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张学良“开口说话”,述及其生平重大经历,其中对“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问题多有阐述。他说不抵抗政策是自己的误判，同蒋介石无关。
难道不抵抗政策真就是张学良自己的误判？
张学良没想到的是，2019年为了大选战胜国民党，蔡省长直接找出了封存多年的蒋介石原始手令。这也让九一八那段沉沦的历史真相浮出水面。
张学良
借口误判难以服众
在20世纪90年代，已经半身入黄土的张学良出面讲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尤其是对于大众非常敏感的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他本人做了许多的解释。
张学良说这个事情有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命令是他下达的。二是,他之所以下达不抵抗的命令,是没有想到日本会大规模地进攻,是对日本侵略形势的判断错误,“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三是,不抵抗命令与国民党中央具体讲与蒋介石无关,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没有下达过这样的命令。
晚年张学良
张学良这一说，打了很多人的脸。因为我们惯有认知认为这不抵抗政策源于老蒋。但张学良作为事件的亲历者却如此替老蒋开脱，莫非真的另有真相？
当年历史学家唐德刚也与张学良做了深入的的交谈。
张学良说:“关于‘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要郑重地声明……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他解释说:“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
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
张学良与唐德刚
张学良不仅一次提及这种论调，1991年，张学良在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的谈话中又提到了这一说法。
上述谈话可见张学良一口咬定，九一八事变爆发时，相关不抵抗政策全是他自己的判断，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无关。
这种一揽子把责任全归咎于自己身上的做法，实属罕见。针对这个说法，笔者有一点疑问。
张学良说自己误判，当时身为东北司令的他难道连这基本的眼光都没有？尤其是张学良并非没有收到关于日本会入侵中国的情报。
1931年7月2日万宝山事件发生后,7月6日,张学良收到时任国民政府外交次长的王家祯从“东京诸友”那里获得的日本对华政策的报告。
该报告指出:日本方面为了解决其领土狭小而带来的困难,“不得不急遽在大陆(指满蒙)定国家基础”,其“进行计划为,以朝鲜为根据地,以朝鲜人为与中国人冲突的先锋。日本以全力后援之,用武力侵略中国”。
这个报告已经把日本人的野心讲的很明白了，在结合日本近一年在东北频繁挑食的情况，张学良还能误判？
而且在这之后，张学良也不断得到“日本对东北之密谋”的情报。
如8月9日,他在给协助张作相料理东北政务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厅厅长吴家象的电报中,转述从日本得到的情报:
日本政府“拟乘我国时局不靖,欲一手解决所谓满蒙问题”,日本当局“虎视耽耽,往往藉口我官宪侵犯日本既得权及压迫鲜人,欲使冲突发生,然后乘机动兵,其阴谋甚大”。③基于这些情报,张学良认识到日本的动作,“事既关系满蒙存亡”。
张学良
这些报告已经把日本的野心和危害讲的很清楚了，连笔者不太懂军事打仗的人，也能够感受到问题的严重性，身为将军的张学良居然不知？
再者，在得知这些情报后，张学良还主动联系过蒋介石。
他连续两次致电蒋介石,提议讨论应对之策,并与时任东北边防副司令长官兼吉林省主席、有东北军“辅帅”之称的张作相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有许多互动。
如7月7日,张作相专门到北京与其商讨万宝山事件解决办法。
张作相
按道理，张学良不仅最清楚日本的危害，而且还做过主动沟通的努力，怎么后面又话锋一转，说自己误判导致不抵抗？
可以说张学良的言行充满矛盾。
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没几天，他就出面讲日本人的危害。指出:“日人之目的殊堪疑虑”,“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并将该处与满洲其它各处占领,成一作战行动”。“全般事件,系极端越轨行为。”
但是他只是这么讲，行动上却又懈怠日本。在1931年的9月22日张学良仍指示所部,如果日军进攻,“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期保全”,并以“至要”而强调之。”
如果说张学良背后没有受到他人的影响，他做出此等言行不一的行径实在有违自己的高位。
背后的原因只能说张学良的不抵抗不仅是他一人的主意。
那我们总是讲的老蒋是不是有对不抵抗政策推波助澜呢？我看还是有的。张学良晚年的回忆，多半是在混淆视听，想把责任全盘揽在自己身上。
张学良估计也想不到，在2019年，民进的蔡省长居然为了大选把国民党的档案都翻了出来。
最新史料揭露真相
上图是九一八事变第三天，蒋介石密令不抵抗的电报手令。
大致内容是：“沈阳日军与我冲突，我政府正严重交涉中。各地方民众爱国心里之冲动，自所难免，但切不可有激烈反日运动及报复暴举。免人更有所藉口，使外交益陷困难。应力持镇静，严守秩序，请兄负责维持为要。”
可见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的爆发，还是心存忌惮，想拖延了事，继续剿共，寄希望于国联外交解决冲突。
这个电报显示出蒋介石对日军的态度的确是不抵抗，本质上和张学良的主张几乎一致。相关史料也证实，蒋介石确实是向国联发出了申诉。
此外，还有一个电报也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决心。
上图是九一八事变半个多月后，日本军舰侵犯镇江，蒋介石密令地方不要惹是生非的电报：“日海军明日又来镇江，增加一艘。请注意，如其水兵上岸买菜等事，最好分与其交涉，由当地警局为其代买送船，以免纠纷。”
可见蒋介石是做好了忍耐的准备的，日军已经如此放肆，他居然还能忍下这口气。
针对上面的史料，有人提出了质疑。这老蒋的字不应该如此潦草，而且这手令为何用书法纸书写？
其实这手令是老蒋亲笔书写后交给发电报的人员去打，老蒋的随笔没那么工整也正常；而书法纸也没多大不妥，毕竟这只是临时书写交给办公人员的手令。
从上面的史料我们能看出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绝非一日之计。他能够在九一八事变后如此坚持不抵抗，想来也是深思熟虑。
可以说，蒋介石和张学良一样，都收到了日本的相关情报，做出的决定如出一辙。
那是不是就可以说是老蒋指挥张学良做出的那些不抵抗政策？
这也不妥。
原因在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前蒋介石确实没有过多干涉东北事务，自身也忙得不可开交。要是蒋介石早早下令，那东北出事的时候，也不至于张学良屡次致电他请示。
笔者认为最合理的解释应有两方面考量。
毫无主见酿成大祸
一是当时东北的外交事务归国民政府中央管，这一点张学良表示完全支持。在1930年11月至12月间,张学良在列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期间,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内部事务则征询张学良意见。
所以针对日本的挑衅，在外交层面的行动确实要交给中央来干涉，张学良不加过问，也无可厚非。在外交还未商定之际，他在防务方面便采取了观望态度。
二是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实际上是非常服从蒋介石，全心追随蒋介石的。
张学良与蒋介石
比如，1931年6月6日蒋介石发表以“剿灭赤匪”为主旨的《出发剿匪告全国将士书》,张学良于6月8日即发出《复蒋介石电》,称赞蒋介石:
“钧座负经文纬武之资,秉遗大投艰之任,谟猷筹划,海内同瞻。”表示“学良忝膺重寄,陈力戎行,仰指示之周详,幸遵循之有自,除将钧旨转谕所属外,敬当奖率师旅,惟钧座之命是从”。
这马屁拍的，足见其服膺蒋介石之心。以至于在九一八事变前的夏天，他就报告老蒋要尽快针对日本提出对策，但老蒋让他放宽心，他便没再多过问。
后来事态愈发严重之际，张学良也一心服从中央，服从蒋介石的安排。看到蒋介石忙于剿共和镇压广东反蒋派的闹事，他也只好观望不加以抵抗。
毕竟在那个时候，蒋介石早就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在这种方针的指导下，张学良自知他不能贸然出击日本，做出不抵抗政策自然同老蒋不谋而合。
其实，说到底，张学良彼时在东北是不太有主见的。
他明知日本的嚣张计划，却又顾忌中央的方针安排，只得一直观望等待，采取不抵抗主张。
事变发生前的许多行动虽说不是蒋介石直接下令指挥，但多多少少也深受蒋介石方针之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张学良会做出不抵抗行动，不足为奇。
在那种历史条件下，张学良执迷于服从国民政府中央，迷信蒋介石，最后做出错误的指挥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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