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豆豆

是不是真正的精神盛举,要看它有没有带来精神上的喜悦和满足。

呼兰河人的“精神盛举”都有哪些呢?萧红在《呼兰河传》的第二章开头写道:

“呼兰河除了这些卑琐平凡的实际生活之外,在精神上,也还有不少盛举。如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
——《呼兰河传》

这些被称为精神盛举的,萧红又是如何描写的呢?

第一个跳大神。

“听了这种鼓声往往终夜不能眠的人也有。......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觉得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是邻居街坊感慨中叶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似乎下回再有打鼓的连听都不要听了。其实不然,鼓一响就又是上墙头的上墙头,侧着耳朵听的侧着耳朵听,比西洋人赴音乐会更热心。”

跳大神原本是为了治病,可治病的病不一定好,没病的却似乎要得病了,但还是忍不住想凑这个热闹。这让你想到了什么呢?我觉得,更像是鸦片上瘾。明知有毒,却又挡不住诱惑。

第二个是放河灯。

“七月十五日是个鬼节,死了的冤魂怨鬼,不得脱生,缠绵在地狱里边是非常苦的,想脱生,又找不着路。这一天若是每个鬼托着一个河灯,就可以得脱生。大概从阴间到阳间的这一条路,非常之黑,若没有灯是看不见路的。所以放河灯这件事情是件善举。可见活着的正人君子们,对着那些已死的冤魂怨鬼还没有忘记。......可是当这河灯,从上流的远处留来,人们是满心欢喜的,等流过了自己,也还没有什么,唯独到了最后,那河灯流到了极远的下流去的时候,使看河灯的人们,内心里无由地来了空虚。‘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

放河灯是为了给冤魂怨鬼们指明路,得脱生。对活着的人来说,是善举,是心灵安慰,寄托的是对逝者的思念和善意。可人们真的从中得到安慰了吗?

没有,人间已如鬼界,来不来这世间脱生,又有何意义呢?怨不得看河灯的人会觉得空虚,会疑惑这河灯的去处了。

第三个是野台子戏。

野台子戏是干嘛的呢?

秋收好,唱一台,“感谢天地”;大旱,唱一台,“求雨请愿”;下了雨,再唱一台,因为“许愿就得还愿”。

但说是为了这些,倒也不是这么简单,反而成了“接姑娘唤女婿”的一出出闹剧。父母借看戏,展示未婚的姑娘;已嫁的女人,不管老的少的,扎堆儿说说东家长西家短,显摆一下平日里难得显摆的好物件;还有借看戏,看亲戚、会朋友,甚至指腹为亲,或者调情的。

台上一出戏,台下是更多的戏。萧红在文中写道:

“一年没有什么别的好看,就这一场大戏还能够轻易地放过吗?所以无论看不看,戏台底下是不能不来。 ......这来戏台下看戏的,不料自己竟演起戏来,于是人们一窝蜂似的,都聚在这个真打真骂的活戏的方面来了。......幸而戏台上的戏子总算沉着,不为所动,还在那里阿拉阿拉地唱。过了一个时候,那打得热闹的也究竟平静了。”

台上的戏原是一种敬天地的仪式,可人们早已忘了初心,对天地哪里有半点儿敬意?天地鬼神管不了人间的乌糟事,正如唱戏的管不了台下的出出闹剧。这样的精神安慰,又体现在哪里呢?

第四个是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

“这也是为着鬼神,而不是为着人的。” 娘娘庙中的泥塑,都是低眉顺眼的女子。在萧红看来,之所以这些娘娘也被塑成温顺的样子,是要告诉人们:

“温顺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人若老实了,不但异类要来欺侮,就是同类也不同情。”

拜娘娘,是为了多子多孙。如果是一个富足安康的社会,这是个美好愿望,但在一个苦难社会呢?自己都过得苦哈哈,娘娘能带来什么?不过是更多的苦难罢了。所以这仪式,也就成了一种空洞的行为,于精神而言,就显得无力了。

所以,萧红在第二章的最后一小节中说:

“这些盛举,都是为鬼而敬的,并非为人而做的。至于人去看戏,逛庙,也不过是揩油借光的意思。”

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娘娘庙大会,我们一路跟着读过来,没有一个是让人在精神上的得到真正愉悦的。这些民俗,原本是为了寻求安慰、寄托、敬意和希望,若真的能有效果,其实也无可厚非,但如果走歪了,成了另一种样子,也就成了糟粕。怎能称为“精神盛举”呢?

那么,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精神盛举呢?

喧嚣过后,当一切归于沉静,问问自己的内心,你是充实而愉悦的,还是空虚又失落的?

如果是前者,恭喜你为自己找到了答案;反之,如果是后者,那就毫不犹豫地放弃吧。

对我来说,我更喜欢平淡如水的日子。读书、写作、心情舒畅地生活,这就是我的精神盛举。

我的精神不需要烈酒的焚烧,也不需要咖啡的苦炼,更不需要碳酸饮料的一时之爽。

因为我懂得,水才是生命之源,一切浮华,都终将归于淡泊。

(本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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