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是美国政治学家和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塞达卡”村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撰写的著作，首版英文名《Weapons of the Weak》于1985年问世。作者曾任耶鲁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深耕农民政治与底层研究数十年，书中融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与政治经济学视角，记录了一个稻米村庄在“绿色革命”冲击下的社会裂变与底层回应。
全书以村庄日常生活的细腻叙事为主线，剖析了贫富分化加剧时，弱势农民为何没有发起公开暴动，而是转而采取一系列“日常反抗形式”——包括偷懒、装糊涂、暗中破坏、偷窃、诽谤、散布谣言乃至表面恭顺背后的冷嘲热讽。通过对比正式政治与日常政治，着重揭示底层群体在不具备公开对抗条件时，如何利用低成本、低风险的“弱者的武器”维护自身尊严与利益。书中案例多源自对村民对话、仪式、劳动场景的深度观察，涉及土地分配、雇工关系、宗教习俗等主题，部分结论因对“霸权理论”的颠覆性质疑而引发学界持久论辩。该著作开创了“日常反抗”这一研究范式，被译成十余种语言，成为当代政治学、社会学与人类学跨学科对话的里程碑式文本。
《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第四章 塞达卡：从1967年到1979年
水稻生产的变化和工资的变化
塞达卡村中那些贫穷家庭现在十分怀念双耕刚开始的那五年（大概一直到1977年），那时，不仅由于两季稻生产中的插秧、收割、打谷以及运输，工作是充足的；而且，劳动需求在种植和收获的时候达到了高峰，这提高了劳动者在谈判中的地位，大大增加了他们的实际工资。一直到1976年，形势都是喜人的，乐观主义有充足的理由——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双耕中得到了好处。当然，大农户和地主是产量提高、地价上涨的主要受益人，尽管生产投入的增加抵消了一定比例的利润。对于过去勉强维持生活的小农户来说，他们第一次发现，双耕给他们带来了一定的剩余，并减轻了他们日益增加的债务。对于村中少地或无地可耕的最贫穷的村民来说，他们过去主要依靠打工来养活自己的家庭，现在即便是他们也可以在水稻的两个种植季中在当地找到工作，这些贫穷的村民无需每年离家去找工作来满足家庭的需要了。
从外部来看，似乎双耕已经使村民有了一个更加可靠的经济基础，并使得他们在人口、债务和移民的压力下有一些喘息的机会。从内部来看，塞达卡的村民以一种典型的乐观态度来回应这样的变化。他们用更加牢固的材料重盖了自己的房子；他们以更加铺张的方式操办婚礼和其他仪式；他们买了新的自行车，甚至小摩托车；他们在食物、服装、家具、甚至首饰方面有了一些小的奢侈消费；他们开始旅行去拜访以前很少探望的亲戚。对于村中比较贫困的农户来说，人生中第一次，他们发现自己也可以拥有水利灌溉以前殷实的中等农户才会有的食物、不动产，可以举行他们才能举行的仪式。相应地，那些原本已达到小康水平的家庭则热衷于大约10年前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会考虑的消费时尚、仪式和投资。在这种普遍的欢愉中，对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的担忧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这并不奇怪。
到1978年，到1979年则更加明确，愉悦的气氛以及那些支撑这种欢愉的许多物质条件都消失了。不过，如果说原来的欢愉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的话，那么，幻想的破灭则是选择性的，它主要影响着穷人。自从1974年以来，农产品的交货价格没有变化，生产投入的增加大大削减了农业的收入。对于大的农户来说，这只是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对于小佃农和小农户来说，这是一个沉重的打击。1978年的一场旱灾几乎使需要灌溉的作物颗粒无收，这不但削减了将近一半的农业收入，而且也剥夺了穷人赖以为生的工资收入。同时，那股原本促进农村相对繁荣的经济力量已经开始促成了租佃模式和生产技术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潜在地破坏了之前的繁荣，特别是对于那些社区中原本就受益最少的农户来说。就像我们所看到的，大地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润，他们或者自己亲自耕种土地，或者把大块的土地出租给那些能够提前交纳大笔地租的富有的长期租佃佃户。在任何情形下，可供小农户和中等水平佃农租种的土地减少了。
大约在同一时间，联合收割机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促成联合收割机出现的经济力量很大程度上正是原先提高村庄工人收入的经济力量。只有当收割所需的劳动费用增加了，而且双耕以后事实上有了全年收割的可能，对大型联合收割机的投入才是有利可图的。联合收割机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受损失最大的几乎无一例外的是村中比较贫困的家庭，他们的经济保障和经济收入几乎又重新回到了1970年以前的水平。1978年农闲季作物因为干旱颗粒无收，这使得这些贫困家庭的收入锐减。这些贫困家庭也很快意识到，联合收割机的出现使他们很难在1979年通过人力收割来弥补他们的损失。穷人们又一次勒紧了裤带；筵席和婚礼或者已经过去，或者被取消，或者缩小了规模；穷人们原来的一点点奢侈享受现在也消失了。到1979年，许多穷人又开始离开村庄，到城市打临工，以维持他们的生计。
这里虽然我们只考察了这些变化在塞达卡所产生的经济影响，但是，这将有助于发现在最后一章中要简要描述的更大范围的变化。促进生产技术领域变化的地方性努力也将揭示出其他多样的次要后果，对这些后果的讨论在对穆达地区的各种综合分析中是缺失的。这里，我们关心的是那些地方性的“事实”，至于它们的“社会意义"和对这些社会“事实"的反应，我们将在此后的几章中讨论这些重大的问题。
农业生产的机械化，自然对那些以打短工的工资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村民产生了最直接的威胁。纯粹的雇工这个小群体受到的负面影响最大。不过，在塞达卡这样的人家只有4户，而在整个穆达地区，估计纯粹依靠的打短工的工资收入的家庭大概占7%到10%。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甚少关注机械化所带来的工资损失。考虑到稻米经济以外的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发展，如果说机械化的影响只局限于纯粹的雇工阶级，这样的疏忽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机械化影响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机械化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所有过去依赖打短工换取部分收入的家庭。如表4.8所示，在1977—1978年塞达卡村对打短工的依赖程度是很显著的。
表4.8塞达卡家庭的打短工*收入占家庭纯收入的比重：1977—1978年，主种植季
*这种劳动首先包括插秧、收割、脱粒以及田间运输。它也包括一些不太普遍的薪酬工作：比如赶水牛犁地、拔草、捆绑、运输秧苗、修复堤岸，以及在插秧、除草和施肥以后补种被破坏的区域。但打短工不包括运送袋装的粮食，一旦这些粮食离开了田地。
在塞达卡，至少1/4的家庭应该主要被视为雇工，因为他们大半的家庭收入来源于此。除了其中的两户人家，这1/4的家庭都属于村庄中最穷的那一半，他们或者土地稀少、或者家庭人口众多，或者既土地稀少又家庭人口众多，以至于他们只有依靠打短工才能继续生存下去。另外9户人家（12%）中，家庭收入的1/4来自于打短工的收入，同时，还有24户人家都有一定的收入是来自打短工。因此，塞达卡有多于2/3的家庭有一些收入来自打短工，而对于1/3以上的家庭来说，打短工的收入是最重要的。即使这样，这些数据还是低估了打短工的收入的重要性。实际上，在22户没有打短工收入的家庭中，有一半的家庭是由不能参加打短工的退休人员或残疾人组成的。
在土地备耕（field preparation）时使用拖拉机是水稻种植机械化的第一步。在双耕开始以前，拖拉机已经广泛地用于松土、平整土地以及犁地，不过，拖拉机通常是和水牛一起使用的。掘井健三发现，即使到1967年，水牛在水稻种植中还是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塞达卡村的水牛数量几乎与村里的家庭数目一样，而大多数没有水牛的家庭都租借了一头。双耕以后，犁地的速度被提到了重要位置，因而拖拉机开始在备耕的各个阶段普及开来。虽然对于水牛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来说，增加的花费和损失的收入都比较大，但是那时候塞达卡村民没有任何理由在收入增加的背景下为这一点小小的花费而畴曙。
村中两个较为贫困的家庭遭遇到的收入损失能够反映村中当时的普遍情况。在双耕以前，通过为别人间苗，还有偶尔用一头租借来的水牛帮人犁地，拉扎克的弟弟哈姆扎（#8）每年有200马元的收入。但是，到1973年，这些工作就已经消失了。萨马德（#17）现在仍然有一头水牛，他自己算出来他过去每年的收入大概有500马元，萨马德为别的农户犁、耙20里郎土地，每里郎25马元。幸运的是，萨马德现在每年还可以以这种工作挣到100马元，但他认为他会在近期内卖掉他的水牛。塞达卡的贫困户们遭遇的损失是逐步加深的，而且损失的分布也是不均匀的，所以，我们几乎不可能估算他们的平均损失。不过，一项农业经济调查显示：穆达地区在双耕以后，每季稻每里郎土地的劳动投入平均下降了17%，农民收入的损失跟这个数据应该不会相差太多。现在，在塞达卡村，负责备耕的拖拉机是大型的四轮机器，这些拖拉机的所有者几乎都是住在村外的、富有的经营者，他们或是马来人，或是华裔。只有4位塞达卡村民拥有拖拉机，而其中的3位都是村中最富有的人（哈吉·卡迪尔、勒拜·彭德克和阿明），不过，他们的拖拉机都是脚踏的两轮机器，主要在自家耕种的土地上使用。与此相比，村里水牛拥有的分布要均匀得多。
如果说在塞达卡土地备耕的机械化由于通过双耕带来的就业机会，而受到村民的普遍欢迎，那么，稻谷收割的机械化，即使不说是极有争议的，也是存在不同看法的。毫不夸张地说，商用的联合收割机席卷了塞达卡所在的水稻种植的平原。1976年中期，在灌溉季作物收割的时候，联合收割机第一次出现，不过只有一两个外村地主使用这些机器；而到了1979年的灌溉季，也就是5个种植季以后，塞达卡村60%的稻田是用机器收割的；一年以后，机器收割的比例已经达到了80%。
最初雇用联合收割机的村民基本都耕种了6里郎以上的土地。由于耕种面积很大，他们很少有足够的家庭劳力来自己收割庄稼，也无法同邻居进行换工。因为泰国劳工受到限制，吉兰丹州的移民又纷纷离开，所以，雇用劳力来收割水稻的费用有了较大的上涨。新的双耕体制也强调速度。高产新品种的稻粒在成熟时很容易散落；尤其是灌溉季，在潮湿的环境下收割会导致更多的稻粒脱落；此外，当种植季已经开始晚了，要想及时为下一个种植季准备好随后要耕种的田地，收割速度非常重要。
可以理解的是，小农户和佃农极不愿意使用联合收割机。对他们来说，自己承担全部或部分的收割工作更可行，也更重要：说它可行，是因为相对土地而言，他们在劳力方面是比较“富足的”；说它重要，是因为在农耕过程中，节省现金投入对于他们来说意义更大。当然，他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联合收割机可能并且确实威胁着村中的低收入家庭，这些家庭打短工收入的主要来源将被剥夺。但是，即使就小农户而言，情形也并不简单。到目前为止，对于贫困家庭的男人们和妇女们来说，水稻收割阶段是最有利可图的；妇女三五成群地收割水稻，每人一天的收入是7马元；而一个壮劳力每天可收割8到9麻袋的稻子，假如他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工作的话，每人每天可得到16一18马元的报酬。这正是问题所在。小农户每天忙于收割自己的稻子，或者与邻居换工，所以他们错过了在农忙时赚取高额薪水的机会。从个人的角度来说，使用联合收割机收割自己小块地上的水稻在短期看来是合理的做法，这样这些小农户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为别人收割并以此来赚取薪水。当然，总的来说，当联合收割机逐渐替代手工收割的时候，从长期来看，这合起来就是“以邻为壑”（beggar-thy-neighbor）的损人利己的做法。对于村中的一些——但不是所有——小农户来说，短期利益占了上风，这带来了一些难以避免的后果。
总体后果可以通过比较不同时期家庭纯收入的净损失得出：在1977年的灌溉季，只有15%的土地使用了联合收割机；而在1979年的灌溉季，60%的土地使用了联合收割机。因为表4.9中的数据主要来自对先前工资收入的回忆，所以它们应该被当做大致的近似值。
表4.9 塞达卡村由于水稻收割的机械化导致的家庭纯收入的净损失（数据由村民提供）：
1977年的灌溉季与1979年的灌溉季相比
如同人们所预料的，塞达卡村中最穷的家庭收入下降得最严重。对于那些完全靠雇工收入的家庭来说，联合收割机意味着一场经济灾难。而对于另外22户家庭来说，打短工的收入占这些家庭收入的1/4以上，考虑到他们的收入普遍很低，联合收割机带来的后果显然也是严重的。但是，对于塞达卡一半以上的家庭（46户）来说，联合收割机的应用则是一种恩赐，至少是喜忧参半的恩赐。这一事实不仅有助于解释对联合收割机的普遍接受，还有助于解释村民支持和反对联合收割机的阶级基础。我们将在下一章节讨论这些问题。
村庄内部损失的模式和类型可以在一些具体的例子中很好地反映出来。卡里姆（#10）只租种了2里郎的土地，他的现金收入的大部分是靠收割时打短工获得的。在广泛使用收割机之前，通过收割时在塞达卡及临近区域不间断地打短工，卡里姆每一季大概可以得到300—400马元的收入。而现在，如果他在收割时打短工能够得到100马元的收入，他就认为自己已经是很幸运了。在向我细数自己的损失时，卡里姆特地加了一句：“如果不是因为机器，我就跟你一样在工作在流汗了。”对卡里姆的家庭来说，收入的下降更为严重，因为卡里姆的妻子也失去了收割时打短工的机会。而对于那些是一家之主的妇女来说，联合收割机导致了更为艰辛的生活。洛斯妮（#26）是一位45岁的寡妇，家中有5个孩子。她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她还是村里穷户妇女组成的插秧收割队的头头。虽然她租种了4里郎的土地，但是租金很高，洛斯妮主要还是依靠打短工来支撑人口众多的家庭。在1978年的主种植季，洛斯妮和她的大女儿靠打短工赚了350马元，但是在1979年的灌溉季时，这部分收入下降到70马元。而且，她们插秧时打短工的收入也下降了，因为她们过去的两位雇主现在选择了直接撒种的方式。洛斯妮现在非常担心的是，要勒紧裤腰带生活就意味着她正在上中学的13岁儿子将不得不退学。而对于那些无地可种的家庭来说，联合收割机对于他们的影响简直是灾难性的。“瘦骨嶙峋的"玛（#6）是一位贫穷的无地雇工，他原来在谷物脱粒时打短工可以赚到300马元，他的妻子收割的时候打短工大概也有这样的收入。但是，现在他们两个人每季的收入一共大概只有200马元。他们俩不得不到塞达卡往北10里的地方去找插秧的工作来弥补一部分收入的下降，但是，他们依然担心，玛或者整个家庭都将不得不搬出吉打州去另找工作。帕克·亚赫（#11）是另一位家庭人口众多（家中有9个孩子）的无地雇工，他也面临着同样的景况。他和他的妻子以及4个已经到了劳动年龄的孩子，过去收获时打短工一共可以获得1400马元的收入，而现在，帕克·亚赫一家从收割打谷获得的收入已经降到了大约800马元，帕克·亚赫的一个儿子已经决定去城里找工作来养活自己了。
在1980年的主种植季，当村中又有20%的土地也开始使用联合收割机的时候，村民打短工的收入就下降得更严重了。虽然仍有一些使用人力来进行收割和脱粒的工作，但是村民往往需要走到更远的地方才能找到这样的工作机会；并且在所有的情况下，这只是过去的工作机会的一小部分。虽然机器在跟人抢夺工作机会，但是跟大家的猜测相反，打短工的工资似乎并没有下降而是增加了，收获时人工的价格现在大约是收割1里郎土地是40马元，而打一麻袋谷则是2.50马元，这一报酬和插秧劳动的薪水都以大约同样的幅度增长。但是，以土地面积来计算的人工的单价是有一定欺骗性的：它掩盖了单位劳动报酬下降的事实。大多数现在仍然由人工收割的稻子不是种植在机器无法进入的深水田，就是已经被不合时宜的风雨刮倒了。因此，这些收割工人往往是在过膝的水田里工作，稻杆很难割断，也很难打出稻米。妇女收割1里郎这样的土地要花费比平时多一倍的时间；而一个好的男劳力在比较好的条件下一个早上能打出四麻袋的稻米，但是，他们现在如果能打出两袋已经算运气不错了。因为薪水仍然是按劳动量而不是按时间来计算的，所以，标准工资率实际上已经减少了。如穆斯塔法（#45）抱怨的那样，“现在，他们只让穷人在水沟里收割”。
但是，联合收割机的影响决不仅仅限于它们取代了手工劳动，农业收割的机械化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间接后果，这些新的可能性一旦变成了现实，它们对于村中的穷人的影响就几乎是毁灭性的了。首要的一个后果就是，穷人逐渐不再把“拾穗”作为自己的一种生存策略。在联合收割机被广泛使用的1978年以前，至少有来自14个家庭的妇女和孩子，带着小麻袋和打谷工具去田里收集那些残留在打过的稻杆上的稻米。拾穗在土地干旱的主种植季比较普遍，而在农闲季（off-season），阴雨天气和泥泞的道路使拾穗变得比较困难。一个贫困的家庭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收集3到4麻袋的稻谷。对于那些无地或几乎无地的家庭来说，拾穗为他们增加了很大一部分粮食。拾穗不涉及钱财的支出。而且，妇女在那时候也正好没有其他的收入来补贴家用。对于至少一户的人家来说，拾穗所得是家庭口粮的主要来源。经过一个月辛勤的拾穗，“瘦骨嶙峋的"玛、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可以拾到15袋的稻米，而这些稻米足够这个家庭吃上大半年。如人们预料的那样，塞达卡村的这些拾穗者基本来自村中最穷的家庭，在14户拾穗的人家中有11户都属于村中收入较低的那一半家庭。
现在联合收割机已经减少了拾穗，除了在少数由人工收割的田地，收割后已经很少见到拾穗人了。只有“瘦骨嶙峋的"玛和他的妻子试图弥补他们的一部分损失，因为他们有一大家子要养活。玛和妻子发现，联合收割机在急转弯、改变速度或者被卡住的情况下会把稻米掉出来，于是他们就尾随着机器，挑拣机器遗留下的残留物。如果比较幸运的话，这种取代传统拾穗的巧妙方法可以使“瘦骨嶙峋的"玛他们一天拾得两麻袋的稻米；但是，这种收获是不确定的、无规律的。除了这种相当独特的调整，拾穗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一旦收割的大部分工作都实现了机械化，那么，现有的雇佣劳动模式随后就要发生更微妙的变化。一般来说，打短工可以分为两种形式。第一种是工作队计件工作制，这种形式在插秧和收割（当地人把这些看做妇女的工作）时比较流行。在这种形式下，工作队的头头与雇主就每里郎的劳动报酬讨价还价，随后把活分派给工作队中的每个人。打谷的报酬一般说来也是计件制的，不过，报酬是直接付给个人，或者直接付给在一个打谷盆工作的那一组两个人。另一些短工劳动是在不忙于种田、收割的季节出现的工作，比如修理堤岸、除草、补植、在旱季挖井供水，这类工作支付报酬的方式是所谓的“古榜”（kupang）固定工资制：工作一个早上或者一整天并获得固定的现金工资。这类工作都是在种植的农闲季节出现的，这些工作的报酬在过去和现在都低于收割和插秧的有效报酬。
然而，在过去的两年中，这种“古榜”固定现金工资制开始流行于那些必须由人力来完成的收割工作。这种转变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联合收割机取代了足够多的人力，这实际上也是提高了雇主在讨价还价中的地位。如果有人认为自己的土地确实需要人力收割，那么他就会雇妇女在早上来给他干活。这种做法的效果是双重的。第一，这更便宜。在1979年，收割1里郎稻田标准的工作队价格是35马元，而在固定现金工资制下，只要30马元，甚至更少。第二，这允许雇主一个一个地挑选工人，而无需同由妇女领导的、有组织的、具有一种萌芽状态的商业社团精神的工作队进行谈判。在1980年主种植季收获时，塞达卡大概有一半依靠人力收割的稻田都是以“古榜”固定现金工资制来雇用劳力的。在一些临近的村庄里，“古榜”固定现金工资制已经成为收割时雇工的一种标准方式。但是在插秧时，这种方式不是太普遍。“古榜”固定现金工资制看起来也造成了一些小麻烦，地主节省下来的费用（对劳动者而言，是损失的）似乎是相当可观的。而对于脱粒来说，固定现金工资制较为稀少，但并不是前所未闻。在插秧和脱粒的环节中，固定的现金工资制将会变得如何广泛，现在似乎还很难预见；不过，在收割的环节中，固定现金工资制已经降低了雇工的薪水，并且削弱了塞达卡村中少数非正式劳工组织之一——工作队。
另一方面，雇主现在占据了更有利的谈判地位，这一点也可以从村里那些非正式“劳动合同”反映出来。直到1978年，如果雇一个工作队插秧，按照惯例，雇主要提供一顿丰盛的午餐。但是到了1979年的灌溉季，这顿午餐显然已经不存在了。在一些例子中，雇主单方面将充足的咖喱鱼饭或者对虾糯米饭降低为干面包和茶点。这样，妇女们开始自带干粮。另一些雇主给妇女们提供了两种计件报酬率：一种是没有午餐，每里郎35马元；另一种是提供午餐，每里郎32马元。因为上一季标准报酬是每里郎35马元，再加上一顿午餐，所以，免除午饭的新方式有效地降低了种植成本。大多数的工作小组都选择放弃食物，因为这顿饭通常被削减得极其简单。现在，我们可以确切地推断，为插秧工人提供午餐已经成为了历史。
在实行单耕的时候，还有双耕刚开始的兴盛时期，农户，特别是大土地所有者，往往在雇工们还没开始插秧和收割的时候就预付薪水。这种预付的薪水可能是粮食也可能是现金。这种做法对于雇主和雇工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对于雇主来说，这保证了他在农忙季节可以找到劳力；而对于雇工来说，特别是在单耕制时，因为农业周期的原因，他们收到这种表示欢迎的粮食或现金的补给时，他们的家庭正处于经济吃紧、米缸见底的状态。当然，对于雇工来说，他们也为提早得到工资付出了代价，因为跟收获以后得到的工资相比，这时候得到的工资打了30%的折扣。到1979年，当联合收割机的使用造成了对收割劳动力的需求显著减少的时候，几乎所有的雇主都放弃了预付工资的方式，因为即使需要人工收割，雇主们也很容易当场找到所需要的劳力。
联合收割机出现以后，同预付薪水密切相关的另一种风俗也不再存在，或者说急剧减少了。雇主通常在薪酬之外还要送给收割工人一些稻米作为馈赠。这种馈赠被认为是“私人的伊斯兰什一税”，这种做法虽然不是被所有人采纳，但是已经被广泛接受，许多收割工人已经把这种馈赠当做他们预期收入的一部分了。对雇主来说，这种馈赠跟提前支付工资的目的是相同的，这能保证他可以雇到足够的劳力以确保下一个种植季的种植。现在，馈赠这种方式虽然没有完全消失，但是也已经成了例外。当然，在使用联合收割机的情况下，馈赠或预付工资是无需考虑的，因为除了外来的高收入的司机之外，根本没有其他的劳动力。但是现在，即使是使用人力进行收割、稻米装袋以及运输时，由地主送给工人额外馈赠的情况也变得非常罕见了。
联合收割机也以一种间接的、甚至有悖常理的方式，促进了一种新的播种方式的发展，而这种新技术实际上严重地削减了稻米种植中打短工的最后机会——插秧。同人工插秧不同，以这种新方式播种的田地里，庄稼根本不成行，而且也长得高低不一。因为这些原因，使用工人对这些庄稼进行收割和打谷的难度就增加了，这一点从人力收割的花费上就可以看出来。然而，这样不整齐、高低一不的庄稼并不能阻挡联合收割机。联合收割机只按照每里郎的标准价格来收费，根本不管这些田地是怎样播种的。农户现在可以直接往田里播撒种子，因为他知道，他这样做丝毫不会增加收割的成本。
干种（dry sowing）的优点很明显：首先，种田人节省了在育种、护理、出苗、插秧上时间和人力的投入，也就节省了现金花费。水稻周期中插秧这一阶段的现金节约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插秧的花费都来自以前的积蓄，而收割时的花费可以从收成中提留出来。在塞达卡地区，干种还有其特定的优势。塞达卡是最后接受灌溉的地区。采取在灌溉季播种的方式，农户就有更好的机会及时收割，把土地清理出来，为靠雨水的主种植季（rain-fed main season）做好准备。此外，如果雨量不稳定或者排水不佳破坏了部分甚至全部播种的作物，那么，农户仍然有机会重新犁地重新播种，也可以从邻居那里购买剩余的秧苗进行补种。
自1979年的灌溉季以来，塞达卡播种方式的发展已经十分明显，这引起了很多人的不安。在1979年灌溉季的前一个种植季，邻近的双溪布浙村里，至少有三个大地主——凑巧的是他们三个都是“哈吉”——开始尝试直接播种的方式以便能早点收割庄稼。三个“哈吉”中有两个的产量高于平均水平。这两个“哈吉”的经历鼓励了塞达卡村一位拥有16.5里郎土地的大地主阿布杜尔·拉赫曼（#41），阿布杜尔·拉赫曼也开始在他的一部分土地中自己尝试这种技术。虽然阿布杜尔·拉赫曼的产量并不令人满意（每里郎8袋粮食），但是，这是因为他未能精心照料庄稼，而不是因为技术本身。在1979—1980年的主种植季，塞达卡村中有17户家庭在大约50里郎的土地上尝试了播种的方法，这大约占了村民耕种面积的15%。
四个种植季以后（1981—1982年的主种植季），塞达卡大约有40%的土地都采取了播种的方式。非常明显的是，大部分尝试直接播种的都是村中比较殷实的人家，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带头创新的，同时也最有能力承担产量下降的风险。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有把握在他们一半以上的土地上都进行播种。
更令人吃惊的是，村中一些比较贫困的村民也尝试了干种。就具体的情况来看，他们的选择似乎更多是为环境所迫，而不是有意的冒险。因为没有现金支付插秧的费用，或者家中没有足够的劳力和邻居换工，或者没有足够家庭劳力来完成自家的插秧工作，一些贫困户也选择了直接播种的方式。巴克利（#7）从他父亲那里租种了4里郎的土地，因为当时他的妻子刚刚生了孩子，直接播种3里郎土地是节约财力的办法。就华喜德（#2）来说，他的妻子生病了，他认为，在育苗准备的时间，离开村子到城里做建筑工人会挣得多些。于是，他租种的6里郎地的一半都采用了播种的方式。这既为他节省了花销，也使他有时间去打工。不过，塞达卡大多数的贫困家庭都不愿意冒播种这个险，除非他们被强迫这么做。直接播种暂时还主要局限于大种植者，而贫困家庭妇女的大部分插秧报酬正是通过为这些大种植者插秧才得到的。在播种方式普及的同时，贫困家庭在进一步衰落。直接播种的普及情况很难预测，但是，直接播种似乎得到了穆达地区农业管理机构的支持。
这样看来，联合收割机带来的间接效果至少和跟它的直接冲击一样是大规模的。联合收割机除了减少了收割和脱粒的工作机会之外，同时也使拾穗变得不可能。联合收割机也促进了新的劳动报酬支付方式（固定的现金工资制）的发展，这种支付方式实际上降低了所剩无多的工作酬劳。联合收割机也促进了直接播种的发展，插秧的劳动报酬因此减少了一半。联合收割机还鼓励大地主把佃农打发走了以便亲自耕种，联合收割机也有利于产生一个商业性佃农阶层，这些拥有财力和机器的佃户以优惠的租金长期租种大片土地。这些变化中的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提高了塞达卡富裕家庭的收入。所有这些变化无一例外地导致了贫困家庭收入的下降。
不过，总体而言，我们并不是仅仅涉及到了相对不平等在量上的增长，也涉及了一系列意味着质变的量变。在此，“程度"发展成了"种类"。我们可以看到，当庄稼成熟时，对一个直接播撒种子并使用联合收割机的大农户来说，他根本不需要雇用任何一个需要薪水的贫穷村民。从大地主这一方来说，他既不需要把土地出租给他贫困的邻居，也不需要雇这些邻居在自己的地里工作。富人和穷人之间传统的经济联系雇佣劳动和租佃关系—已经近乎消失了。我们一方面有日益增加的由大土地经营者组成的商业阶层，另一方面也有数量众多的、只能被松散地称为“半无产者"的群体。"松散"是必然的，原因在于，尽管这一群体仍然拥有自己的小块稻田，但是他们注定要越来越不像农业无产者，因为如今的生产主要不是由他们进行的。如果他们要成为彻底的无产者，那么，他们应该出现在马来西亚的城市或种植园中，而不是出现在不再需要他们的稻田中。
与此同时，一个准无产化的进程已经开始了，这个进程不是把村民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而是把他们和塞达卡之外（实际上也是吉打州之外）的城市经济联系起来。如果说双耕的第一个阶段还允许小土地所有者待在家里，那么，双耕的第二个阶段已经证明了一个根本的逆转。成批居民的离去曾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农耕为主的吉打州的持久特征，现在这种成批居民的离去又使村庄蒙受了巨大的损失。1978年以来，8位家庭的家长已经离开村庄，其中有7位来自村中相对较穷的那一半家庭。这8位家长到吉隆坡、槟城以及其他的中心城市去寻找临时的建筑工作了。如果不是因为认为自己太老，或者是认为自己找不到工作，还会有更多人离开村庄的。12位已婚的男性已经申请了吉打州外的移民计划，尽管他们成功的机会很渺茫。差不多30多位未婚的男女已经离开了村庄到其他地方谋生，很多人是暂时离开，而有些人的离开却是永久性的。无疑，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最终是要离开村庄的，但是，1977年以来当地的土地控制状况和就业状况的变化迫使很多人提前离开了塞达卡。
村民大量外流的最直接原因是由于干旱造成的1978年灌溉季的完全歉收。由于颗粒无收，又失去了相应的打短工的机会，很多小农户和雇工不得不暂时到城市谋生。那些待在塞达卡的村民，债务不断累积，他们发现不但接下来那一季的收成只是一般，更糟糕的是，由于来自联合收割机的竞争，这些村民的收入已经大大减少了。在种下了下一季的秧苗以后，这些村民中很多人马上带着已经成年的儿子离开了村庄，希望能够弥补自己的损失，并偿还自家亏欠典当行和小商店老板们的债务。
这样的结果或许是人们记忆中最大规模的一次村民外出寻找工作。工作一两个月，这些外出做工的村民中的大多数已婚男子可以从他们的收入中攒下至少200马元的积蓄，来供养他们在塞达卡的家庭。虽然有些夸大，但是，正如一个加入外出务工人群的小佃农所说的，“所有留下来的都是那些不能外出工作的人”。在临近的村庄中，出外务工的人更多。对于仍然在塞达卡居住的穷户和小农户来说，临时的外出务工无疑正在变成他们的生活方式。只要城市经济提供了这种安全阀，这就将成为塞达卡的边缘家庭在村庄中生存下去的唯一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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