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红军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将领张辉瓒被我军活抓，他麾下的18师被我军打败，许多官兵被我军俘虏。
当时这群人中很多人在了解了我军的政策后选择加入了红军，有三人更是在25年后，成为了开国大将。
那么他们三人分别是谁？又分别为中国做了什么贡献呢？
其中一位正是开国“战将”刘金轩将军。
刘金轩将军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刘金轩，1908年出生在湖南省一个贫苦的家庭中，出生后不久母亲由于身体不好去世了，父亲也常年不在家，刘金轩从小就自力更生，更是能吃苦，从小就培养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1926年，刘金轩参加了北伐，加入了唐生智的革命军第八军并加入了国民党，后期被调到张辉瓒的国军第18军。
作为一个贫苦家庭出身的孩子，加入国民党后，本以为可以改变命运，保家卫国，并能够解救像他一样的贫苦人民，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然而事与愿违。加入国民党后，他亲眼目睹了国民党部队的腐败，对人民的剥削，国民党这些行为让刘金轩非常失望，认为国民党现在方向不对，与他的价值观非常不符。
1930年张辉瓒作为国军18师师长参与了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此战18师大败，几乎全军覆没，刘金轩也被红军俘虏。
在此之前刘金轩对国民党已经充满了失望，在苏区生活的这段日子他看到了红军与人民的团结，看到了红军与国民党的不同，此时的他才发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决定加入我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刘金轩表现非常英勇很快就从班长慢慢升到了营长，后面还参加了苏区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帮助部队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抗日战争时期，刘金轩率领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榆辽战役等重大战役，多次重创了日军，粉碎了日本“愚蠢”的计划。
解放战争时期率领部队参加了上党、吕梁、豫西战役，开辟了陕南根据地，为我们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1984年4月27日，刘金轩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第二位开国大将曾被毛主席称为“红军通信工作的开山鼻祖”，此人便是王诤。
王诤出生于江苏武进县的一个耕读之家，上学后主攻无线电，毕业后由于能力出色，被人推荐进入了国民党。
王诤心怀报国，后面被俘也是毫不犹豫的加入了红军，成为了红军通讯工作的“开山鼻祖”。
当时红军通讯条件相对较差，我们没有电台和电讯技术人员，全是靠着通讯兵传递命令，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只缴获了18军一部“半电台”只能收报而不能发报。
这时可把王诤难住了，王诤还是决定试一试，利用收报电台来获取电讯稿，要知道当时的最新信息对于在大山里的红军来说可是能“救命”的。
当王诤把获取的电讯稿给毛主席看时，毛主席笑着说：“这不就是没有纸的报纸吗？”毛主席更是称赞王诤“千里眼和顺风耳”。
此后王诤更是用这半部电台截获了敌军重要情报，为红军胜利立下了功劳，随后，在此基础上红军成立了第一个无线电队，王诤成为首任队长，王诤为我军培养了很多无线电人才。
在长征中王诤的通讯队保证了红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络通畅，帮助我军顺利的转移。
抗日战争中，为了满足全面抗战的需要，王诤在延安组建了八个战略无线电网络，包括队八路军、新四军各战略区以及抗日游击队的中央军委联络网，共80多个联络对象，这些网络在传递作战发挥了很大作用。
王诤和他的团队还破获日军的密电码，为我军提供了大量宝贵的情报。
后面还创立了延安新华语言广播电台，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后，党中央就是利用这个电台首先发了朱德发布的七道命令。
最后一位是开国少将李治，他与毛主席也有着很深的渊源，甚至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感谢。
李治出生在江西永新，早年立志学医，毕业于南洋医科大学，毕业后被迫从军，并在张辉瓒部被红军伏击后被俘，由此加入了红军。
一次毛主席前往前线一线部队视查，此时看见一位陌生年轻人正在救治伤员，非常认真，便问：“这位年轻后生是谁，很面生啊。”
得知了李治经历后产生了兴趣，一直等到李治忙完手术见了一面。
当主席知道李治是江西人便说：“李治你是江西人，我爱人贺子珍也是江西人，那咱俩也算是半个老乡了。”
毛主席幽默的话语让紧张的李治放松了下来，毛主席用随和的态度与李治交流，俩人像朋友一样聊了好久。
毛主席的平易近人，让李治更加感觉自己选择了加入红军没错。
李治在红军时期凭借着精湛的医术救过很多人，这其中就有贺子珍。
1935年红军在贵州六盘水盘县遭遇敌机轰炸，而这时的贺子珍为了保护一名受伤的红军团长将他推进掩体，而自己被炸到了，轰炸结束后，贺子珍已经倒在血泊之中了。
见到此状，所有人都认为贺子珍同志牺牲了，围在她身边痛哭，在队伍后面的李治听到消息立马赶了过来。
李治捏了下贺子珍的手腕发现还有脉搏，立即开展手术，手术很顺利，李治取出了她体内的弹片并成功止血，贺子珍转危为安了。
当得知此事后毛主席当面进行了感谢，李治微笑着说这是他的本职。
新中国成立后李治在军事学院卫生部和高等军事学院院务部担任要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虽然三人之前都是国民党官兵，但是加入红军后都纷纷体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卓越的个人才能以及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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