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刚刚“卸任”旅大地委副书记的刘顺元，经过几个月的辗转奔波，来到了山东青州闵家庄的华东局驻地。
当见到陈毅、饶漱石等人，刘顺元有些垂头丧气，因为，他并非心甘情愿卸任的，而是被驻守旅大的苏军逼着离职的，说的更难听点，就是驱逐！
见到两位领导，刘顺元没有先倒苦水，而是满脸惭愧的对二人说，自己在旅大没有跟苏军搞好关系，犯了错误！
听到这话，陈毅、饶漱石很吃惊，刘顺元是山东博兴人，比陈毅小2岁，跟饶漱石同岁，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虽然他是1931年才参加革命，但他入党，是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亲自批准，足见组织对他有多看重。
在此后的革命岁月，刘顺元也没让同志们失望，他先后3次被捕入狱，但始终坚贞不屈，还被国民党以“坚不自首，恶性甚深”为由，判了10年。
革命后的刘顺元，一直在地方上工作，从最初的济宁特别支部做起，短短十余年，便做到了安徽工委组织部长、苏皖省委书记。
抗日战争结束后，刘顺元又被派到了东北，先是担任辽宁省委副书记，又被任命为旅大地委第二书记兼关东公署副主席。
解放战争初期的东北，是中共经营的重中之重，在这时候能在东北当地委书记，足见刘顺元的不凡。
事出必有因，刘顺元虽然没办好事情，但无论是陈毅还是饶漱石，都没有责怪他，而是听他讲为何会被“驱逐”。
然而，当听完来龙去脉后，陈毅和饶漱石的反应，却截然不同。
饶漱石责怪刘顺元不注意刮胡子，不讲究衣着，而陈毅却说，刘顺元不算犯错误，反而夸赞他有民族气节！
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刘顺元会被苏军驱逐呢？仅仅就因为不刮胡子，不讲究衣着？当然不是，而是因为刘顺元“反苏”！
事情还要从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说起。
日寇投降后，为夺取有利战略要地，以防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共从华北、华东、西北抽调十万大军和数万干部，奔赴东北地区。
当时，刘顺元是淮南区党委副书记，做了多年地方工作的他，很清楚东北的战略意义，再加之对苏联仰慕已久，也想跟苏方多些接触，以便学习苏方的先进经验，便主动要求去东北工作。
可是，当他带着妻子，风尘仆仆赶到沈阳，就从东北局的同志们口中，听到了一个令他吃惊的消息——东北局被苏军赶出了沈阳城，苏军司令部还威胁东北局，如果不撤，就用坦克赶他们走。
苏军的这一举动，大大出乎刘顺元的意料，他有些不可置信，这是“老大哥”能干出来的事情？
半信半疑的刘顺元，并没有在沈阳过多停留，而是乘坐苏军管理的火车，奔赴自己的目的地——旅顺。
等到了旅顺，眼前的场景，让刘顺元不得不相信东北局同志们的话了，只见一辆辆满载着中国的铁轨、机器以及其他物资的列车，正呼啸着驶往苏联。
不仅如此，刘顺元还亲眼目睹了苏军士兵的一些不堪之举，一瞬间，苏联的神圣光环，在刘顺元心中黯然失色。
到了旅大，刘顺元感觉更加直观，当地老百姓称呼他们是“大鼻子”，对他们的反感，甚至不亚于日军。
刘顺元曾亲眼看到苏军将子弹和冲锋枪偷出来换酒喝，也亲眼看到他们，将民宅的珍贵地板撬走，烧火取暖。
因为看不惯，刘顺元特意跑了一趟苏军司令部，善意的提醒苏军长官，要注意约束士兵。
然而，苏军司令部的答复，却让刘顺元瞠目结舌：“攻占柏林，他们是有功的，难道还能因为这点小事情，就枪毙他们？”。
到旅顺没多久，为了能与苏军紧密合作，刘顺元等人开始筹备关东行政公署，很快，双方就出现了第一个矛盾点，那就是官员的配备问题。
苏军认为，这个公署，应该他们控制，因此，他们准备任命大商人迟子祥当主席，而且，财政厅长、建设厅长、商业厅长，也由迟子祥推荐。
此事一出，刘顺元等人气愤不已，因为这个迟子祥是个大汉奸，在日本占领旅顺期间，曾担任商会会长，劣迹斑斑，用这样一个人当公署主席，如何服众？
然而，苏军却不管这个，他们之所以选迟子祥，是因为苏军进旅大后，他是第一个打出维持会的旗帜表示欢迎的，不仅如此，只要每逢集会，此人都会高呼“慈父万岁”，苏军对他很有好感。
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迟子祥听话，完全听命于苏军，这更有利于他们在旅大搜刮。
害怕出乱子，刘顺元立马将此事上报东北局和南满分局，很快，他便得到了答复：“旅大是苏军管制区，大方针还是以苏军为主！”。
上头都这样说了，刘顺元还能怎么办？最终，这个迟子祥当了主席，而刘顺元，则兼任了副主席一职。
开始共事后，刘顺元更难受了，在苏军眼里，关东公署就是他们的附属，有事情了，他们从来不来，而是“召”公署的人去苏军司令部。
不仅如此，他们还要求公署的人回答问题或者报告时，必须站起来，先喊报告，说出职位名称，然后再谈正事。
这一要求，让刘顺元极其不舒服，他感觉在苏军面前不平等，就好似小学生在回答老师的问话一样，这让他不禁想起中国近代史上的种种屈辱。
除此之外，苏军还要求公署的人留长发、刮胡子，穿西装、打领带，美名其曰，害怕有人认出他们是八路。
某次，刘顺元遇到了急事，没来得及刮胡子就去了苏军司令部，他被苏军嘲讽是不是没钱去理发店，要是没有，可以给他几个钱。
苏军的傲慢无力，让刘顺元恼火至极，可为了大局，他还是选择隐忍。
真正让刘顺元忍无可忍的，是苏军对旅大肆无忌惮的掠夺。
苏军占领旅大后，发行了“军用劵”，并且要求当地必须使用，违者军法惩治，靠着大量发行这种货币，他们在旅顺、大连等地弄走了大量物资。
1947年5月，国民党东北行辕来人了，要求接管大连，当时的苏军，最害怕的，就是国军用他们发行的“军用劵”抢购物资，于是，苏军开始“货币改革”了。
他们要求居民拿着“军用劵”，到兑换所重新加盖印记，还在劵上贴了一张纸条，把原来面值较小的货币，变成了面值较大的。
如此一来，“军用劵”就大幅度贬值，本来，能买一只鸡的“军用劵”，一下子就只能买一个鸡蛋了。
除此之外，苏军还要求当地成年人，至少持有3000元加盖过印记的“军用劵”，16岁以下的，则至少持有1000元。
苏军这么一搞，老百姓苦不堪言，当地的经济活动和工厂生产，也受到极大影响，因此，刘顺元跑去苏军司令部反映情况，可苏军司令却蛮横的说：“我们不管这些！”。
不仅如此，苏军司令还要求刘顺元去大连电台，宣传货币改革的“好处”，刘顺元想都不想，就一口拒绝。
“货币改革”之后没多久，中苏双方要签一份合作协议，签协议的当天，刘顺元接到通知，让他拿着印章去大连的苏军司令部。
等刘顺元火急火燎赶到，却没人搭理他，让他等了足足2个小时，2个小时后，才有一个苏军校尉告诉他，签协议的地点改了，在旅顺的苏军司令部，刘顺元那个恼火呀。
压着火气，他又跑到了旅顺，到了之后，协议还没起草好，他又等了2个小时，然后才有人拿着协议出来，让他签字。
跟中国人签协议，却不允许中国人参与讨论？这可是事关中国权益的大事情啊，越想，刘顺元就越愤怒，于是他没在协议上签字，拂袖而去。
因为这个事情，刘顺元惹恼了苏军司令部，他们向莫斯科打了报告，要求将刘顺元逐出旅大。
对此，旅大地委还专门做了讨论，有同志对刘顺元的作为，表示支持和钦佩，当然，也有些人指责他是带头“反苏”。
1947年10月30日，苏军司令部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刘顺元离开旅大，为了大局，刘顺元不得不离开，紧接着，便发生了文章开头的一幕。
“刘顺元事件”，在当时闹得挺大，但不得不说，陈毅对对刘顺元的评价却很客观，他真的很有民族气节！
事情并没有就这样结束，回到华东局后，刘顺元被分配到刚刚解放的济南，担任特别市委书记兼警备区政治委员。
1949年，新中国成立，并跟苏联紧密合作，这时候，刘顺元的处境，就有些尴尬了。
新中国成立不久，苏联的一支代表团就来到了中国，明里是来庆祝新中国成立，暗里却是考察中国对苏联的态度，他们点名要去刘顺元所在的济南“看看”，看刘顺元有没有受到处置。
如此状况下，跟刘顺元相交10余年，对刘顺元知之甚深的刘主席，不得不忍痛让刘顺元动一动了。
1949年12月，“二刘”见面，在刘主席的劝说下，刘顺元写了一封检讨书，与此同时，他也被连降三级，去了华东局下属的财政经济委员会，担任规划局局长，做一些不需要出面的工作。
刘顺元这一“不出面”，就是3年时间，直到1953年“慈父”离世，在刘主席的指示下，他才重新出来工作，被江苏省委副书记一职，2年之后，担任江苏省副省长。
复出后的刘顺元，仕途也是充满坎坷，因为他性格刚硬，直言敢谏，浩劫中曾受7年牢狱之灾，再次复出后，担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1984年，81岁的刘顺元离休，开始享受晚年时光，1996年，刘顺元因脑溢血离开人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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