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仪生平展
今日参观珠海唐绍仪故居，回来翻翻书，了解一下唐绍仪。读过中国近代史的人，都知道唐绍仪这个人，但对他的具体经历了解并不多。晚清至民国一段时间虽然牛人辈出，但无论怎么排名，唐绍仪都是绕不过去的大人物。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唐绍仪是和孙中山并列的。北洋军阀混战时期，北方向南方通电，都是孙唐并称，可见唐绍仪的影响力。南北议和后，唐绍仪出任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他曾任北洋大学校长，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还是复旦大学创办人。就是这么一位看似niubility的大人物，连一个纪念馆都没有，就算唐绍仪故居也仅仅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反观中山纪念堂、中山故居、中山公园在岭南地区比比皆是。为什么这样呢？让我们从唐绍仪的人生经历来管窥一二吧。
一、新学人才，留学美国
1874年赴美留学前，唐绍仪（右）与梁如浩（左）合照
唐绍仪（1862-1938），字少川，为避清帝溥仪讳改名绍怡，辛亥革命后恢复本名，广东香山县（今属珠海市）人。唐绍仪的父亲唐巨川是上海颇具实力的茶叶出口商。他的族叔唐廷枢当过怡和洋行的买办，后来在李鸿章麾下办理洋务，经营和创办了上海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等著名企业，深为李鸿章所器重。
唐绍仪自幼攻读经史，极有颖悟力。1874年，随父亲在上海学习外语的唐绍仪（时年12岁）被清政府选中。当时，容闳正为清廷选拔留美幼童，而唐廷枢与容闳是香港马礼逊学校的同窗，唐绍仪顺理成章成了清廷派出的第三批留美幼童中的一员。他学习成绩不错，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
二、初入官场，与袁世凯交好
唐绍仪与袁世凯
1881年，清政府以留学生“中学荒废，不堪管束”为由下令将全部留学生撤回。当时，唐绍仪大学还未毕业，但他见识了东西方文化和制度的巨大差异，美国的共和制更是在他心中埋下了种子。唐绍仪回国后，被派到天津水师洋务学堂继续读书。182年，唐绍仪以九品县丞补用职衔，进入天津税务衙门当翻译。同年底，唐绍仪以德国人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德国语言学家和外交家）的随员前往朝鲜襄助海关事务。1884年遇甲申政变，唐绍仪临危不惧，持枪坚守穆麟德宅，给也在朝鲜的袁世凯深刻印象。
1885年，唐绍仪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此时的袁世凯被封为“清朝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全权代表，维系清廷在朝鲜的宗主权及其他特权。因得袁世凯赏识，且有驻朝鲜的工作经历，唐绍仪被清廷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甲午战争前夕，袁世凯秘密回国。受袁世凯举荐，唐绍仪被任命为驻朝鲜总领事，直到1898年9月，因父去世而回国，结束其出使朝鲜近10年的外交生涯，此时他的才能已经众所周知。
1899年11月，袁世凯获任命为山东巡抚，唐绍仪以道员身份前往，协办外交和商务。1901年，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重用唐绍仪为天津海关道。唐绍仪在任期间，一改清政府对外唯唯诺诺的态度，办理接收分占的天津城区、收回口岸管理权等事务，敢于和列强硬碰硬，成就斐然，令同僚们刮目相看。袁世凯还上奏朝廷，称赞唐绍仪出色的表现和能力。官办山东大学堂于1901年成立，唐绍仪还出任了首任校长。
三、坚持西藏主权，续订中英藏印条约
1903年12月，英国利用日俄忙于争夺中国东北的时机，悍然派兵对中国西藏地区大举进犯。次年4月，英军进攻重镇江孜，西藏军民用土炮大刀、石块，进行顽强抵抗。8月，英军攻陷拉萨，挟持西藏地方政府，私自签订《拉萨条约》，妄图将西藏从中国领土上分割出去。当时清朝的驻藏大臣有泰在英人的诱逼下，准备在条约上签字。消息传到京城，舆论哗然。1904年农历八月，光绪皇帝“赏唐绍仪副都统衔，往西藏查办事件”。由于英人在其他帝国主义的压力下，为使其行为合法化，同意派员谈判。农历九月，光绪皇帝又“敕唐绍仪为议约全权大臣”，并颁发了“钦差议约全权大臣”银牌，派唐绍仪前往印度加尔各答谈判。
国家一级文物“钦差议约全权大臣”银牌，收藏于珠海博物馆
唐绍仪在谈判中以坚定的民族立场，有理、有利、有节地反复论证中国对西藏拥有不容争辩的主权，驳斥了英国的侵略行径，使英国企图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无法得逞。在谈判初期，英方代表费利夏（Sir Stuart Milford Fraser，1864-1963）采用英人与中国谈判的惯用手段，第一次谈判就要唐绍仪签字。唐绍仪严正申明，他是来议约的，约尚未议，何来签字之事。唐绍仪将《拉萨条约》改易十之七八。这使费利夏大为恼火，他一再声称中国只为西藏之“上国”。唐绍仪则援引例，证明中国为西藏“主国”，而不是英人所称之“上国”，坚持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经过多次谈判双方仍坚持不下，费利夏竟以谈判相威胁，宣称第十次谈判为“末次”谈判，如果唐绍仪再不按原约签字即后果自负。在费利夏看来唐绍仪作为钦差大臣，如果不能完成使命，则无法回朝交差，当受朝廷惩罚，以此要挟唐绍仪就范。而唐绍仪也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指出：“甚愿听末次二字。英国与藏僧立约，只有一面，并非两平等国，不能视为已得之权利，我断不能画押。”“此行倘不能在印妥商，我国自有办法，即本大臣使英亦自有办法”。随即率部员返回京城，主动中断谈判。
唐绍仪此举大出英人所料，连清廷要枢也迷惑不解。其实这正是唐绍仪的高明之处。他知道英国内阁对印度总督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1859-1925）已不信任，费利夏与唐绍仪谈判不成，反会使寇松倒台。果然唐绍仪回京不久，寇松就去职了。英国新内阁认为《拉萨条约》未能得到中国的承认，国际上会多加干涉，加上藏人也反对，于是采取和缓政策，改派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1843-1929）赴京与唐绍仪继续谈判。双方于1906年签订了《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条约》虽使中国失去了不少权益，但英方在条款中间接受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地位。在弱国无外交的情况下，由于唐绍仪以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应变能力，维护了中国的领土主权。
四、出任内阁总理，与袁世凯分道扬镳
武昌起义后，南北议和，北方的代表是唐绍仪，南方的代表是伍廷芳。袁世凯的意图是通过谈判让南方同意实行"君主立宪"，但唐绍仪本人却更倾向于"民主共和"。所以有人说他"身属北洋，而心存共和"。南方革命党面对北方袁世凯的军队，在实力上是要逊色很多的。要真打起来，南方赢得可能性较小，南方革命党自然知道这个道理。所以，谈判一开始，伍廷芳就要求双方停战，然后再谈。唐绍仪不但不反驳，甚至还更进一步，说"停战不如罢战！"。一面在谈判桌上和南方代表谈如何实现民主共和，一面不断劝袁世凯停战。
唐绍仪（左）、伍廷芳（右）和英国商人李德立合照
停战之后，和谈经历了五轮，唐绍仪的观点不断倾向于南方革命党，没能为袁世凯争得更多利益。恰在此时，孙中山回国并被各省代表推举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非常恼火，下令"停止开议"， 罢免了唐绍仪议和代表身份。最终，孙中在做出让步，他表示只要袁世凯能让清帝退位，就推举袁世凯当大总统，但孙中山企图给袁世凯挖个坑——《临时约法》规定民国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统是虚职，总理领导内阁。
清帝退位后，袁世凯如愿当上大总统。此时，南方的革命派又提出要求，内阁总理必须要是同盟会成员，袁世凯不依。双方由此再次陷入僵局。唐绍仪提出，让他加入同盟会，由他来担任内阁总理。这个提议得到了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党的认可，唐绍仪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同盟会，并担任第一届内阁总理。
由于唐绍仪已经接受了民主共和的观念，所以他担任总理后，严格按照《临时约法》组织政府，向国会负责，甚至经常驳回袁世凯的决策，为一些问题和袁世凯争得面红耳赤。袁世凯发现，唐绍仪已经不再是他的合作伙伴了，他已经“不会再听从自己”了。袁世凯习惯了大权独揽，费尽心思得来的大总统，岂容自己成为总理上面的“虚君”？
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等方面，唐绍仪和袁世凯看法都不统一。很明显，唐绍仪和袁世凯的裂痕已经越来越深，达到了无法弥合地步。唐绍仪见袁世凯无心“民主共和”，更无心遵守《临时约法》，非常气愤，于1912年6月15日提出辞职。这位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任职不足三月。唐绍仪和袁世凯三十多年的友好交情就此一刀两断，两人从此分道扬镳。袁世凯称帝后，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袁世凯，警告袁取消帝制。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对此，袁世凯都置之不理，决定在这条路上走到天黑。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反对声中因病去世，时年57岁。
五、政治消沉，与孙中山意见不一
唐绍仪与孙中山合照
1916年，国会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但张勋等实力派巨头联名通电，反对唐入京。好在唐绍仪明白历史的方向，他坚决地站在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一边。1917年8月，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正式揭幕，中华民国军政府在广州宣告成立，唐绍仪被任命为财政总长，并被非常国会通过。1919年初，北洋军阀政府与护法军政府谈判议和，唐绍仪担任南方总代表。“五四”运动时期，唐绍仪通电北洋军阀政府表示支持爱国学生。他去电巴黎，要求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他的女婿顾维钧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但在南方，唐绍仪失去军阀的庇护，被人任意利用。1920年6月，唐绍仪与孙中山等在上海通电反对桂系军阀，11月，桂系军阀势力被驱逐出广东，唐随孙中山回到广州，重建军政府。同是书生、老乡，此时的唐绍仪与孙中山的分歧已越来越大，他对孙中山通过军阀战争来完成统一、恢复共和体制的理想已失去信心。或者说，作为一名曾经留美7年的留学生，唐绍仪对美国的政党体制多少有所了解，他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即使孙中山的军政府，在唐绍仪看来也只是一种军人政府，不符合西方文人治国的体例。而且他认为孙中山的理想太高，难以实现，因此他拒绝出任军政府财政总长一职。
六、自成一统，让陈济棠怀恨
1929年，67岁高龄的唐绍仪就任广东省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他表示要“将中山县建设成为全国各县的模范”。两年后，他出任中山县县长，集中精力实施建设模范县的计划。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他四处化缘，修马路，建医院，把自家的花园改建成城市公园，对市民开放……至今中山还流传着他的逸事，说他修马路的时候，碰到土地公公挡路，民工不敢动，他就用手杖敲敲土地公公的头，然后让民工接着干。因为下水道的井盖老是被偷，唐绍仪下令在井盖上铸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六成充赏”字样，后来就没有人偷了。
从一国总理到一县县长，他依然做得有声有色。在县长任上，唐绍仪甚至一除旧时奢华习气，比较注意为政清廉，革除官吏衙门陋习，并微服察访，及时解决一些实际问题，因此有“布衣县长”之称。但唐没想过中国官场在恶化，1934年10月，陈济棠通过亲信在中山唆使县兵以索饷为名发动哗变，包围了他的寓所，逼他去职。
七、被蒋介石忌恨，惨遭暗杀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唐绍仪把家人转移到香港，自已却滞留上海。他的政治声望使得他被视为“以华制华”傀儡的最佳选择，据说日本方面计划由唐组织全国性伪政府，取代蒋介石之位。日本特务如谷正之、土肥原等和汉奸陈中孚、温宗尧等频繁往来于唐府，于是唐绍仪将要出任伪职之说不胫而走，通过各种渠道流传散播。广州抗敌后援会于1938年3月上旬去电唐绍仪，请其脱离恶势力的包围，刻日南归，唐不予答复。到了3月19日，广州各界人士及社团在省民众教育馆二楼开会，会上由广州市各社会团体联衔电催唐绍仪南归，电文说：“请公善保晚节，否则自堕名誉，遗臭万年”，并汇去旅费2万元。这等于是对他发出最后通牒：“你到底走不走？晚节不保的后果！哼哼！我们可要制裁你了？”唐仍置之不理，旅费也不肯收。
唐绍仪的态度暧昧不明，加上蒋介石对他的独立超然姿态早有忌恨，因此决定由国民政府军统派员刺杀唐，这样既能威慑异己，又断了日人妄想。1938年9月30日，唐绍仪被国民政府特务刺杀身亡。于右任、张继等国民党元老十分不满没有掌握唐失节确证，就将其杀害。10月5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等人名义，特地颁布《唐绍仪褒扬令》，同时拨付治丧费5000元，并令将唐氏生平事迹“宣付国史”。国史馆撰写的《唐绍仪传》，称唐晚年被日本人拉拢，要其充当傀儡，“终不肯出”。对于唐绍仪之死应该说是“晚节未失，惨遭错杀”。
就这样，第一任民国总理死在了自己人手中，让人叹息。后人对唐绍仪的评价是，他凭借着一生努力维护了国家主权，缔造了中华民国，践行了民主共和，无愧于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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