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红军的经历是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他们在当年所经历的事件是不能重复的历史。我前后利用十多年的时间内对在江西工作的和江西籍在全国各地的老红军进行了寻访，他们有的是将军，有的是卫生员，护士，有的是战士，警卫员，马夫，挑夫等等，但他们艰苦朴素，不居功自傲，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充满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德，是当代人的楷模。
作者：戴廷耀
冲锋在前的司号员张生荣
2006年8月16日凌晨5点，我和朋友孙光荣，江西省妇联陈固同志驱车直奔湖南长沙，车在高速公路行驶了五个小时，距离长沙市区还有10来公里时，我打电话与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陈干事联系，陈干事告知说在外面开会，要我们明天来所里。我们商量决定，车已到长沙，还是自行去采访，在长沙南下高速后进入市区，我们一路打听，经万家丽路，人民北路到农学院，我们终于找到了藏在城边树林中的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
经门卫士兵指引，我们来到了老红军张生荣家门口，我隔着玻璃门朝里望，见一对老夫妻正在客厅看电视，我敲敲门，自我介绍说：“我是从江西来的，张生荣同志家是住在这里吗？”张老夫妇马上起身说：“请进来，请进来”。
张老虽然八十多岁了，走路不是那么顺捷，但精神很不错，特别是眼神闪着亮光，谈起话来声音吭亮，得知我们专程从江西来采访他，他也很兴奋，并指着扎着布的军号说：“这是不久前，于都老家专程送给我的”。
大家顺序坐在了客厅的沙发上，听着张老讲述以往的回忆。
1919年7月7日，我出生在江西于都县，1931年3月，12岁不足就参加了工农红军，1936年4月不足17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参加红军后当过勤务兵，司号员，班长，晋察冀军区司号长，连长，在抗大二分校一大队学习后担任排长，前往河北易县，保定地区参加抗日战争，由于身体不好，杨成武同志要求我回延安休息，后任过团管理员，晋察冀军区司令部股长、副营长、团副参谋长、参谋长、165医院副院长兼物资保证处处长、湖南浏阳县兵役局局长、岳阳武装部长、吉首军分区后勤部长，1955年被授予少校军衔。
张生荣回忆说：“1934年10月，红军从江西会昌县青塘出发开始长征时，我仅15岁，我已是红一军团第二十二师司令部特务连一名出色的司号员了，部队向湖南新团前进，日夜行军作战，有时走着走着睡着了，掉到沟里坎下，惊醒过来，爬起来又继续前进，部队没有时间休息做饭，休息的一小时做饭、待命，米刚一下锅敌人来了，只好盛碗半生熟的米汤边走边吃。到湖南蓝山县时，我们已经三天没吃饭。
在蓝山县，我们第二十二师改编，我随工兵连前去湖南道县架设浮桥后，调到红一军团红一师司令部特务连当司号员。1935年1月28日，红军再次攻占遵义，歼灭国民党吴奇伟两个师后，继续向鸭溪，白腊坎，鲁班埸挺进。打周浑元时，激战一天一夜，因敌人固守的一座大庙四面环水，红军几度恶战没能攻下来，第二天拂晓撤出战斗，部队向大村街前进。这时我病倒了，发高烧，躺在大村街路边。
第二十二师师长周子昆让警卫员在我挎包里放了两包挂面，由红三军团收容队将我安置在当街老百姓家里，这百姓很好，到药铺里买了副药给我吃，我在街阁楼上躺了三天，只听见咱们部队日夜行军的脚步声，从门外传来，晚上打着火把将屋里照得通红亮。
第三天清晨红五军团收容队的同志问我是哪个部队的。我说：“红一军团红一师司令部特务连的，因病寄养在老百姓家。”他们又问我能不能走，我说：“三天来，我只喝了一点稀饭，站着就头晕心慌，一身发软，我想很快跟上部队。”但心想，当红军干革命，为全国人民求解放就要半途而废。
我心里直发急，收容队的同志告诉我：“后面再没有我们的部队了。”我一听，就说：“不管怎么样也要跟上部队”。决心一下，我不知哪来的力气，一下子爬起来，找了根拐棍，背上挎包，就跟着部队继续前进了。跟上了部队，病好像也好了，我一路往前追，走不动，就躺到路边休息一会儿。终于在第三天下午五点多钟赶到了连里，连长、指导员和同志们见我回来了都很高兴，问长问短，我那时的心情像走丢的孩子重又回到了母亲身边一样。
过金沙江前，我又因病掉了队，随红二师在金沙江蛟平渡口分开，路上遇到了一名第一团第二营的战士，我们一起过的金沙江。他说：过了江他只走30里，这时他见到路边有个小铺子，他向前问铺子里老板收不收徒弟，老板说收，他就对我说，我们一起留在这里，别走了，我坚决地说：不！我当时只有一个信念：我要赶部队，他留下了，我一人在黄昏时沿着部队留下的指路标，终于赶上了部队。
我们部队来到大渡河边，水流湍急，河面不可能架桥，当时，只寻找到四只小木船，一天一夜，也只能渡上一个团过河，为了摆脱敌军的追击尽快过河，中央军委决定夺取上游的泸定桥。我们奉命向泸定桥急行军，突袭敌人守敌，我们一夜走了120公里，当我们赶到泸定桥时，发现铁索桥上木板已全部拆除，只剩下了十几根铁索在空中悬荡，河对岸有一个团的兵力在坚固的工事里抵抗。
上级要求大家找木板，强攻开始后，红军轻重武器同时向敌人开火，掩护徒手爬在铁索上的红军前进，我们打了两炮，正中敌人的碉堡，这时上级命令，吹进攻号，我冲在前面，拿起冲锋号吹起来。军号一响，战士们向铁索桥上冲去，前面的同志边铺木板边向对岸前进，后面部队紧紧跟上，用火力掩护，战士奋不顾身，手榴弹、机关枪和号声响成一片，当我们快接近对岸时，敌人向渡口来了个反冲锋，上级命令再向敌人开炮，两炮正中川军，这时我先头部队迅速登上岸，击退了敌人的进攻，控制了桥头，我们顺利地按时间通过了大渡河。
过夹金山（雪山）时，山上冰冻，气候恶劣，我只穿有一身单衣。过草地时，吃草根，野菜，走了七天才见人烟。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可我紧跟部队，挺过来了。红军过了腊子口，到了甘肃边上一个叫哈达铺的地方，进行整编，我们红一师整编为一大队，下辖四个连和一个特务连，杨得志任大队长，我在四连任司号员，人少了，但我们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战斗力不减，在向陕北进军中，毛主席指挥打了一仗，歼灭了阻拦我军的敌骑一部，在吴起镇又消灭一部分敌骑兵。"
时间已经过了中午1时了，大家都没有吃午饭，张老说：“就在我家吃点面吧”，大家这才感到真的饿了，很赞同张老的意见，吃完面条后，张老请阿姨带我们去同院的江西籍老红军张步兴家里采访。
回乡探亲，留下建设家乡的老红军唐进新
2008年9月22日，在赣州参加江西省首届摄影艺术节之际，我专程前往安远县采访老红军唐进新同志。
安远县委老干部局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派了几位同志随我一道前去老红军唐进新家。
走了约摸一刻钟，唐老家在城郊的居民区，四周正在修扩建马路，他家上了漆的大门仍显旧痕，青黑色的房瓦、墙壁粉刷一新、水泥抹就的腰墙、砖木结构的一层老式建筑，这里就是老红军唐进新的家。唐老一家见我们到来非常高兴，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在拍照后，唐老接受了我的采访，在回忆中叙述了那段革命的岁月。
唐老说：“我1915年5月出生在江西省赣州市安远县欣山镇高排村。1931年3月参加了安远县独立团，当年只有16岁。1932年4月独立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第二师红四团，我任一名通讯兵，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1933年入党。
1934年10月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们红四团在长征路上是中央红军的开路先锋，从湘江血战到突破乌江天险、抢占娄山关、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开辟雪山草地通道、跨越天险腊子口我们都冲锋在前。
在长征中，最不好闯的关，我们先闯、最艰险的战斗，我们先参加，最难走的路，我们先走，最难吃的苦，我们先吃。我们是长征中走得最辛苦的部队，前面要开路，与堵截敌人战斗，后面有战斗，又要返回与追兵战斗，别人走了二万五千里，我们团远不止二万五千里。
1935年5月，我们团强渡大渡河后，由于船少人多，后面国民党追兵迫近，中央决定必须夺取泸定桥。像以往一样，我们所在的红四团再次打前锋。为争取时间，我团从安顺场出发后，直向泸定桥奔袭，一昼夜赶了120公里。
在急行军时，发现对岸有火把晃动,敌人也在连夜增援泸定桥。政委杨成武大胆决定，点起火把，以刚刚被消灭的川军番号迷惑敌人。
29日6时许，我们团赶到泸定桥边，并占领西桥头。泸定桥是一座由13根铁索横拉两岸的铁索桥，我们赶到时，川军已把桥上木板抽掉了。下午4时许，战斗打响了，由二连连长廖大珠等22人组织的突击梯队，踏索夺桥。三连跟在后面，边冲边铺木板，一连打掩护，我们四连负责递木板。当时子弹打得铁索叮当响，我看见有两名突击队员掉下去了，我在西桥头，不停地把手中木板递给三连的战友。
当年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8万多人，一路上由于饥饿、疾病及打仗，到达陕北时减员已非常大，仅湘江一仗就使红军减少了5万多人。 村里当年和我一道参加红军的有上百人，到现在幸存的只有我一个。能活到今天，我知足了。”
解放后，唐老留在陕西工作，1952年回家乡探亲，探亲结束组织已安排去西北医学院学习，回到家乡后，唐老见家乡条件贫困，他提出留在家乡工作，后来经江西省政府和江西省委组织部批准留在安远工作，担任了三年的卫生科科长。1955年开始出任安远县县长直至1966年。
1966年过50岁生日时他自己提出辞呈退下来，是当时全省年龄最小的退休干部。
退休后，唐老没有放弃对家乡建设的关心，还致力于关心下一代教育，多次荣获中央及省、市“老有所为精英奖”、“全国关心下一代先进工作者等殊荣”。1984年，应邀进京参加新中国成立35周年大会，受到邓小平同志的亲切接见。2004年被中共中央组织部评为“全国先进老干部”。
回乡老红军龙德
2006年8月16日，在湖南长沙市湖南省军区东湖干休所采访老红军张步兴出来，将近下午3点，我们决定当天返回江西，到达萍乡时已近17点，我们找到萍乡市老干局联系，陈固与现任萍乡市老干部局长很熟悉，她从萍乡市妇联主任调过来担任萍乡市老干部局局长不久，萍乡市老干部局根据我们要求，马上与老红军龙德和耿占甲家中取得了联系。
龙德家住萍乡市上粟县长平乡落星村，离市区有近40公里的路程。萍乡市老干局派了干部开车在前面带路，当我们到达龙德家时，都快19点了，见我们一行的到来，龙德的孙媳妇按当地的风俗，燃放了鞭炮表示欢迎。
由于龙老家是农村的大木屋，光线很差，大家就在场院里坐下，听老红军龙德介绍。
龙德出生于1913年，萍乡市上粟县长平乡落星村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党，参加了苏区五次反国民党“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历任：杨得志的通讯员，班长，排长，连长，延安被服厂厂长等职，1955年由于身体原因退伍回乡。
龙老说：“我从没有担任过什么重要职务，一直在首长杨得志身边担任电话兵，仗打哪，我就将电话架到哪，保证部队通讯畅通。
1934年10月12日，我们部队离开苏区开始了战略转移，当部队到达广西全州时，在山里休息，傍边有一个石洞，我听到远处有树枝拔动的响声，我忙弯着腰爬上高处往响声处张望，发现有国民党军队正在向杨得志和部队休息的地方靠近。
我一惊，如果一喊叫，势必给敌人指出了部队的正确方向，我故意弄出大的响声，向相反的方向跑去，敌人听见响声和我的跑步声，慌乱地朝我的方向开枪并追了过来，他们跟着跑了一个大圈子，杨得志听见枪声，马上组织部队包围了敌人，并且全部歼灭了这股敌人，杨得志见我后连连夸我机智勇敢，表扬了我一番。
由于在长征中拖垮了身体，我身体一直不好。长征后，组织上一直安排我在后方工作，在被服厂任厂长时，组织工人日夜为前线输送后勤物资，保障了部队的军需，受到了上级表扬。
陪同的老干局同志告诉我们，龙老八十岁后还经常去工厂、学校用自己亲身经历宣讲革命故事，讲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后一代。
天黑了下来，我们在堂屋的八仙桌上请龙老签名，乡里乡亲围得厅堂满满地，看老人给我们签名。当我们汽车开动时，后面又响起了送行的鞭炮声。
老红军耿占甲
晚上8：30分，我们在萍乡市老干部局五科张科长的引领下，返回到了萍乡市干休所耿占甲老红军家，耿老已经睡下，家人见我们来后，忙进屋将老人叫醒。
耿老身体很好，但双耳失聪，在我的要求下，拍了几张照片。
耿老没有文化，请他签名时，自己的名字都写了几遍才写好。
老红军耿占甲，1913年12月出生在河北省霸县。1937年5月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战士、第十九旅第二十团第四连连长、暂编五团第四营副营长、参谋长，海南自治州陵水县公安局副局长、琼山县罗牛山农场场长、海南省八所港务局机械队党总支书记、八所港务局职工医院院长、八所港务局办公室主任等职。1974年退休，1982年改办离休。
晚上十点多钟大家才吃完饭，于深夜1点我们返回到了南昌。
担任着遵义会议警戒任务的连长老红军王道金
2012年6月2日，我带领南昌艺术摄影学会的影友，十六人开四辆车，从南昌出发进行川藏环保行采风活动，之前，我与在遵义工作的老连长梁龙安取得了联系，确认遵义兴国籍老红军王道金身体很好，他帮助我联系好了采访。
6月4日，我们到达贵州遵义市，经与梁连长电话联系，约好12点在遵义会议旧址前见面，在梁连长未到前，我们参观了遵义会议旧址。
梁连长到来已近13时，他乘上我的车，领我们前去老红军王道金的家，在行驶中，梁连长与我谈起了他与王老相识的经过：“当年我从部队转业回到遵义，分在政府工作，报到的那天，我正在楼下与人交谈，王老任市委副书记，他从楼上下来见到我就问我：“你是刚从江西部队转业来的干部，是从我老家赣南来的呀！”
他听我介绍了江西老家的变化后，高兴得不得了，此后,我们经常有接触。王老现在是遵义市“国宝级”的人，参加二万五的就剩他一个了,他退休后，一天也没闲着，遵义会议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机关、部队、单位.、中小学的礼堂与教室、到处都有他的身影。他到处宣传长征精神，他要让后人记住长征，记住长征精神，记住那段中国革命的历史。他退休后担任了几十所中、小学校的课外辅导员，被我们遵义人民赞为“永不退休的老红军。”
此时，车子已行至遵义市委宿舍，正好老市委书记坐轮椅出来，梁连长忙叫我停车说：“他住在王老楼下，问他比较清楚”。梁连长下车问后回到车上说：“王老住在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我们前去医院看他”。
到达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大门口，汽车拥堵不得进去，为争取时间(晚上要赶到成都)，我下车背上摄影包，拿上三角架，步行前去医院干部病房，经询问，王老在住院大楼四楼肛肠科住院，我们一行即往住院大楼赶去。
在四楼肛肠科护士站查询，王老住在该科，护士长要我们去遵义市委老干部局联系，我们说明情况，表明来意并递上有关证件说：“请你帮联系下，征求他本人及家人意见。”过了不一会，王老女儿王英出来，听明我们来意后说：“欢迎家乡的人来看我父亲。”并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们走进病房，王老还在午休，王英请大家坐下后，进里屋请他父亲出来，一脸睡意的王老脸上仍带着笑意，九十八岁的老人步履稳健地走了过来，大家带着敬意迎上前去与王老握手，老刘握了右手还高兴地说：“我们再握下左手”。
在采访后得知，1915年5月，王道金出生在江西省兴国县崇贤乡东富村。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共青团，1935年2月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过中央苏区二至五次反国民党“围剿”的战斗。参加了长征。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军战士、班长、排长、连长，陕北红军大学学员，红一方面军供给部政治指导员。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一二0师第七一八团第十一连政治指导员、警卫八团第一营副政治教导员、警卫一团直属部队政治协理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解放军第二十二旅卫生处、热河骑兵团政治委员，独立一师、第一四四师供给部政治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入中南军大、解放军第四高级步兵学校学习，毕业后任赴朝慰问团秘书长、第一四四师干部部部长、师党委常委，解放军第四十一政治文化干校副校长、党委副书记， 1958年转业任贵州省铜仁专区第一副专员、铜仁地委常委，中共遵义地委副书记。1955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10月离休。
王老回忆说：“我于1934年10月从瑞金出发，经过于都参加长征，从江西出发先后突破了敌人的信丰、宜章、湘江等四道封锁线，在我印象里，最残酷的战役是湘江渡口战役。我当年在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第四师，我师强先渡过了湘江。
在渡江时，我们几个人一起往对岸打，在敌人密集的火力攻击下，子弹呼呼地从身边擦过。过浮桥时，突然旁边就有两名战友躺下了，我一看，是同村的。直到过江后清点人数，才知道，我连队１２０多人，到了对岸只剩下一半。而牺牲的那几十名战友，指导员在后来点名时总要先把他们的名字念一遍。
渡过湘江召开黎平会议后，红军北渡乌江，占领遵义，红军占领遵义时，我担任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第十一团警卫连连长。遵义会议时，我所在的部队担任着会议警戒任务，游走在乌江以北、遵义以南，肩负100多公里的防务。
当年的任务非常重要，那可是生死存亡的关头，红军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到了遵义，出不得一点差错。我带领警卫连驻扎在遵义的南白镇，这里是当时遵义最大的镇，连续三天，每天我都率警卫连往返90公里警戒，并打退了敌人的数次偷袭，保卫了遵义会议召开和首长们的安全。
红军以遵义为临时根据地，包括桐梓县、赤水等县在内，后国民党重兵压境，红军又南渡乌江，强渡金沙江，我们红三军团将会理县外围敌人清除了，会理县城墙很高，红军准备用三、四天打下会理城，四天头上还没打下，毛主席命令撤出战斗。
部队向大渡河前进，到达大渡河的安顺场，我们架了三座浮桥，由于上游水大，都被冲掉了，又没有几条小船，部队渡河困难，这时，国民党的几十万部队紧随后逼近，毛主席命令强夺泸定桥，红一军团占领了泸定桥后，大部队都过了河，我们打下了天全、庐山、宝兴三个县后，翻过了夹金山，与李先念率领的部份红四方面军红军在懋动会合。
由于张国焘的分裂中央，我们只好过草地北上，红一军团走在前面，我们红三军团走在后面，所以吃的更困难，还要阻击追敌。有时候到了一个地方，粮食都被先头部队征完了，我们都没有征到吃的。8天的行程，带的干粮满打满算不够用7天。肚子饿了，就挖草根吃，那是一种茅草，扯出来后根上有一截白色的部分，我们吃的就是那个草根，树皮可没吃过，走了8天的路，连一棵树都没见到，哪来的树皮吃啊。”
长征途中，我得知王老三次负伤，他都能坚持得住，不掉队,不拖队伍的后腿。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上级组织把王道金送到陕北红军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明白了很多道理，思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接力传递，王老还是火炬手。
时间过得真快，瞬间就近17点，我们只好告辞王老赶往成都。
作者戴廷耀
编辑：严京平《白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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