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秋君

6月29日，英国工党党首候选人、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在曼彻斯特发表竞选以来首场政策演讲，推出一份以改善民众生活水平和青年就业为核心的“十年计划”。此前不久，首相斯塔默在任不足两年便宣布辞职，工党不得不在7月选出新领袖并接掌唐宁街10号。伯纳姆是英国首相继任者的热门人选，这场演讲因此受到高度关注，被视作“可能的英国未来政策”。这份计划将“生活水平”与“青年就业”这类困扰英国多时的问题推至台前，也折射出英国深层次的治理困境。

近年来英国政坛的显著特征，是首相频繁“换人”以期“换局”。过去十年间英国已走马灯式地换了6位首相：卡梅伦、特雷莎·梅、约翰逊、特拉斯、苏纳克，再到斯塔默。每位首相上任之初，均会推出全新施政叙事。有人承诺“搞定脱欧”，有人主打“增长革命”，有人聚焦“稳定修复”。这表面是领导人轮替，底层却是经济发展停滞、区域失衡、公共服务空心化等长期悬而未决的治理难题。

“脱欧”并非单一阶段性事件，而是一套持续消耗国家治理能力的结构性矛盾。2016至2024年，保守党因“脱欧”议题陷入长达8年的内部撕裂，此后工党则被巴以冲突、移民问题、文化争端牵扯精力，议会时间大量耗费在意识形态博弈，而非民生立法上。首相不断换人，本质上是“脱欧”后英国始终未能走出治理失序状态的集中体现。英国缺乏的从来不是一位合格的新首相，而是清晰稳定的发展路径与将政策承诺转化为民生实效的“制度执行力”。

伯纳姆将生活水平提升与青年就业置于竞选首秀的核心位置，足以说明当前英国社会最迫切的焦虑，已聚焦于具体、现实的民生物质问题。这一政策取向与伯纳姆的政治履历有关：他两度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任职期间当地经济增速持续领跑全国。其最鲜明的施政标签，是力排众议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回归公有运营，将票价下调至民众可负担区间；同时着力整治无家可归者问题。在英国经济持续低迷、住房危机蔓延、公共服务与财政体系双重承压的背景下，他的执政形象相较斯塔默更贴近基层民众，既延续了左翼基本立场，又避免了科尔宾式极端激进倾向。

英国的民生议题在过往的政治议程中被“全球英国”“英美特殊关系”“脱欧主权自主”等宏大叙事遮蔽。直至在2026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中工党遭遇重挫、英国改革党实现历史性突破，斯塔默政府才彻底失去执政根基。伯纳姆此时将生活水平列为核心议题，也是工党维系选票的必然选择。如果再不聚焦民生痛点，工党或将彻底流失选民基础。

仅靠“又一位首相”，能给英国带来希望吗？答案要从英国政治根深蒂固的矛盾中找寻。其一，发展路线的真空。“脱欧”后，英国提出“全球英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但更多停留在外交话术与战略文件层面，缺少实质性举措，没能给英国带来经济增速、出口竞争力、科研投入的本质提升。

其二，制度能力持续衰退。当前英国地方财政持续紧缩、公共服务超负荷运转，文官系统又被要求削减行政成本，导致行政执行层面的政策连贯性与执行力被严重消耗。

其三，短期政治周期的束缚。首相平均任期不断缩短，使得需要跨周期投入的改革政策常常因短期执政业绩而中断甚至“牺牲”。伯纳姆提出的十年规划正是对这种政治节奏的反抗，但能否突破体制惯性，依旧充满不确定性。

尽管伯纳姆能否执政的前景尚待观察，但这场演讲让外界看清了英国政治的核心症结：当政治精英将大量精力耗于派系内斗、权力博弈与短期操作时，他们便难以真正为民众的生活账单兜底、为青年的未来发展铺路。英国需要的从来不只是“下一位首相”，而是一套让国家发展路线可以持续的制度安排。否则，无论首相如何更替，都无法挽救这个正在日落的英国。（作者是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