对这个作品作了否定，好像是称为“坏书”吧。我平反后，《北京日报》倒是公开作了道歉。前几年，一位参与者再次以文章形式作了郑重检讨，湖南作协党组书记胡革平同志不知从什么地方看到了，还专门下载了送给我一份。
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姚文元看到这份内参，打电话让他们送一本手抄本来。当然立刻送来了，他也马上看了，并立刻打电话给北京日报。说“这是一本很坏的东西。它的要害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姚文元还有一句话特别可怕：“它写了一个科学家集团”。在中国的种种“集团”，如反革命集团、反党集团、犯罪集团等等之外，又冒出一个“科学家集团”。在十年“文革”和几十年阶级斗争中，这个贬义的、绝对反动的词汇“科学家集团”是第一次出现，不过也是最后一次出现。“四人帮”和姚文元的“政治生命”如果长久一些，中国可能会打出很多“科学家集团”、弄死很多人的。
姚文元并未作“批示”，他是用电话作的“指示”。他要求查一下作者是谁，怎么写出来的。他也知道《北京日报》只是一家报社，拿什么去查呀？查到了又咋办呀？所以他指示：“必要时请公安部门协助查。”
对，有“刀把子”才行！
于是，两个来月之后，从北京查到了湖南，湖南省革委会公安局（“文革”后叫湖南省公安厅）的两台吉普车和四名穿当时那种藏青色制服的警官来到浏阳县大围山区中岳公社南岳生产大队书塘生产队我的土屋内，将我“逮捕归案”。
（十）
姚文元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都很高。就说这个“科学家集团”吧，没点水平还造不出来。他打给《北京日报》的电话说： “你们送来的东西我翻了一下……”不，显然不止是翻了一下，是比较认真地读了一遍，不然造不出一个“科学家集团”来。
就说小说三个主人公吧，苏冠兰是化学家、药学家。叶玉菡是微生物学家、病毒学家；还跟这几年风头很盛的石正丽博士一样，对蝙蝠很有研究。丁洁琼，则是世界顶级的核物理学家，曾参加“曼哈顿工程”，研制世界上最早的原子弹……
还有呢，苏冠兰的父亲苏凤麒，是世界闻名的天文学家。
丁洁琼在国内时的老师凌云竹，是著名的固体物理学家。丁出国后的导师奥姆霍斯，是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此人的原型就是奥本海默，历史上实有的一位物理学大师。
丁洁琼赴美留学的领路人赵久真，是有造诣的地球物理学家。他的原型赵九章，长期担任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所长，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赵久真与赵九章，从名字上都很容易看出二者的渊缘。
为了“省事”，我笔下的人物很多釆用了真名实姓。如吴阶平，他后来还与我结识并成了朋友，直到他成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多年之中一直与我保持来往和友谊；甚至，我还帮过他家的大忙，他的夫人高睿因此对我非常感激。
著名儿科专家童尔昌的名字也被我“借用”了。今天这部小说中的“朱尔同”，就是从童尔昌演变来的。童尔昌教授上世纪80年代到成都开会，华西医大儿科一位胡教授问起他有沒有手抄本中的事。他含糊其词：“咳，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教授们还是乐意被写进小说的。当然，不能把他写坏了。
手稿（手抄本）时代，我是“不计后果”，放开手写的。比方欢迎大会上不止一个归国人士丁洁琼，还有三位：著名病理学家侯宝璋（他被任命为中国医科大学副校长）、大数学家熊庆来和地质学大师翁文灏。熊庆来是华罗庚、钱三强的老师，翁文灏则甚至当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总理）。我用这些学术泰斗衬托丁洁琼的光辉非凡，是颇具震撼力的，也可能把姚文元都搞得眼花缭乱，更倾向于有个可怕的“科学家集团”。
由此也能窥见我对中国科学界的了解，或曰我的真知灼见。
我只是喜欢写作也比较能写写而已，并沒想过要当作家，更没料到这篇小说竟能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全国。真的，我只是“写着玩玩”而已。人们看了喜欢，称赞，我当然高兴。天下没有哪个作者乐意別人厌恶自己的文章吧？传丢了，收不回来了，我就再写一稿。
2025.02.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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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扬，原名张尊宽，笔名周豫，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曾任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副主席、荣誉主席。1944年5月19日出生于河南省长葛县，在湖南长沙长大。1961年10月发表处女作。1963年2月写出《第二次握手》 （初稿），后多次重写。“文革”中产生的1970年稿造成全国规模的手抄本流传，张扬因此于1975年1月被“四人帮”逮捕并内定死刑。1979年1月在胡耀邦直接干预下平反。《第二次握手》1979年7月正式出版后，累计印数达430万册，至今居新时期以来我国当代长篇小说发行量的首位。该书“重写本”于2006年10月在北京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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