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科举考试与以往不同之处在于，把算学列入了考试科目，而不仅仅是考查四书五经、八股策论，可以看出在被迫开放国门后，朝廷开始侧重于选拔出一些应用型、技术型的人才来。

这一年的新科状元被贵阳举子赵以炯高中，这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原因在于赵以炯乃是云贵两省自隋唐有科举以来拔得头筹的第一人。在如此耀眼的光环衬托下，以二甲第五十名得中进士的江西新淦举子黄家杰，就显得有些平平无奇了。

可一场考试的成绩很难全面彰显出一个人的能力，有些人读书学习很厉害，步入比学堂更为复杂的社会就很难施展出才华。十九年后（1906年），官场失意的赵以炯辞官返乡，在贵阳家中病逝，出道即巅峰的他除了高中状元，仕途上担任科举考官、提督学政之外，再无什么政绩。

反观黄家杰，先是去翰林院做编修，而后外放到安徽阜阳做了个七品的县太爷，再之后被人诬陷遭贬，在经历了连番的揉搓滚打后，终于等来了识得他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时任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被提拔为东三省渔业总局的首任总办。

由于办事得力，宣统元年（1909年）十月初九，黄家杰升任绥化知府，官至正五品。然而这个知府不是那么好当的，否则也不会自光绪三十一年清廷批准设立绥化府，至宣统三年这五年多的时间，知府就换了五任官员。不同于前面四位，黄家杰是唯一一位在绥化知府位置上干满三年的人。

当时的绥化府涵盖了今天北林区、绥棱县、庆安县三地，黄家杰上任后立即在当地设置新式的消防队、师范学校，建立电灯厂，绥化城开始使用电灯，开设邮局、设置审判厅，将现代化基础设施引入了这里。

不过，就在他正踌躇满志地规划着下一步建设的时候，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突然发生了。

宣统二年秋，城内一名被沙俄从西伯利亚与大清边境遣返回乡的劳工突然高烧、咳嗽、吐血，没几天就死了。更为可怕的是，这名劳工家里的其他人也先后出现以上症状，医治无效身亡，且死后皮肤呈现紫红色。

黄家杰得知此事后，立刻派警员封锁了得病一家的院子，同时叫来城中几名大夫商量对策，众人一致认为这应该是鼠疫，其中一名大夫也通过验尸证实了这一推测。

之后的数天内，城中越来越多的人遭受感染，就连当时验尸的大夫也病死了。一时之间，百姓人心惶惶，大家争相抢购治疗鼠疫的药材，然而不知为何服用后并不见效，于是更加不敢出门，平日里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人影寥寥。

黄家杰将此事上报黑龙江巡抚，请求派大夫、医药前来支援。然而此时事态的严重性已经超乎了所有人的预料，据记载，11月9日哈尔滨出现首例感染者，四天后蔓延至长春，而后绥化府、呼兰府等六七十个州县相继发现病例。这场疫情已经在整个东三省蔓延开来，甚至有向河北、山东等地蔓延之势，死亡人数激增。

当时京城主事的是宣统皇帝的生父——醇亲王载沣，载沣见事态严重，立刻指派北洋陆军调动陆军军医学堂的医护人员，由陆军军医学堂副监督、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任全权总医官，前往东北实施救援。

伍连德经过实地考察，发现这次的鼠疫与传统的通过跳蚤在鼠与人之间传播的腺鼠疫不同，而是一种通过飞沫传播的、能在人与人之间通过呼吸道扩散的新型鼠疫——肺鼠疫，而且这次传播鼠疫的并非老鼠，而是当时被大肆捕猎用于制作皮草的土拨鼠。

所以即便当时各地大肆灭鼠，鼠疫依然肆虐，服用治疗腺鼠疫的药物也并不会起什么作用。而隔离患病人员及疑似病例，沿铁路线设置检疫所、临时医院，暂时切断东三省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往来就成了必行之举。

伍连德的应急方案一出，黄家杰立刻结合绥化城中实际情况，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

一是将轻、重症状感染者分开隔离。

二是将绥化城分为东、南、西、北四个区块，禁止人员跨区流动。

三是从哈尔滨防疫局领回消毒粉，按比例兑水后，逐户喷洒消毒。

四是以焚烧方式处理死者尸体。

五是选派专门负责统计疫情信息的队伍，及时搜集信息。

六是保证后勤物资供应。城内所有商家全部停止营业，由知府统调，每日派送必要的生活物资。

如此奋战四个月后，至1911年4月底，这场席卷东北三省的鼠疫终于被全部消灭，据统计整个东北地区死亡人数共计6万余人，其中黑龙江14812人，绥化1583人。

知府黄家杰因防疫有功，应急处理及时妥当，被朝廷加封三品衔，其后更是剿匪得力、处事公允，深受百姓爱戴。由于能力卓著，在民国时期升任了安徽省省长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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