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无湘不成军”这句流传百年的说法，真要追溯根源，其实是从曾国藩创办湘军才开始的。在此之前，湖南人的军事天赋似乎一直处于“隐藏状态”，纵观历史战场，鲜有惊艳表现；可曾国藩之后，湖南名将扎堆涌现，硬生生把“湘人善战”刻进了历史记忆里。这不禁让人反问，难道湘人的打仗基因是被曾国藩突然激活的？答案显然没这么简单，湘军能成为晚清战斗力天花板，本质上是晚清军事体系彻底崩坏后，一场被逼出来的军事革新。
要搞懂湘军的强悍，得先看看晚清正规军有多“拉胯”。清军入关后，真正的主力从来不是八旗兵，而是明朝投降后改编的绿营兵，《清史稿·兵志》就记载，清初“绿营士卒屡战屡捷，功勋卓著”，不管是打郑成功还是平三藩之乱，冲在前面的都是绿营。可到了晚清，绿营却成了“废柴”代名词，这反差背后全是清廷的“骚操作”。罗尔纲在《绿营兵志》里就提到，咸丰年间绿营与八旗比例已达10:1，汉人主导的绿营成了国防主力，这让满人统治者坐立难安。为了防汉人作乱，清廷搞起分而治之，比如把四川的绿营拆分成四个镇，还让绿营兵包揽看守犯人、修道路等杂务，根本不让他们专心训练。试想，一支连正常训练时间都没有的军队，能有多少战斗力？
到了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义爆发，清廷出动数十万绿营兵，花了9年时间、耗掉2亿两白银才勉强平定，绿营的战斗力短板彻底暴露。可晚清的叛乱从来没断过，绿营靠不住，朝廷只能寄希望于乡勇。影视剧中那些胸前印着“勇”字的士兵，就是临时招募的乡勇，说穿了就是“军事临时工”。乡勇成本低、招募快，保卫家乡时也肯拼命，可一旦要出省作战就立马掉链子——毕竟别人家的地盘，犯不着拼命，甚至会直接哗变。当太平天国大军开启流动作战后，乡勇的局限性也暴露无遗，这时候曾国藩的湘军才应运而生，成了晚清军事的“救命稻草”。
曾国藩看透了旧军队的致命缺陷：“败不相救”。绿营兵作战时，友军陷入重围就袖手旁观，赢了嫉妒、输了看热闹，这种风气不除，再多人马也是乌合之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他借鉴了江忠源楚勇的经验，晚清史学家王定安在《湘军记》中就写道：“江作先声，曾继其武”，明确了楚勇是湘军的源头。江忠源的楚勇全是家乡子弟，作战时同生共死，连南王冯云山都死于楚勇炮火之下。曾国藩在此基础上升级，搞起了“关系网建军”：湘军以营为单位，一营五百人，营官自己招哨长，哨长招什长，什长招士兵，招的全是亲朋、族亲或门生故吏。试想，战场上身边都是自己人，谁好意思临阵脱逃？逃了不仅没脸回家，还会被宗族唾弃，这种人情捆绑，比任何“忠君报国”的口号都管用。
光有人情捆绑还不够，当兵玩命总得有实打实的好处吧？曾国藩深谙此道，开出了远超绿营的军饷。绿营步兵每月仅1两5钱银子，马兵2两，这个标准从清初定下来就没涨过，到咸丰年间物价涨了四倍多，这点钱连养家糊口都难，也难怪绿营兵把当兵当副业，忙着做生意赚钱。而湘军步兵每月能拿4两2钱，营官每月50两，一年600两，这是什么概念？绿营的从一品提督，全国就19位，年薪也才600两，湘军中层军官就能享受军区司令级别的待遇，这样的薪资吸引力，哪个湖南乡下农民能拒绝？
高薪养兵的背后，是庞大的军费压力，湘军全盛时期有12万兵力，钱从哪来？答案是厘金。这种商业税分为坐厘和行厘，刚开始税率仅1%，后来一路涨到5%。正是靠着这笔钱，曾国藩才保证了军饷从不拖欠，甚至大仗前提前发放，这也是湘军愿意远离家乡远征的关键。值得一提的是，湘军还严格执行“兵随将走”制度，营官阵亡就就地解散部队重新招募，确保每支部队都绝对服从指挥。反观绿营，就算有人想改革，也因为清廷“刻意削弱”而不了了之，李鸿章早年提出的强军方案就石沉大海，正如他后来发现的，绿营的问题不是不能解决，而是清廷根本不想解决。
湘军的崛起，本质上是用一套更高效的制度，替代了腐朽的旧军事体系。它没有凭空创造湘人的作战天赋，只是用人情捆绑、高薪激励和灵活制度，把湘人的血性彻底激发了出来。随着湘军的壮大，绿营逐渐被裁撤，罗尔纲《绿营兵志》记载，同治二年到光绪十九年，绿营被裁17.3万多人，到辛亥革命前夕基本裁尽，湘军也由此奠定了“晚清最强军团”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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