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马逢迎是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古代封建社会官场上司空见惯，令人作呕不齿。

随着权力越大，官位品阶越高，拍马屁逢迎之害也随之攀升，当掌握国家大权的执政者喜好拍马逢迎时就会形成马屁文化，误国害民，莫此为甚！

《孟子告子下》有这么一段话：“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
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

这段话的大概意思就是：臣子顺从君主，逢迎拍马屁助长君主的“恶”只算是小罪，真正的大罪是那些投君主所好，迎合昏庸的执政者，引导他去干坏事。孟子总结说：现今那些当官的士大夫们全是在迎合国君的恶行，他们都是诸侯的罪人。

自古以来“长君之恶”如同过江之鲫，多如牛毛，君王身边的阉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官场上领导身边这类人也是同牛魔王身上的虱子一样多，单纯对权力的谄媚而已。

“逢君之恶”的段位要求则相对来说高一点，比如君王、领导、老板这些人有作恶以权搞钱的想法，但又不敢，或碍于身段或者吃相没有行动。

但那些“聪明”的下属或者臣子，揣摩出上位者的心思，千方百计搞到比君主期望的更多的钱，这样讨得上面的欢心，这种罪恶危害甚大，令人作呕唾弃。

“逢君之恶”在古代史书中基本都是能名列奸臣传，比如唐玄宗李隆基登基后励精图治，先后任用姚崇，宋璟等贤相，开创开元盛世。

在开元中期，李林甫只是吏部侍郎，在达官显宦云集的京城，并不起眼。但善于权谋谄媚的李林甫，多方结交宫中的宦官和妃嫔，从而及时掌握了唐玄宗的喜好动态，并据此揣摩迎合，故他进呈的奏疏或回答玄宗所问之事，都极为符合上意，由此获得玄宗的赏识，进而拜相。

彼时的李隆基已年过半百，不再像开元初年那样选贤任能、励精图治，而是更愿意沉醉于奢靡浮华之中，享受盛世果实。

理政能力一流又处处“逢君之恶”的李林甫正好与之匹配，不断想办法搞钱以满足李隆基的享乐需求。

作为玄宗朝任职时间最长的宰相，李林甫是盛世的建设者，也是破坏者。李林甫在相位19年，独揽朝政，为所欲为，“安史之乱”与他也有很大的关系。

南宋的秦桧杀前线大将岳飞也是“逢君之恶”，迎合昏君宋高宗赵构投降苟安的心理，杀忠良以屈膝求和，秦桧千古奸臣的“成就”达成。

清代学者袁枚，年轻有为。二十出头就出任县令。赴任前向恩师伊文瑞辞行。

老师问：“你此去都准备了什么？”

袁枚恭敬地答曰：“准备了一百顶的高帽”。

老师一听就不高兴了：“年纪轻轻地就搞这一套？要勤政务实才对啊对！”

袁枚忙回答道：“恩师有所不知，现在这年头，大家都喜欢听人溜须奉承，像您这样洁身自好、德高望重的人简直是一股清流，凤毛麟角啊！”

老师听了很高兴就没再批评他，袁枚从老师家里出来后感叹：“帽子送出一顶，还剩九十九顶高帽子了”。

俗语有云：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奉承话，好听的漂亮话谁不爱听呢。

俗语又有云：千错万错，马屁没错！从人性角度出发，批评和劝谏相当然是刺耳的。无论是“长君之恶”或者“逢君之恶”相对于批评劝谏，成本更低且安全。

批评和劝谏或许不一定完全是爱朝廷，为了社稷江山，为了百姓，

但“逢君之恶”的人揣摩引导君主或者领导心思，必然是有个人私利需求在里面的。上位者则在享“恶”之中迷醉，并不介意这位“聪慧心思机敏”的部下为他自己谋取私利的。

就像很多皇帝对于臣子的贪污受贿，作奸犯科是非常清楚了解的。明朝嘉靖帝对于严嵩严世藩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毫不知情吗？乾隆会对和珅贪污一无所知吗？

只不过是“逢君之恶”的人脏活干的太“漂亮”了，并且十分贴心的为君王背了坏名声。但必要时，他们也会像手纸一样被君主扔进垃圾桶。

昏君们享受了奢靡的生活，奸臣们获得了权势与金钱，仿佛他们都有了一个光明的未来。实际上，江山社稷被他们嚯嚯了，百姓们遭了殃，“逢君之恶”的奸臣们则被扔进垃圾桶，随同他们曾经深爱的君王埋入王朝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