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2月22日清晨，在成都城中心皇城明远楼前，一个穿着内衣，留着枯辫，须发斑白的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大汉四川军政府”的士兵砍下了脑袋，现场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这个被砍头的老人，就是曾经的四川总督赵尔丰。
赵尔丰之死，曾令许多人感叹，大清覆亡之际，本该死的贪官污吏，豺狼虎豹，几乎一个没死，反倒是一个忠臣、清官，一个戍边数载，平叛西藏叛乱有功的民族功臣，最终却落得这个下场。
凝视这一幕，历史显得非常残酷。
有些悲剧人物，在波诡云谲的末世，注定在劫难逃。
话说赵尔丰，绕不开他的家族。
赵尔丰出自晚清政治豪门。
其父赵文颖是进士出身，在知府任上抗击太平天国战死，他的四个儿子因此成为晚清“烈士子弟”，受到朝廷优待。
历朝历代，父辈是高官的“烈士子弟”，稍有能力，一般都能混起来。赵家四兄弟，不是稍有能力，而是个个都有大才，大哥赵尔震、二哥赵尔巽是光绪十三年的同科进士，四弟赵尔萃是光绪十五年的进士，老三赵尔丰虽然没有考中进士，读书略逊一筹，但就胆略、见识而言，他不仅是四兄弟中的第一人，也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
赵家四兄弟，两个是封疆大吏，一品大员总督，一个是二哥赵尔巽，另一个就是老三赵尔丰。
晚清时期，朝廷中真正具有霹雳手段的鹰派人物，可能数不过五个手指头，纵是曾国藩那样的中兴名臣，也只是对阵太平天国时心狠手辣，一旦面对列强，照样是窝囊样，至于后来的李鸿章就更别提了，说他是鸽派都算抬举他。
要论霸道，振奋民族精神，如果将收复新疆的左宗棠排在首位的话，那么次席非平定西藏叛乱的赵尔丰莫属。
没有左宗棠，新疆就没了；没有赵尔丰，西藏大概率也就不在中国版图内了，说他们是那个时代的民族英雄，是一点不为过的。
比较左宗棠的雄才大略，强势收复新疆，赵尔丰平定西藏叛乱，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他的霹雳手段，杀伐果断。
但是，赵尔丰最后死，也是死在这个杀伐果断上。
他的杀伐果断，对付外来强盗，民族分裂分子可以，但想以此对抗时代的洪流，汹涌澎湃的民心，则显得太悲哀，太自不量力了。
1911年7月31日，赵尔丰再次受命于危难之中，从二哥赵尔巽手中接过四川总督的大任。在当时，这是一桩佳话，因为在同一总督大任上，兄弟相继的“盛事”，此前只有李鸿章、李翰章兄弟创造过。
清廷在这个时候用赵尔丰，就是想用他的强硬手段，弹压愈演愈烈的保路运动。
清末的保路运动，简单说就是这么一回事，早先清廷没钱，为建汉口至广州、汉口至成都两条铁路，搞民间集资，在川粤湘鄂四省弄了不少钱，等到渡过难关，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鼓动下，清廷撕毁契约，不讲信用，单方面宣布将铁路收为“国有”。
当时，广东华侨多，与洋人关系密切，又是“乱党”发源地，清廷觉得惹不起，答应在粤集资全部退还；湖南人彪悍，湘军势力不好惹，两湖自古又是一体，清廷也不敢得罪，于是湘鄂两省的筹款也退了；唯独四川，清廷觉得好欺负，不但不答应全额退款，而且还将余下的七百多万截留了。
清廷这样搞歧视，欺负人，彻底激怒了四川人，于是四川保路运动如烈火烹油，愈演愈烈。
赵尔丰虽然素以强硬著称，但一开始，他还是相当理性的，并没有被黑布蒙眼，他曾上奏清廷，强调四川百姓争路是极正常的事，主张采取温和的方式，协商解决问题。
但清廷不为所动，这中间，除了清廷中枢已经烂到根，还有一个原因，有人想害赵尔丰。
这个人就是端方。
此人在直隶总督任上，因慈禧出殡时拦路拍照，被弹劾“大不敬”而丢官，四川保路运动闹起来时，他虽复出谋了个汉粤铁路督办大臣的差事，但根本不满足，一门心思地想做回封疆大吏，而赵尔丰屁股底下的那把交椅，便是他想夺的。
晚清的几大名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在某些时候都有些权臣的影子，这其中有一个标志，就是敢玩抗旨的把戏。
当时的赵尔丰，看到民意如此汹涌，朝廷还要一意孤行，其实也可以玩抗旨不遵的把戏。
但是，他没有，而是选择了无条件服从。
从这个角度讲，他算是很纯的忠臣。
颇为讽刺的是，就在他选择无条件忠于清廷的时候，一块黑布也就蒙住了他的双眼。
他开始偏激地相信自己的霹雳手段，以为自己的铁腕能够战胜滔滔民意。
1911年9月17日，赵尔丰以督看邮传部电报的名义，诱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九名领军人物。
成都市民闻讯，手捧光绪牌位，冲击官署，要求放人。
处在这种局面下，赵尔丰竟然下令开枪，杀了三十二人，酿成了震惊全国的“成都血案”。
“成都血案”之前，赵尔丰其实还有不小的回旋余地；但枪一开，他和四川百姓就结下死仇，凶多吉少了。
眼见局面愈演愈烈，清廷有意推赵尔丰出来做替罪羊，赵尔丰意识到危险后，只得主动和咨议局政府议和。
双方谈的结果是，赵尔丰以继续掌控巡防营为前提，同意交出政权。
事后看，赵尔丰这是陷入了强人陷阱，他以为拥兵可以自保，殊不知，这是求死之道。
于是乎，在昔日部下尹昌衡的阴谋布置下，开头的一幕很快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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