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前全国农村基层治理越来越规范也越来越正式了。在湖北H村访谈，周五下午，全体村干部都在村部便民服务中心上班，等待村民来村部办事。半天时间没有见到有村民来村部办事，事后询问，是有村民来开证明的，只是我没有注意到。到江南Y村调研，Y村13个村干部要应对上级46个条线工作，上面每个条线都有任务有考核有排名，并且任务都很饱满，村干部上班就忙个不停，其中有一项任务就是组织群众活动，其本意是加强村干部与群众联系，做好群众工作，实际上却变成村干部不得不频频请求积极分子来帮助“演戏”，以应对上级检查。Y村村干部忙是很忙，却基本上都是围绕上级工作要求在忙，实际上却很少接触群众，相当于空转。
Y村与H村是完全不同的两类村，其中Y村每年集体收入超过600万元，而H村集体收入接近为零。Y村村干部非常忙，H村村干部十分闲。当然，H村也要完成上级条线安排的各项工作，却因为条线考核基本上只要及格就行，考核比较粗糙，就对村干部构不成太大压力。村干部比较烦的是上级各个部门频繁要求填报数据。Y村上级条线安排工作十分细致，且检查严格，关键是要排名，各个条线工作都必须要争第一，村干部因此压力很大且十分繁忙。
Y村与H村的相同点是，村干部都要坐班，都不再能兼顾家庭经营，都开始变成专职村干部了。第二个相同点是，村干部主要工作是应对上级部门安排的工作，很少去做群众工作，即使群众找到办公室来，也只是按章办事，而不是积极主动去接触群众，动员群众，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
Y村和H村主要工作是对接上级任务而不是做群众工作，村级治理就是脱离群众的，就可以说是空转的。Y村完成上级条线工作耗时耗力、精益求精，可以说是极为内卷，H村虽然说不上内卷，却也是在空耗村干部的时间与村级治理的资源。
二、
2022年到浙江宁海县一个村调研。村干部每周二下午集体上班，开会议事，平时村干部不用上班，只要村文书在每天上午上班就好。村文书上班主要是为村民开各种证明。看起来这个村的治理不错，关键是村干部都有自己的事业，他们收入不靠工资，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工资而只有误工补贴。按他们的说法，误工补贴不够抽烟的钱。
一直以来，村干部实际上都是不坐班的，因为村庄工作具有很强季节性、突发性，坐在办公室等村民来办事，在熟人社会似乎没必要。也是因此，村干部是不脱产的，是没有工资而只有误工补贴的。村级治理成本极低，即使一些特别困难的事情比如“收粮”、“计生”，也大都是季节性工作。村庄有突发事件比如村民发生纠纷，村干部也是随时到村民家中调解，若有村民要出证明，给村文书打个招呼就行。
三、
总体来讲，当前绝大多数地区的村级治理都已经正规化了，包括村干部全职化、工资化，按规章办事，在设立的村部便民服务中心坐班，以完成上级安排任务为主，由上级考评，等等，以及村干部都特别忙，这样一种村级组织的状况，与过去村部根本就没有人，甚至很多行政村就没有村部，村干部主要在经营自己产业，顺便帮村民盖个章，村中有事再来办事，是极为不同的。前者可以称为有为的村级组织，后者可以称为无为的村级组织，前者治理成本十分高，后者治理成本十分低。
当前全国绝大多数有为也高成本的村级组织，大部分功能却并未用在接触群众、组织群众、回应群众需要上，而是用于回应上级要求，完成上级任务，甚至出现了普遍空转的问题。
本来村级组织是最基层组织，村干部最重要的功能是回应村民需求。在村级组织规范化以及行政化背景下面，上级部门通过向村级组织下派任务，并对任务进行考核，优先满足上级部门的需要，上级部门关心的首要问题是防范风险、推卸责任，其次是创造对上级部门有好处的经验，回应群众需要则排在靠后位置。
又由于全国不同地区农村情况差异很大，以及不同村庄情况差异很大，自上而下的卸责与创造政绩的逻辑，就变成对村级组织无穷无尽的任务与检查，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和任何一个部门出现的小概率事件都会不经研判地要求全国村级组织“吃药”，村级组织忙而无功，从而造成当前村级治理中普遍的“有为无治”：村级治理主要功夫都用在于应付上级形式主义，哪里还有时间和资源来回应村民需求呢？
四、
比较有趣的是，传统时期，农民主要都生活在村庄中，主要进行农业生产，村庄有着密集的人群的生产生活，而且，传统时期，国家要从农村提取税费，却很少为农村供给有效公共品，当时的村级治理中，村干部都是不脱产的，村级治理成本也是很低的，可谓是“无为而治”的。
当前全国农村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农村，越来越多农民进城去了，村庄只有留守老年人，再加上通过流转进城农民承包土地形成了适度规模经营的“中农”，农村人口大幅度减少了，之前紧张的人地关系也变得和缓。因此原因，过去农民之间的有些纠纷比如邻里矛盾几乎不再有了，可以说是“不治而治”。同时国家向农村投入越来越多资源，为农民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公共服务。这个意义上讲，国家不仅再向中农民汲取，而且为农民做各种好事。现在基层治理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可能就是“好事不好做”，这听起来颇为讽刺。
当前农村基层治理中的“有为”也来源于国家向农村转移了越来越多的资源，来自于国家为农村和农民做的越来越多的好事。现在的问题，在农村正在快速空心化、农村治理事务正大幅度减少的情况下面，如何将“好事做好”，基层治理到底应当通向何方，是当前学界和政策部门应当回答的问题。
五、
有为就需要有正规的村干部，就要给村干部发工资。苏南村支书年收入已接近30万元，一个村一年仅村干部工资就要花一百多万元，中西部地区，村支书报酬也要按乡镇副职收入来对应，甚至月收入不低于乡镇副职，但村干部仍然觉得报酬太低了，无法养家，以及最重要的是，村干部没有养老保险，也就没有退休保障。从村干部来讲，既然他们已经全职脱产工作，就应当让村干部具有与乡镇公务员同等待遇。这样一来，之前只是兼职的拿误工补贴的村干部，就只能上不能下，就变成了公务员队伍的一部分，就不仅要在他们当村干部时给报酬而且要对他们的养老负责。这样一来，全国60万个村，按每个村5个村干部计算，全国就得增加300万个公务员，即使按每个村干部每年各项财政供养经费10万元计算，全国一年就要支付3000亿财政资金。
如果高成本的“有为”能达到“而治”，这个成本也许是不得不支付的。若“有为不治”，这个成本就不应当支付。如果“无为”也可以“有治”呢？那为什么不“无为而治”呢？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当前基层治理中事事都追求精细，样样都要争第一，都进行顶格管理，都要防根本就不可能防得住的小概率事件，结果就可能带来基层治理的不可持续，因为在基层细小琐碎事情面前，只有低成本，才能有效率，以及才能可持续。
基层治理的法则是，面对细小琐碎的基层事务，应当有一个机动灵活非正规的基层组织体系来应对，基层治理无需最好，只要及格就行。每个基层情况都是特殊的，标准化、精细化和顶格管理必然造成基层治理的内卷、高成本、僵化以及不可持续。
在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村基层，依托党建引领和村民自治的“无为而治”，才是正确的方向啊。
2023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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