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日本陆军特务田中隆吉在华北开设走私公司“大隆洋行”，结识了一位自称“龙文”的中国商人。见这位龙文先生出手阔绰大方，田中隆吉以为对方是大老板，便有意同他做一笔大生意。

为稳妥起见，避免上当受骗，田中隆吉安排手下特务暗中调查了龙文的底细，结果令日本特务震惊不已，原来龙文是伪装者，他的真实身份是国民党军统局在平津一带的负责人马汉三。

马汉三这个名字，田中隆吉刺激极大。

正是此人，制造了让日伪当局极度恐慌，全城戒严长达两个多月的“麻子杀人案”。

1940年秋，马汉三获悉日本天皇派特使视察北平的重要情报，便与部下策划暗杀行动，以显军统抗日的威力。

当时，日本特使住在铁狮子胡同一带，经常骑马外出。马汉三捕捉到这一行动规律后，于11月29日上午，率领两名军统杀手埋伏在附近的一家酒楼里。当日本特使骑马出现后，马汉三随即命令军统北平站行动组组长麻景贤骑自行车尾随，麻景贤追踪到锣鼓巷附近时果断开枪，两名日本特使一人当场被击毙，一人受重伤。

完成暗杀后，麻景贤由锣鼓巷逃出城外，藏匿在西山一带的亲戚家中。日本人展开全城大搜捕后，有目击者为了赏钱告密，说凶手脸上长有麻子，于是日本人下令关闭城门，全城戒严抓麻子，并将此次暗杀称作“麻子杀人案”。

由于凶手特征明显，麻景贤存在侥幸心理，1941年初，麻景贤不幸暴露，被日本宪兵队逮捕杀害。不久，军统在北平、张家口等地的地下交通站也遭到搜捕和破坏，马汉三的叔父马德明、前妻朱凤珍和众多部下均被日本宪兵逮捕，马德明拒不招供，被酷刑折磨致死，马汉三年仅两岁的小女儿也不幸夭折。

日本人的这次行动，对军统在平绥一带造成了毁灭性打击，侥幸逃脱的马汉三无法安身，最后只好南下逃往香港，暂避风头。

军统老板戴笠在北方重用马汉三，一方面是因为马汉三能力出众，另一方面是因为马汉三在北方人脉极广，在军统内部，马汉三被称为“北方活地图”、“平绥电话簿”。

这次，田中隆吉意外地查到了马汉三的行踪，不敢怠慢，没有犹豫，立即会同张家口的日本特务机关秘密逮捕了马汉三。

抗战时期的军统大特务，有很多非常的“邪”。他们抗战，有时候跟日本人死磕，似乎并不是出于信仰，更像是乱世搏击，所以一旦被捕，他们往往会变节。在军统的潜规则里，对于大特务变节，戴笠的思想也很“邪”，认为变节的特务如果利用好，依旧可以上演无间道。

正因为如此，在暗战激烈的地区，例如上海、北平，军统大特务的身份往往非常复杂，许多都是人不人，鬼不鬼的。

马汉三也是这个德性，虽然跟日本人有血海深仇，但被捕之后，他很快就供出了所有底细，不仅如此，为了保命，他还将戴笠委托他暂时保管的九龙宝剑奉上，此剑是乾隆皇帝的随葬品，异常名贵，孙殿英东陵盗宝后将其献给戴笠以示讨好。

马汉三玩这些很溜，不知他与日本人达成了怎样的交易，又或者就是这把乾隆宝剑起了关键作用，最后田中隆吉不仅释放了马汉三，而且还配合他编造了“九死一生”的脱险经历。

但是日本人留了一手，马汉三的一切情况，都被秘密地掌握在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手中，包括他交出的那把乾隆九龙宝剑。

1945年，马汉三调任军统局本部布置处处长，日本投降后，马汉三以国民政府接收大员的身份担任北平肃奸委员会主任、军统局华北办事处主任、军委会北平行营二处处长等要职。

其间，马汉三收受贿赂，大发横财，引起了戴笠的注意和不满。

1946年3月，戴笠到北平将马汉三受贿及侵占敌产逆产的情节查得一清二楚，而后秘审了被收押的川岛芳子。

川岛芳子为了活命，招供了一切，并交出了九龙宝剑。

从整个事件的全程来看，有一个感觉非常强烈，那就是马汉三始终被戴笠玩于股掌之中，在戴笠的眼皮子底下，他根本没有秘密。

关于戴笠之死，有一个说法流传很广——马汉三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察觉到戴笠已了解实情，他知道戴笠心狠手辣，绝不会放过自己，便决定先下手为强。

3月16日，戴笠从北平飞往青岛会见美海军第七舰队柯克上将，但柯克已去上海，戴笠便于3月17日飞离青岛。马汉三安排心腹潜入青岛，偷偷在飞机上安置了定时炸弹，结果戴笠在南京附近的岱山机毁人亡。

杜月笙的小儿子杜维善知道当年许多内幕，他坚决认为，凭借戴笠的警觉以及滴水不漏的安保措施，马汉三根本没有可能在戴笠的专机上安装炸弹。

对此，国民党高层其实是心知肚明的。

如果顺着上述的逻辑，认为马汉三一直在戴笠的股掌中蹦跶，那么也可以认定，戴笠绝不会给他暗杀自己的机会。

种种迹象表明，待到时机成熟，戴笠是要杀掉马汉三的，甚至可以讲，戴笠已在马汉三的名字上打了√。

如果这是历史的真相，那随后发生的事情就好解释了。

戴笠死后，到了1948年，马汉三极力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绝不是什么昏招，而是为了保命拼命在寻求靠山。

而戴笠的继任者毛人凤之所以要杀马汉三，不是为了给戴笠报仇，而是杀马原本就是戴笠早已定下的，符合军统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