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忆江南按语】吴营洲与石飞成了死对头，其实这是杂文界的悲哀。其实杂文是很容易伤人的，记得13年前针对刘诚龙一篇“正能量”的文章作了评论，那实在是对事不对人，刘诚龙却大动干戈，他大抵是看了我文章《有关“民国时期”多余的话》最后一句“除非是个天生的奴才胚子”对号入座了，于此我没写一篇文章反击，那是听了《杂文报》刘晶副总编的劝告……现在想想是对的，写杂文已不易，之间再互相残杀，用汉·朱浮《与彭宠书》里的一句话来说“为亲厚者所痛，而为见仇者所快”，何苦呢？然而，今天不同了，刘诚龙竟然要阉割杂文，其在《文学自由谈》双月刊（2024年第5期）发《“行道杂文”的写法》以便“宫刑”操作化，“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作《杂文家是否该具有狗的嗅觉》与《杂文“瓦釜”刘诚龙》二“檄文”以讨伐。刘诚龙是个最忌讳他人批评的人，死要面子。他与《杂文报》与《杂文月刊》这河北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两兄弟关系密切，如今《杂文报》业已寿终正寝，而《杂文月刊》尚健在，是故特意于10月4日凌晨将二“檄文”发《杂文月刊》编辑新浪邮箱“通风报信”，估计用不了多久，“诚龙体”创始人将暴跳如雷矣！
有关“民国时期”多余的话
“民国时期”，乃“中国大陆对于中华民国有效统治中国大陆时期（1912年－1949年）的简称”。
时下“民国时期”研究的专家多如过江之鲫，本不想说什么，近日看了杂文家刘诚龙先生的《民国是什么样》一文，有了点“多余的话”。
刘兄不愧为擅长杂文之思想者，“语不惊人死不休”——
“民国时期”之“软实力”不佳：
“有些大学固然是‘自由思想，兼容并包’，但民国整体知识界、思想界，软实力好像实力十分软：报刊言论出了民国之定义域，多有封杀；鲁迅先生发表了许多很猛的意见，常常有遭暗杀之虞，幸好鲁迅先生名气大，加上还有“且介亭”等租界，得以苟全性命于民国，活到自然死……”
“民国时期”之“硬实力”也不硬：
“大学教授地位比较高，收入也可以，但揭不开锅的情形也多，西南联大诸教授不挣外快倘无积蓄，有几个养得活一家人？民国在大陆执政到末代，朱自清先生不吃美国救济粮，也只能是饿死……”
分析得实在好极了，着实使那些“热度好像超过了42度，尽是一片妄语谵言，真真骇人耳目”之民国史专家汗颜。
尽管有值得商榷之处——
只能偷偷摸摸地用“暗杀”，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将“刻薄”入骨的迅翁以法律的名义打成右派或关进监狱，说明当时法律还不至于名存实亡。
据《曾被歪曲了的朱自清死亡真相》所提供的资料表明：“虽然朱自清有9个孩子，但以他的地位和收入，并不至于饿死。当时教授的收入比普通民众强几十倍。翻开1948年的日记，人们没有看到他为食物短缺而苦的记载，相反，多的倒是下面一些文字：‘饮藕粉少许，立即呕吐’；‘饮牛乳，但甚痛苦’；‘晚食过多’；‘食欲佳，终因病患而克制’；‘吃得太饱’；……就在他逝世前14天的1948年7月29日，也就是他在拒领美国‘救济粮’宣言上签名后的第11天，他还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仍贪食，需当心！’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严重胃溃疡导致的胃穿孔，在北大医院去世。不过自从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朱自清就‘被饿死’了。”
“民国是什么样”？
繁华与破落共生！
历史地看待，一个处于危急存亡多事之秋的时代不容易了。
其实，这些明摆着的“软实力”与“硬实力”问题之外，“民国时期”似乎还有另类“问题”。
另类“问题”在哪里？
“民国时期”的刘文典在犹如国立之省立安徽大学校长任上骂了“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国统区”之北大与西南联合大学他照样还有谋生的可能与机会，“黑了东方有西方”，这在21世纪敏感词敏感的今天，足以令人不可思议。
窃以为，中国发明户籍与单位的人一定是个绝顶聪明的“牧民”者，深知“莅政而政荒，牧民而民散”之根源。
倘若“民国时期”有“瓮中捉鳖”样的“国家主管户政的行政机关所制作的，用以记载和留存住户人口的基本信息的法律文书”，形成人口户籍模式下的制度，有“一竿子打到底”般的“机关、团体、法人、企业等非自然人的实体或其下属部门”，形成工作单位屋檐下的“饭碗”，刘文典在这两把利剑下，敢口出狂言骂蒋总统是“军阀”吗？
这些思想之“刁民”是被“惯坏”的。
据说，刘文典在西南联合大学躲日本人飞机时，正好看见沈从文气喘吁吁地在跑向防空洞，他竟然不失时机地挖苦道：“你跑什么？我跑是为了庄子！”
你看，大有庄子者舍我其谁之意，简直狂到天上去了。都是独夫民贼蒋光头给整的。
要是蒋氏当初不给蔡元培面子，来一个彻底革文化的命，“做”了这个刘疯子，将会怎样？
那“杀鸡吓猴”的结果一定是“万马齐喑究可哀”，知识分子全成了“弄臣”抑或太监！
“民国时期”的专制不能容忍“左联五烈士”的政治性对抗，但能允许文人有文人的“文化的底气”。
当文人身上所显示的这最后一丝尊严没了，社会很容易“和谐”，很容易“稳定”。
蒋总裁不懂这一点？
那也太低能儿了，难怪会被赶到小岛上去，活该！
中国文化中最有生命力的是文人的“文化的底气”，在户籍与单位的发明前，其从未因朝代的更替而烟消云散过。
父亲是民国时期的“人物”，母亲是过来人。记得她老人家“文革”时常唠叨一句话：“人的五官刚好是一个‘苦’字。”
你别说，还真形神皆备。
且不论形，就神言，眼睛看到了，嘴巴还不能说，盖因嘴巴除了说的功能，还要吃饭，“鱼与熊掌不可得兼”，能不“苦”吗？
郭沫若不苦？
曹禺不苦？
巴金不苦？
除非是个天生的奴才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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