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8年（光绪二十四年），谭嗣同参加戊戌变法。变法失败后，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年仅33岁。同时被害的维新人士还有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六人并称“戊戌六君子”。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在高呼口号之后，谭嗣同吟咏了一首绝命诗，随后死在刀斧手的铡刀之下。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他的遗骸运回原籍，葬在湖南浏阳城外石山下。

这首激昂的绝命诗，作者为戊戌变法中的志士谭嗣同。在历史课本中，这首诗的内容就是梁启超所写的《谭嗣同传》出现的版本，其诗为：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至于这首《狱中题壁》究竟是不是谭嗣同留下的，史学界众说纷纭。一种说法认定，七言版本的《狱中题壁》并非谭嗣同所做，而是梁启超在为其做传时篡改的版本。持有这种说法的黄彰健，在其文章《论今传谭嗣同狱中题壁诗曾经梁启超改易》里提出了质疑。黄彰健认为，这首诗并不是谭嗣同在大狱中写在墙壁上的，而是梁启超假借其名义创作的。

为什么黄彰健认定这首诗是伪作呢？

他所给出的证据就是一部出版于1908年的演义小说，名为《绣像康梁演义》。这本小说，是谭嗣同就义十年后出版的，在小说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临刑之前，六君子中的林旭吟咏了一首诗，内容是这样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从这首诗的构造和用典来看，该诗与《谭嗣同传》中出现的《狱中题壁》结构、用典类似。所以，黄彰健认定梁启超书中的诗是伪作。

除此之外黄彰健认为，原版的《狱中题壁》，泄露了一个关于戊戌变法的秘辛。为了掩盖一些事实，梁启超便使用了春秋笔法，修改了原诗。不得不说的是，若此说法为真，那么，梁启超修改后的版本的确读起来比原版更加豪放。不过，这番修改虽然让诗增加了更多的感情色彩，却违背了戊戌烈士原本的意愿，也遮掩了一些戊戌变法期间真实发生过的秘辛。

黄彰健还认为，此番改动，就是为了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维新派曾秘密发动了武装夺权的阴谋。因为康、梁根本没有谭嗣同“留将公罪后人论”的大义，且他们在大是大非面前选择了退避，所以梁启超才会对这首诗进行大刀阔斧的修改。显然，黄彰健的这种说法，已认定康有为、梁启超就是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谭嗣同的诗，揭露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实，所以梁启超才会遮遮掩掩。

值得一提的是，《走向共和》这部作品就沿用了该说法。在这部剧中，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在将手稿公诸于众时，立即遭到王照的反驳。王照一眼便认出该密诏是两人伪造的，而谭嗣同这首诗亦是经过了篡改的。这首诗原句中的“公罪”所指的，自然就是一些人擅自决定于颐和园发动宫变的罪行。

当然，这首诗究竟是不是谭嗣同所留，史学界还存在许多不同的声音。

例如傅剑平便认为，黄彰健的说法中存在许多漏洞，尚需推敲。林旭在刑场上吟咏的绝命诗，是不是谭嗣同在狱中所留的原作，尚且存疑。既然连这一点都无法确认，就无法考证《狱中题壁》的“原版”内容究竟是什么，对此的推断自然是不成立的。想要研究谭嗣同所留的《狱中题壁》，就必须跳出诗旧有解说的藩篱。

此外，学界还存在另一种说法，就是梁启超所写的诗的确是谭嗣同的原诗，不过一些词句做出了修改。支持这种说法的学者，查找了戊戌年刑部主事唐烜所写的《留庵日钞》，这本私人日记中出现了谭嗣同在监狱墙壁上的题诗。日记中的原文是这样的：

“二十五日，晴，入署……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从这里可以看出，该版本的《狱中题壁》与《谭嗣同传》中出现的诗基本一致，仅出现了几个错别字。梁启超之所以能获得谭嗣同的遗作，根据《留庵日钞》的说法可知当初谭嗣同的确将这首诗写在了墙壁上，这首诗在许多刑部传抄本中皆有出现。根据这一线索继续推断，梁启超所获取的信息渠道，应该是自刑部署内打听来的。

至于这些说法哪一种为真，大家也可以自行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