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两种文化中选择。
我个人经历过很多选择的机会，比方说，插队的时候，有些插友就选择了说点什么，到“积代会”上去“讲用”，然后就会有些好处。
有些话年轻的朋友不熟悉，我只能简单地解释道：积代会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讲用是指讲自己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心得体会。
参加了积代会，就是积极分子。而积极分子是个好意思。
另一种机会是当学生时，假如在会上积极发言，再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就可能当学生干部，学生干部又是个好意思。
这些机会我都自愿地放弃了。
选择了说话的朋友可能不相信我是自愿放弃的，他们会认为，我不会说话或者不够档次，不配说话。
因为话语即权力，权力又是个好意思，所以的确有不少人挖空心思要打进话语的圈子，甚至在争夺“话语权”。
我说我是自愿放弃的，有人会不信——好在还有不少人会相信。
主要的原因是进了那个圈子就要说那种话，甚至要以那种话来思索，我觉得不够有意思。
据我所知，那个圈子里常常犯着贫乏症。
二十多年前，我在云南当知青。
除了穿着比较干净、皮肤比较白皙之外，当地人怎么看待我们，是个很费猜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以为我们都是台面上的人，必须用台面上的语言和我们交谈——最起码在我们刚去时，他们是这样想的。
这当然是一个误会，但并不讨厌。
还有个讨厌的误会是：他们以为我们很有钱，在集市上死命地朝我们要高价，以致我们买点东西，总要比当地人多花一两倍的钱。
后来我们就用一种独特的方法买东西：不还价，甩下一叠毛票让你慢慢数，同时把货物抱走。
等你数清了毛票，连人带货都找不到了。
起初我们给的是公道价，后来有人就越给越少，甚至在毛票里杂有些分票。
假如我说自己洁身自好，没干过这种事，你一定不相信，所以我决定不争辩。
终于有一天，有个学生在这样买东西时被老乡扯住了——但这个人决不是我。
那位老乡决定要说该同学一顿，期期艾艾地憋了好半天，才说出：哇！不行啦！思想啦！斗私批修啦！
后来我们回家去，为该老乡的话语笑得打滚。
可想而知，在今天，那老乡就会说：哇！不行啦！“五讲”啦！“四美”啦！“三热爱”啦！
同样也会使我们笑得要死。
从当时的情形和该老乡的情绪来看，他想说的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那一句话的头一个字发音和洗澡的澡有些相似。
我举这个例子，绝不是讨了便宜又要卖乖，只是想说明一下话语的贫乏。
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
话语圈子里的朋友会说，我举了一个很恶劣的例子——我记住这种事，只是为了丑化生活；但我自己觉得不是的。
我在沉默中过了很多年：插队，当工人，当大学生，后来又在大学里任过教。
当教师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术性的课程，在讲台上只讲技术性的话，下了课我就走人。
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
当然，我还有一个终生爱好，就是写小说。
但是写好了不拿去发表，同样也保持了沉默。
至于沉默的理由，很是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
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
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三十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
假如在今天能证明我当时犯了一个以偏概全的错误，我会感到无限的幸福。
我说自己多年以来保持了沉默，你可能会不信；这说明你是个过来人。
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
这种怀疑是对的：因为我既不能证明自己是哑巴，也不能证明自己不会写字，所以这两件事我都是干过的。
但是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
我们听说，在过去的年代里，连一些伟大的人物都“讲过一些违心的话”，这说明征税面非常的宽。
因为有征话语捐的事，不管我们讲过什么，都可以不必自责：话是上面让说的嘛。
但假如一切话语都是征来的捐税，事情就不很妙。
拿这些东西可以干什么？
它是话，不是钱，既不能用来修水坝，也不能拿来修电站；
只能搁在那里臭掉，供后人耻笑。
当然，拿征募来的话语干什么，不是我该考虑的事；
也许它还有别的用处我没有想到。
我要说的是：征收话语捐的事是古已有之。
说话的人往往有种输捐纳税的意识，融化在血液里，落实在口头上。
在这方面有个例子，是古典名著《红楼梦》。
在那本书里，有两个姑娘在大观园里联句，联着联着，冒出了颂圣的词句。
这件事让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两个十几岁的小姑娘，躲在后花园里，半夜三更作几句诗，都忘不了颂圣，这叫什么事？
仔细推敲起来，毛病当然出在写书人的身上，是他有这种毛病。
这种毛病就是：在使用话语时总想交税的强迫症。
我认为，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极。
一极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
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话是强征来的税金。
在这两极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
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
中国的读书人有很强的社会责任感，就是缴纳税金，做一个好的纳税人——这是难听的说法。
好听的说法就是以天下为己任。
我曾经是个沉默的人，这就是说，我不喜欢在各种会议上发言，也不喜欢写稿子。
这一点最近已经发生了改变，参加会议时也会发言，有时也写点稿。
对这种改变我有种强烈的感受，有如丧失了童贞。
这就意味着我违背了多年以来的积习，不再属于沉默的大多数了。
我还不至为此感到痛苦，但也有一点轻微的失落感。
开口说话并不意味着恢复了缴纳税金的责任感，假设我真是这么想，大家就会见到一个最大的废话篓子。
我有的是另一种责任感。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些社会学研究，因此接触了一些“弱势群体”，其中最特别的就是同性恋者。
做过了这些研究之后，我忽然猛省到：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
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
在中国，人们以为同性恋者不存在。
在外国，人们知道同性恋者存在，但不知他们是谁。
有两位人类学家给同性恋者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做Word is out。
然后我又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
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
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
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作为最后这种人，也有义务谈谈自己的所见所闻。
我现在写的东西大体属于文学的范畴。
所谓文学，在我看来就是：先把文章写好看了再说，别的就管他妈的。
除了文学，我想不到有什么地方可以接受我这些古怪想法。
赖在文学上，可以给自己在圈子中找到一个立脚点。
有这样一个立脚点，就可以攻击这个圈子，攻击整个阳的世界。
几年前，我在美国读书。
有个洋鬼子这样问我们：你们中国那个阴阳学说，怎么一切好的东西都属阳，一点不给阴剩下？
当然，她这样发问，是因为她正是一个五体不全之阴人。
但是这话也有些道理。
话语权属于阳的一方，它当然不会说阴的一方任何好话。
就是夫子也未能免俗，他把妇女和小人攻击了一通。
这句话几千年来总被人引用，但我就没听到受攻击一方有任何回应。
人们只是小心提防着不要做小人，至于怎样不做妇人，这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就是到了现代，女变男的变性手术也是一个难题，而且也不宜推广——这世界上假男人太多，真男人就会找不到老婆。
简言之，话语圈里总是在说些不会遇到反驳的话。
往好听里说，这叫做自说自话；往难听里说，就让人想起了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
仔细考较起来，恐怕聋子、哑巴、绝户都属阴的一类，所以遇到种种不幸也是活该——笔者的国学不够精深，不知这样理解对不对。
但我知道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任何人说话都会有毛病，圣贤说话也有毛病，这种毛病还相当严重。
假如一般人犯了这种病，就会被说成精神分裂症。
在现实生活里，我们就是这样看待自说自话的人。
如今我也挤进了话语圈子。
这只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圈子已经分崩离析。
基于这种不幸的现实，可以听到各种要求振奋的话语：让我们来重建中国的精神结构，等等。
作为从另一个圈子里来的人，我对新圈子里的朋友有个建议：让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看看傻不傻，疯不疯？
有各种各样的镜子可供检查自己之用：中国的传统是一面镜子，外国文化是另一面镜子。
还有一面更大的镜子，就在我们身边，那就是沉默的大多数。
这些议论当然是有感而发的。
几年前，我刚刚走出沉默，写了一本书，送给长者看。
他不喜欢这本书，认为书不能这样来写。
照他看来，写书应该能教育人民，提升人的灵魂。
这真是金玉良言。
但是在这世界上的一切人之中，我最希望予以提升的一个，就是我自己。
这话很卑鄙，很自私，也很诚实。
（全文完）
（源自电子书《沉默的大多数》，作者王小波。转载仅供分享与交流，如涉侵权，烦请联系晓崇删除。如有需要《沉默的大多数》电子书的朋友，可以在文后留言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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