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磊
笔者曾见到一张略显发黄的民国七年奉天省长公署布告，落款处赫然印着十个黑色楷体大字：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该布告内容虽仅一百三十二个字，却涉及到三种在近代东北金融发展历程中举足轻重的纸币：奉天官银号（东三省官银号）小洋券、东三省官银号大洋券和东三省官银号汇兑券，而它的背后，可以看到张作霖——这位当时奉天（今辽宁省）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与自二十世纪初就盘踞在东北的日本人之间，在金融领域明争暗斗、软硬兼施的历史烟云。
张作霖字雨亭，是民国时期赫赫有名的政治人物兼奉系军阀首领，1927年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的最后一任国家元首。在这张布告发布的民国七年，张作霖只是一个省级干部，离成为东北王还有一年左右的光景。只是按当时官场和民间的习惯，把各省的督军都尊称为“大帅”，所以张作霖也就成了张大帅。这张布告发布的具体时间是1月29日，农历腊月十七，离过大年还有不到两周的时间，可张大帅却一点过年的心情都没有，原因只有一个，日本人每天都在东三省官银号里用小洋券不停地兑换白花花的银元，再这么折腾下去，奉天的金融就要彻底崩盘了。日本人倒不是故意让就任奉天督军兼省长的张作霖为难，早在他的前任张锡銮和段芝贵当政那会儿，日本人就已经在折腾这事了。
张作霖
从历史上看黄金与白银的比值，前者一直是后者的数倍至十数倍，而且自19世纪后期开始，世界银价几乎是一路下跌的。但是这种情况在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后被逆转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金本位制解体，白银对黄金的比值呈现上升趋势。此时，盘踞在东北的日本侵略势力开始蠢蠢欲动，利用国际上银贵金贱、银价飞涨的大形势和奉天小银元市价偏低的小环境，囤积奉小洋券，然后在东三省官银号各下属的分号大量兑换小银元，运至海外牟取暴利。他们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牟取高额利润，还希望通过掀起挤兑风潮，将当时奉省的主要流通货币——奉小洋券摧垮，进而摧垮奉省的支柱性金融机构——东三省官银号，并最终摧垮奉省的经济，使其经营的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等能独霸奉省金融市场，在这片垂涎已久的土地上攫取更多的特权与利益。
自1914年起，盘踞在东北的日本势力与中国金融掮客相互勾结，以奉小洋票为主要囤积对象，在奉天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挤兑风潮。时任奉天都督、被袁世凯封为“镇安上将军”的张锡銮向国务卿（即国务总理，系袁世凯统治时期改“国务院”为“政事堂”后产生的官职）徐世昌报告“昨、前两日日人数十持纸币数十万向官银号兑现，号伙婉劝不去，向日领商阻不允，至此已无解决之法。”同年，外交部、财政部也曾联合致电驻日公使陆宗舆，告之“此次奉号忽受兑现风潮甚为剧烈，闻乃日人举动，用意叵测……惟查此项纸币，奉省人民视为通货者已久，向无兑现之习惯，今一旦遽令兑现，势必惹起金融之恐慌”，盼他利用在日本政界的人脉关系，“将此中利害速向日外务省密陈，转电奉省日领维持大局”。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直到1915年段芝贵坐上奉天巡按使的宝座，挤兑风潮依然愈演愈烈，每日兑出的小银元达到近二百万元，造成奉天市面弥漫着紧张的氛围，商品交易、货币流通均受到很大程度的损害。
东三省官银号小洋券
1916年6月16日，从“洪宪皇帝”的宝座上被打回原形的袁世凯一命归西。四天之后，其铁杆亲信、“洪宪朝廷”的一等公段芝贵从奉天挂印而去，退隐天津。此前，已当上奉天督军兼奉天巡按使的张作霖，顺势掌握了奉天省的军政大权，同时也无可避免地开始直接面对日本人在金融方面制造的这个大难题。张大帅刚刚履任，一心想赚个“碰头彩”，于是就琢磨着如何迅速平息“小日本”煽动起来的挤兑风潮，好让奉天的百姓见识见识他张作霖的能耐。张大帅的手下——东三省官银号督办王树翰、代理总办刘尚清提议，“窃查前因奉省金融艰困已极……咸以所拟改用大银元为本位，凡持旧有小银元券者皆折合大银元之价以兑换券付之，最为抵制兑现之要点”，于是，布告中提到的第二种纸币——大洋兑换券横空出世了。
大洋兑换券，又名大银元票，以现大洋（即七钱二分银元）为兑换币种，由于当时现大洋相当于小银元一元二角，故大洋兑换券也相当于奉小洋票十二角。当然，对于大洋兑换券的发行，张大帅事先也派人与日本人进行了交涉和商议，双方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但是，接下来这件事张大帅就不理日本人的茬儿了。1916年11月10日，张作霖将与日本人勾结倒卖奉小洋券、帮助推动挤兑风潮的奉天兴业银行副经理刘鸣岐、瑞昌恒钱庄执事吕兴瑞等五人，判决后押赴奉天怀远门外的刑场执行枪决。一手硬、一手软，张大帅初战告捷。但张作霖高兴的时间并不长，一方面，奉省的小洋票发行过多，大洋兑换券的印制、发行及被公众接受认可均需时日；另一方面，日本人还在不断制造舆论破坏奉天当局的币制改革，如1916年8月10日在奉天颇有影响的由日本人创办的《盛京时报》就对大洋兑换券的发行大放厥词，公开指责奉天当局“财政上之捣乱，已呈不堪设想之状态。一旦以小银票换给大银元能否免去风潮，尚不可知，而大银元恐亦有时而穷也。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此为奉天当局今日救济金融之政策”。
东三省官银号大洋汇兑券
1917年奉天的日本人依旧在挤兑小银元，张大帅也依旧在为这事儿上火。此时，一个叫王永江的人登上了奉天的政治舞台。王永江字岷源，号铁龛，奉天省金州（今大连市金州区）人，懂经济善理财，是奉系统治集团里文治派的领军人物，被著名的东北史学家金毓黻称为“民国时期东北政治人才中的巨擘”。王永江被张作霖任命为奉天省财政厅厅长兼东三省官银号督办后，通过调查研究，全盘考虑，最终想到了一个解决之道。这年的11月中旬，王永江联合东三省官银号总办刘尚清、会办冯绍唐向张作霖呈上了一道条陈——《拟请发行大洋汇兑券以维金融》，先谈严峻的形势，“惟近年受外人兑现之挤，应付万难，今欲贷钞票于地方，是不啻授利源于外人”，接着讲发行新钞的必要性，“不发官钞，私帖无替代之资，而金融无转生机之策”，然后转入正题，“惟有由职号发行一种大洋汇兑券，在天津、北京折汇上海规银，务使汇兑券与兑换券生同等之效力，凡商民交易，公家征收，一律通用”，最后将“枪口”对准东北的日本侵略者，“日本正金钞票作汇上海规银汇兑之权，久已操诸外人之手。即为挽回利权计，亦非推行汇兑券不可”。张大帅观之大喜，接到条陈的第二天，就直接向即将离任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梁启超致函，要求发行汇兑券，“……拟即发行京、津汇兑券以资应用……已另文咨请备案，尚希格外通融，准予照办”，其急迫之情，见于字里行间。
东三省官银号大洋票
1918年奉天经济的开年大戏就是筹备发行东三省官银号汇兑券。为此，张大帅发布了前文提到的《奉天省长公署布告》第一号，向全省商民及暗中搞破坏的“小日本”正式宣布：“案查奉省官银号发行大洋汇兑券一案，业经咨部核准并通令各属在案。此项汇兑券系为推行便利起见，内分一元、五元、十元三种，与大洋兑换券有同等之效力。在小洋票未收清以前，互换价格亦照案以加二计算。凡商民交易、公家征收一律通用，不得留难阻滞，合行布告商民人等一体遵照，此布”。与此同时，张大帅又派人与驻奉日本总领事多次交涉，最终以将奉省银行公会准备金的一部分（约合日本金圆三百万元）存入日本总领事指定的朝鲜银行为条件，换取了日方同意将过去的小银元票进行“限制兑现”改成了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不兑现”的条款。这一年的7月，东三省官银号汇兑券正式发行，同时规定：凡在省内用钱的，每汇兑券一元统统按照小洋一元二角定价；而到外埠用钱的，则按照当日的行市，汇交津洋申银。这种做法不仅有力地稳定了奉天的金融形势，而且广受商民的欢迎，收效甚好。
这种奉天商民乐于使用的汇兑券，被老百姓称为“奉大洋票”，一直流通到“九·一八事变”才告停止。在此期间，财政部印刷局、京华印书局、美国钞票公司、东记印刷所等多家纸币印制机构都承担过印刷任务，累计发行达五十亿元。
追古思今，遥想当年的风云人物和往事沧桑，不由让人感慨良多。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官方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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