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潘龙
1938年5 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抽调了约50 名干部，由郭洪涛率领从延安出发， 于5 月20 日到达中共泰安南上庄山东省委驻地。这批干部有：段君毅、霍士廉、杨国夫、王文、高锦纯、王彬、钱钧、何光宇、鲍辉、史秀云、白炎波、刘建中、白备五、苏杰、钟辉、周赤萍、戴凤鸣、黄志才、赵纯、孙光、罗春生、刘涌、刘圣永、杨士进、闻述尧、杨刚毅、杜明、王海珊、李国厚、张正富、陈宏、吴瑞林、潘维舟、杨士敬、林启荣、黄金铭、李德学、李习齐、李炎、罗绩伟、吴坤等。高克亭与马千里中途返回延安，后于8 月随黎玉、张经武到山东。
5月末，山东分局了解胶东特委情况后，对林一山和曹漫之私自改组提出了批评，决定派从延安来的王文、高锦纯，分别担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三军”总指挥，吕其恩任特委组织部长，林一山为宣传部长，柳运光为统战部长，张修已为民运部长，林乎加任青年部长，李紫辉为妇女部长。
在到达胶东时，王文、高锦纯先到掖县县城，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高锦纯向郑耀南领导的我党胶东掖县抗曰游击第三支队传达了苏鲁豫皖边区省委的指示，介绍了由王文任胶东特委书记，高锦纯负责军事的情况，传达了中央的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角的洛川会议精神。然后继续往东，由张文通带着这一行人来到黄县石良镇，与胶东特委和三军会合。
对于山东分局的批评和延安派王文、高锦纯担任中共胶东特委书记、“三军”总指挥一事，林一山认为是受到排斥和打击。
青岛市红色文化研究会”的公众号发表了《胶东抗日根据地创始人之一高锦纯》一文，文章中披露了这样一个插曲：在黄县石良镇召开会议时，“林一山来的晚一点，前面的事情不了解，就要求王文和高锦纯拿出省委介绍信，这回真难办了，因省委改名还没有介绍信和印章等办公印鉴，高锦纯一看慢慢说我来解决，马上让黄志才给郭洪涛发电报，报告了王、高因无法证明身份存疑的问题。不多时，郭洪涛和林浩联名来电，让张文通介绍情况。张文通又把前面的话再说了一遍，林一山听后非常尴尬。王文见状就说这个事过去了，咱们研究如何落实省委的要求吧……。”
林一山在《忆余.胶东和辽南》中说：“中共中央派人到山东成立中央山东分局，并派人往胶东接替我的工作。由于从中央派来的干部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并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因为是中央派来的自然就有威望），那时在胶东存在的一些矛盾问题，他们大部分顺利地解决了，胶东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但是他们的工作也存在缺点，主要是宗派主义思想。他们没有听取我的意见，而是去听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意见，否定了我在起义工作中的成绩，并且在一次会议上批评我，说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出身，没有受过布尔什维克的严格的锻炼……”在《随想》一文里林一山说道：“我当时受到排斥和打击，很多人认为我担任宣传工作是合适的，其实我的困难只有我知道。一般说人都要讲名誉、地位……”
可见，林一山在许多回忆材料里把个人的作用进行了夸大，许多事与事实不符。
王文和高锦纯带着6名机要人员和1部电台，拿着山东省委的指令，一来到胶东马上发号施令，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改编，并加强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
8 月初，王文、高锦纯、吕其恩、林一山、宋澄、柳运光、贺致平、孙瑞夫等来到掖县，商讨第三支队和第三军两支主力部队合编的问题。随后，派李耀文到第三支队任政治委员。8月12日，根据中共山东省委指示撤销了第三支队番号，第三支队正式合编入第三军。第三支队3000余人枪被编为五个营，其中大部分被编为第三军第六十二团，郑耀南任团长，其余一部编入第三军第五十五团。
张家洛回忆：“到了七月初，我们三支队内部问题解决了。蓬莱的问题，是高锦纯跟王文到胶东后解决的。他们到胶东，高锦纯接了林一山三军的指挥。林一山他那时叫主席，高锦纯来了以后叫指挥。王文接替了曹漫之代理特委书记的职务。高锦纯到胶东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武装整编蓬莱二路，那是在七月中旬吧。当然这个事情该不该整编，该用什么方法，这个我不加议论。这样再加上七、八支队在四月底五月初，解决黄县王景宋的问题。王景宋大概有四五百人枪吧，把他缴械了。还有，我们内部事情的解决。这样蓬、黄、掖三县抗日根据地的雏形形成了。这个时候三军与三支队的统一，势在必行。”
第三支队与第三军合编，在三支队内部引起强烈反响：“我们三支队有三千多人枪，三军还不足两千！”，“我们有银行、兵工厂、被服厂、报社，月收入不下三十万，三军有什么？”，“在三军机关的领导成员中，掖县人一个也不安排，也太不公平了！”对这些反响，三支队特支特别是郑耀南顾全大局，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他说，掖县的党，掖县的部队所以有今天，都是党领导的结果。过去，我们时刻盼着上级党的领导，到处寻找党的关系。今天我们把部队交给上级党来领导，这不正是我们长期以来的希望吗？党的武装，就应该交给党来统一领导，现在就是时候了。王文感慨地说：“老郑真是一个好同志！”
8月15日，胶东特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利用统一战线合法名义，争取抗日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以蓬、黄、掖三县的抗日民主政权为基础，建立我党领导下的山东省第一个专区级抗日民主政权——胶东北海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曹漫之任专员，并任八路军胶东北海区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于仲叔任副司令员。当时专署设有：民政科、财政粮食科、国民经济科、教育科和北海银行。其科长分别为王伟仲、陈文其、赵笃臣（黄县商会人士）、李国屏，胡亦农任秘书长，北海银行行长是张雨田（原任青岛中鲁银行经理，后逃跑了）。并设有地方法院——山东省高等法院北海分院，院长为王可举（系无党派进步人士）。
专署成立后，直接领导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并重新任命三县县长，曹漫之兼任黄县县长，孙端夫任蓬莱县县长，于烺任掖县县长。由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不同意建立北海专署，1938年12月，胶东特委根据省委指示派出代表到广饶县与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代表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撤销北海专署，所辖蓬、黄、掖三县抗日民主政府允许保留，三县县长曹漫之、孙端夫、于烺，经国民党山东政府报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由院长孔祥熙正式委任。北海专署，也不得不于同年12月底，对外宣布撤销。实际上1939年3月北海专署撤出黄县之前，仍继续行使管辖三县的职权。
1938年8月下旬，第三军与第三支队合编后，随着抗日根据地的扩大，胶东特委和第三军部总部继续西迁，由黄县城迁驻掖县城。
1938年8月，为了加强党对整个胶东地区的领导，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省委改称）决定在中共胶东特委的基础上组建中共胶东区委，王文任书记，吕其恩仍任组织部长。同时，为了统一领导胶东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重新成立胶东军政委员会，王文任书记，委员有高锦纯、宋澄、吕其恩、林一山、曹漫之等。
9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山东省委改称）根据毛泽东、刘少奇6月6日致电山东省委书记郭洪涛《关于山东的基干部队可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队的番号》的指示，对各地抗日武装进行了初步整编，确定胶东区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五支队。
1938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生七周年这天，整编后的部队在掖县沙河镇东河滩举行了隆重的建军大会。胶东特委书记王文宣布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与胶东抗日游击第三支队正式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
五支队的建立标志着胶东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由独立分散走上了集中统一，胶东从此有了正式番号的八路军。五支队辖五十五、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4个团，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委，赵锡纯任参谋长，于眉任政治部主任。11月，又整编为十九、二十一、二十五旅三个旅：十九旅辖五十五、六十一和六十三团三个团；二十一旅辖六十二和六十四团两个团；二十五旅辖六十五团。
这支英雄的武装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成为4个军2个师又25个团，在许世友、林浩、聂凤智、吴克华、彭嘉庆、刘浩天等指挥下，仅原第41、27、31、32四个军的不完全统计，歼敌就达到75万余人之多（其中抗日战争14.6万，解放战争58.5万，抗美援朝2.1万），涌现了中央军委授予的“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华东野战军授予的“潍县团”，纵队授予的“塔山英雄团”、“守备英雄团”、“白台山英雄团”等诸多集体和夏侯苏民、任常伦、刘奎基、魏来国、鲍仁川、程远茂、黄相和、刘坤、蔡萼等一大批全国著名的战斗英雄，以及迟浩田、张万年两位军委副主席为代表的一大批高级将领和党、国家领导人，为中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根据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关于 “胶东应创立以大泽山为中心的根据地”的指示，沙河整编完成后，中共胶东区委于1938年9月下旬同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五支队司政机关及胶东军政干校、兵工厂等，一起由掖县城进入掖县南部与平度、招远、莱阳接壤的大泽山区葛城村一带，拉开了开辟大泽山抗日根据地的序幕。
葛城村位于莱州境内最高的山峰——海拔500多米的马山东麓的山坡上，仅有居民100多户，这里群山环抱、绿树成荫，时至今日，与外界联系的通道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从外面看去很难辨认是个村庄，而站在村里方圆数公里的村庄田野尽收眼底。
为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建立党群组织，吕其恩决定往胶东敌占区派遣人员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王斗生在《抗战时期在烟台》中回忆：“1938年，我在蓬莱滦家口战斗中负伤，伤愈后调到胶东军区后方司令部军事科工作。11月的一天，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刘坦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烟台从事地下活动，开展党在敌占区的工作。随后，组织部吕志恒同志也跟我谈了话。他不但对我去烟台工作谈了许多具体意见，而且还给我介绍了烟台的有关情况和几个主要关系，让我想方设法把烟台党的地下活动开展起来，以推动胶东抗日形势的发展……组织上派我到这样重要的地方开展工作，不但是对我的信任和重用，也是给我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于是，我愉快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1938年12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改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山东分局决定成立中共胶东区委。
12月6日,胶东区委在葛城竹林寺召开了为期4天的第一届党员代表大会。与会代表60多人。会议听取了王文、高锦纯等领导作的形势报告和工作报告；讨论决定了抗日救亡的大政方针和斗争策略；选举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胶东区委员会。大会选举王文任书记。王文、高锦纯、吕其恩、林一山、宋澄、贺致平、曹漫之等7人为区党委常委；柳运光、于克恭、李紫辉、高嵩、于己午、于烺等6人为区委执委；孙端夫、丛祺滋为候补执委。中共胶东区委隶属中共中央山东分局。这是山东抗日根据地第一个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区党委。中共胶东区委的建立，标志着胶东地区的党组织建设和抗日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1939年2月1日，日军张宗援、伪军刘桂堂部沿烟台、潍县公路侵犯掖县。为粉碎日伪军的进攻，保存有生力量，更便于开展山地游击战，当月26日，胶东区党委和第五支队领导机关迁驻大泽山东麓的莱阳县（今莱西，当时莱西尚未析置）西北部山区，胶东区党委机关驻张格庄（今莱西市南墅镇青山村），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司令部驻山后村，《大众报》社驻东馆村，抗日军政学校驻北泊和于格庄村，后方医院驻山里吴家村，继续领导胶东区的抗日斗争。
在胶东区党委和第五支队撤出蓬黄掖三县县城的平原地带、进驻大泽山东麓山区的同时，第五支队的一部转移到蓬黄栖交界的艾崮山区，组建了蓬黄战区指挥部，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山地游击战，1939年以后，黄城阳村一带也成了胶东“小延安”，胶东兵工厂、被服厂、修械所、北海后方野战医院、北海电话总局以及蓬黄栖三县党政机关等要害部门也先后住进这里。
为进一步扩大党的队伍和影响力，吕其恩日夜奔波，积极在附近发展党员、建立组织，为胶东地区党组织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不但培养使用了一大批领导干部，胶东地区党的建设也卓有成效。刘同均、田荣在《吕其恩在胶东》一文中写道：“8月，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决定将胶东特委改为胶东区党委，王文任书记，吕其恩继续任组织部长。1939年6月3日，胶东区党委召开全区组织部长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重视在实际斗争中培养、选拔和使用干部。这时，胶东区党委辖东海、西海、北海、南海四个区，吕其恩领导的组织部为党培训、考核、调配了大批党、政、军、群等各个方面干部，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
随着党员数量的增加，胶东党的基层组织也很快发展壮大起来。尤其是1938年下半年开始，党的基层组织蓬勃兴起，遍及各地，到1938年底，胶东有掖县、蓬莱、海阳、莱阳、招远、栖霞、黄县、文登、潍县、昌邑、诸城等11个县成立了县委，其余的县也都有了党的组织。共产党员人数由抗战初期的1840名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63064人（不含青岛市、滨北区、潍坊的部分县），占山东抗日根据地党员总数的31.5%，占全国党员总数的5.38%。在恶劣的条件下，胶东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革命意志和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战斗精神，使胶东党组织最终成为领导人民革命事业的坚强核心。
胶东地区党建工作的成功，迅速引起中央的重视。1939年5月13日，中央书记处专门发出《中央关于胶东工作的指示》，对胶东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给予肯定。《中央关于胶东工作的指示》指出：“中央认为胶东党在仅仅五十个同志努力之下，年余发展了数千党员，创造了六七千人的党领导的队伍，这是伟大的成绩。……”。
1939年6月3日，吕其恩代表区党委主持召开了全区组织部长会议，总结了前段胶东地区在党的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定》，吕其恩在会上部署了胶东今后党组织的发展工作，提出“要大量地发展党员”，同时指出要“保证党员的质量”，使胶东地区党的组织建设逐步成熟与壮大。
1939年7月12日，山东分局决定，中共胶东区委改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第三区党委，王文任书记，吕其恩仍任组织部长。
根据中央《中央关于胶东工作的指示》中关于“提拔本地干部，培养本地领袖”指示精神，1940年上半年，北方局和山东分局决定让山东省牟平县人、24岁的林浩来到胶东组织工作，9月24日，接替王文担任中共胶东区委书记兼胶东军政委员会书记，成为“中共胶东抗日根据地的一把手”，王文为改任副书记。
年轻的胶东共产党组织，经过抗战的洗礼日益稳定、健全、壮大，党员队伍也不断增加，在大量发展党员和为党培训、考核、调配党政军群干部，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胶东人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付出了巨大牺牲，作出了历史性的特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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